一、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奉上谕：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张为幻，实以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然朕往复思之，若伊讪谤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也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不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谤乎！上年此事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仇怒之意，笑而览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之。嗣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给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日案内著邪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
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于允缇，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其他诬谤之语，得之于从京发遣广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语。又据曾静供出，传言之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之人，昨从湖南解送来京。朕令杭奕禄等讯问，此等诬谤之语，得自何人？陈帝锡等供称：路遇四人，似旗员举动，憩息邮亭，实为此语。其行装衣履是远行之客，有跟随担负行李之人，言中京师王府中来，往广东公干等语。查数年以来，从京发遣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门下之太监等匪类，此辈听伊主之指使，到处捏造，肆行流布。
现据广西巡抚金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缇缇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缇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缇，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甚怒，就撞死了。塞思黑之母亲，亦即自缢而亡等语。又据佐领华赉供称，伊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曾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等语。八宝乃允缇管都统时用事之鹰犬，因抄抢苏克济家私一案，圣祖皇帝特行发遣之恶犯；何玉柱乃塞思黑之心腹；太监关格系允缇亲给之太监；马起云系阿其那之太监；其他如允缇之太监马守柱、允缇之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皆平日听受阿其那等之逆论，悉从伊等之指使。是以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摇惑人心，泄其私仇。昨据湖南巡抚赵弘恩等一一查出，奏称：查得逆犯耿六格、吴守义、达色、霍成等，经过各处，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等语。是此等鬼蜮之伎俩，一无所施，蓄心设谋，惟以布散恶言为煽动之计，冀侥幸于万一而已。夫允缇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也不要。”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缇也如此。而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缇，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缇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在诸兄弟之上，宫中何人不知！及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是尊允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
朕即位之初，召允来京者，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来京以尽子臣之心。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是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又悉皆满州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其以朕防范允，召之来京者，皆奸党高增允声价之论也。及允将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朕皆隐忍宽容之。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音者。后允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责允，严加训诲之，此也宫中人所共知者。允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驾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见允而不得，是何论也？且何玉柱等云，太后因闻囚禁允而崩；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太后因闻塞思黑去见活佛而崩。同一诬捏之语，彼此参差不一者如此。且塞思黑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将不得已之情，曾备悉奏闻太后，太后是而遣之者，并非未请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即允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遐之时，允来京，朕降旨封伊为郡王，切加教导，望其省改前愆，受朕恩眷。后伊仍回陵寝地方居住。其间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陕，悖乱之逆日益显著。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党必不肯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院中，劝其谋逆之事，朕始将允召回京师拘禁之。是允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今乃云太后因允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错至此极耶！
又马起云云，塞思黑之母亲自缢而亡。现今宜妃母妃，朕遵皇考遗旨，著恒亲王奉养于伊府中，而逆贼等以为昔年自缢，真鬼魅罔谈也。前康熙四十七年，圣祖皇考圣躬违豫，朕与诸医同诚亲王等，昼夜检点医药，而阿其那置若罔闻。至圣体大安，朕与之互相庆幸，而阿其那攒眉向朕言；目前何尝不好，虽然如此，但将来之事奈何？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不觉出诸口矣。朕曾将伊不是处，对众宣扬羞辱之，而伊深为愧恨。今乃以六十年之进奉汤药，加恶名于朕，可谓丧尽天理之报复，无怪乎遭神明之诛殛也。至于和妃母妃之言，尤为怪异莫测。朕于皇考之宫人，俱未曾有一见面者，况诸母妃辈乎！七年来，如当年皇考宫中之人，即使令女子辈，若曾有一人在朕左右，朕实不对天日以君临兆庶也。又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时，传闻皇上令浙江开捐纳之例，欲将银六百万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彼时为其所惑，今乃知皆奸党造作，毫无影响之语，无所不至。夫西湖所有昔年地方官盖造之行宫，朕尚皆令改作佛宇矣，而奸党云，欲捐纳银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不知出自何论。又三姓地方，有人造播流言：皇上在芦沟桥盖造官房，收往来客商之饭钱等语。朕因应试士子来京者，桥上查检行李，不免风雨露处之苦，是以特发帑金，盖造房舍，俾其住歇。令管理税务之人，到店验看应试文凭，即令放行。在士子辈既有投足之地，又可免奸商冒充应试之人，致于漏税之咎。此朕之仁政，直省举子感恩颂德之事，而奸党以朕为欲收容商饭钱，作此等诬谤之语，实为可笑，亦可怪也。
阿其那、允缇纵酒无忌，而加朕以酗酒之名。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反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蛊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不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死不足以赎矣。伊等之奸谋若此，目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内，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神明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日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处。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宽其诛矣。从来奸宄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悉行诛戮。又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系前明后裔，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诞幻荒唐，有关世道人心之语，往往地方大臣官员希图省事，目为疯癫，苟且掩护于一时，而未念及其迷惑之害，日月渐远，传播渐多，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转令无辜之人，受其牵累。此皆庸碌无能，视国家利害于膜外之大臣等养痈之害也。
又如村塾训蒙之人，本无知识，而又穷困无聊，心怀抑郁，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授于村童传唱。而不知者遂误认以为童谣，转相传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乱国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视为泛常，不加稽察惩创，以防其渐。可乎？
前年，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欲以摇惑旗人之心。舒楞额闻之，据实入奏。此时朕随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惩戒。凡属流言初起之时，若地方大臣能肯悉心穷究，必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网，庸愚无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良非浅鲜。今因曾静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盖以此案发觉尚早，易于追寻，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
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若我皇考时时训诲子臣曰：“凡人孰能无过？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故人以改过为贵。但实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之大小，皆不当罪之也。”朕祗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盖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若曾静可谓知改过者矣。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
且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他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受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其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此及可原之情，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而欲宽其罪也。若今日喜其谄媚而曲宥之，则从前即当怒其诬谤而速诛之矣。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较之从前诬谤之语，其轻重悬殊，何止千百？论其情罪，岂足相抵！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谄媚而免其罪者，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鸡鸣无以异矣。然朕亦不论。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另行审明正法外，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与伊口供，一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人共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