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供：弥天重犯狂悖之举，按其罪，触处皆是，本无一线可生。苟非大圣人在上，德量同天，精明并日，本大公无我之怀，虚心体察，使顽逆隐情毕露，虽磔尸磨骨亦不足以偿当身莫大之罪，尚有何说可以疏解！今承恩旨讯问，前供所称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则当劝岳钟琪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逆书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究问及此，弥天重犯惶恐战栗，万死何逃！不惟无说可以仰答天聪，即自问亦无说可通了。今亲观圣德之高深，极生平所未有，感被皇恩之浩荡，彻骨髓而融洽。此所以心悦诚服，而痛悔当年狂悖之举，切齿于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造言流谤者以终天也。然苟非我皇上之德量同天，精明并日，亦只有杀而已矣，剐而已矣。今承旨问，从肝滴出一字一泪，实无半语只字可以仰答天聪，理屈辞穷，自如万死万剐莫偿，只有惶恐战惧而已矣。
二十二、山西嘉祥兆瑞迭现，湖南连年水灾，这些说明什么？
奉旨讯问曾静：前因山西绅士庶民运送军前骆驼鞍屉，自备车骡，不肯领价，踊跃急公，争先恐后，已将晋民情节谕你。今不旬日间，晋省保德州等处，遂有庆云呈献之瑞。据巡抚、学政、布政使三处奏报前来，特将奏折发与你看。朕从来不言祥瑞，但天人相感之理，实捷于影响。晋民怀尊君亲上之心，是以连年丰稔，今又蒙上天特锡嘉祥，以昭示福佑万民之象。可见从前湖南地方屡被水灾者，实因民风浇薄，又有你与张熙辈心怀悖逆，以致乖戾之气上干天和。此理显然昭著。但朕凉德，不能化导湖南百姓，亦不能辞其咎。你从此更当猛醒，知天之不可欺矣。你今仍怨谤朕一人乎？
曾静供：自古称圣王励精图治，虽不言祥瑞，然到治定功成，而祥瑞自然协应；必到祥瑞协应时，而后称得治定功成。此《中庸》推学问之极功，圣神之能事，而必归到“天地位，万物育”上去者，此诚以大君之身，与天相配，其精神运量，与天相通。君能心与天心融通无间，而克符合一，则和气致祥，自然云日辉煌，藻彩缤纷，以及河清海晏，万物顺成，百福骈集。若君心稍有一点与天心不相符合，则戾气致异，一切反是，此理之大致一定不易者。但其中不能尽同，亦微有辨。盖有君尽其道，而臣庶不能仰体君心，此又以君为天，君心为天心，臣庶之心不能仰体君心，即与天心相违，所以亦能致异。此普天之下，所以有嘉祥灾异之不能尽同也。恭惟我皇上克体天心，克肖天德，励精图治，仁恩厚泽，遍浴寰宇。其效至于薄海内外，物阜民康，皆歌乐育，礼陶乐淑，共被洪钧。惟圣心与天心合一，君德与天德无间，所以天和见彩，地灵垂祥，大者如五星聚、黄河清，嘉谷蓍芒，百瑞叠呈。我皇上天人感孚，成自古未有之治功，以只褡怨盼醇、鹫鳎、死碇、萦谟跋抟烧咭？
至于近者晋省庆云捧日，外绕三环，光华四射，藻彩缤纷，与湖南数年歉收，旱涝叠闻，灾异间见，其理复异者，何也？诚以晋省民心醇厚，知恩感戴，民心能仰体君心，一切输诚奉公之事，无不踊跃争先。故于办理驼屉之会，而天垂祥瑞，以协人心之顺。若湖南虽同处覆冒之下，而民俗浇滴，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心，加恩而不以为恩，被德而竟忘其德。加以弥天重犯等之狂悖丧心，不惟不知我皇上之大德合天，而竟不能安业顺化。是湖南庶兆之心多与我皇上之圣心相违。即与天违，所以厉气致异，而灾寝独屡见于湖南也。但此理甚显示甚微，非我皇上精通性命之源，素能默契乎天，而复能与天合一，焉能知之！弥天重犯到今日读所报闻诸嘉祥奏折，并我皇上所讯问谕旨之理观之，不惟信我皇上之至德毫无瑕累，实实与天合一。在弥天重犯将插翅遍飞遍传，破谮除谤之不暇，岂尚复为谮谤所惑之理！抑且自痛悔当年狂悖之举，诚得罪于天，而不意今日戴天广大之德，推原致罪之由，宽宥以至于此极也。
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教乐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稔，正是天人感应昭著啊！
奉旨问曾静：湖南地方，人心诈伪，风俗浇滴，而督抚大吏又不能宣朕之威德，化导愚民，以致风雨不时，灾屡作。云贵总督鄂尔泰实能体朕之心，教养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服教乐善，以此感召天和。云南连岁大稔，而贵州今年通省丰收，所产嘉谷，岐穗繁多，科粒硕大，为从来所未见。今将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本，及所进嘉谷图样与你看，天人感应之理，显然昭著如此，你再有何说？
曾静供：天人感应之理，捷于影响，弥天重犯已曾供过，不敢复赘。今观贵州巡抚所进献瑞图，共四十六种。稻谷粟米之多，有一茎两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谷有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数之多者；粟米有每穗长一尺八九寸至二尺有奇者。不惟从来目所未见，实从古耳所未闻。此必贵州人民被服圣教，革面涤心，输诚向化，熙乐利，一团忠顺太和之气，上应我皇上励精图治之苦心，于我皇上之大德无不洽，至教无不通，道德齐礼之化，无不顺应协从。所以与云南、山西等省同一尊亲爱戴之诚，上召天和，是以或垂天锦以示祥，或著地灵以呈瑞。其事虽异，其理则一也。惟湖南虽与山西、贵州、云南等省同居覆冒之下，同受生成之恩，而数年以来灾异屡见者，何也？实因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之奸党将圣德诋诬，造言惑乱，而湖南之民无知轻听，妄以我皇上之德，果如奸人之谤，各怀不平而怨咨嗟议，反以数年灾为皇德之亏所致。岂知我皇上以亘古未有之至德深仁而湮郁远鄙，是以上天震怒，屡示灾异，以遗责湖南之民。则湖南之民乃不知省，反听信奸党之谤而致怨乎上，故怨愈深而灾愈厉。盖湖南之多灾与贵州、云南、山西等省致祥，其事虽殊，其理实同，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所致。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致祥，是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民，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各尽忠顺之道而乐业安化，皇上至德舒畅四达而无隔碍，所以和气融通而能致祥。 湖南之多灾，是湖南之民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胸存悖逆之念，不肯安业乐化，皇上至德间隔湖山而多郁结，所以戾气否塞而能致灾。所谓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实因我皇上之大德亘古未有，所以既有此等应处，又有此等异处。今弥天重犯得见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及伊等平日所蓄养之匪类等所供谤议，恰与湖南百姓所闻无异，于此见得奸党上误国家，下害生民，蓄心狠毒，一至于此。若非我皇上仁孝诚敬之至，上细于天，素孚于祖，感通默相，焉能使诸奸尽行败露，恶迹如此昭彰！而我皇上之大德，转因此光明显烁，耀中天。所谓“仲尼，日月也，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此理至今日而益验矣。到此实实信得我皇上之德，超越古今，与天、与圣祖一而二，二而一，并无毫发彼此之间，故能为圣祖所笃爱，上天所眷佑，而天理响应如是，报验如是。
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呢？
奉旨讯问曾静：你从前逆书内云“于今正值斯文厄运，是以孔庙焚毁”。今据督修庙工之通政使留保奏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当孔庙大成殿大梁之前二日，庆云现于曲阜县。形若芝英彩凤，五色缤纷，正南、东、西三面拱日朝阳，历久益加绚烂。万目共睹，无不称庆”等语。今将留保所奏之折及庆云图发与你看，还是斯文厄运之灾异？还是文明光华之祥瑞？你今又如何说？
曾静供：道之在天下，本无处不有，无人不备，特凡民为气禀所拘，物谷所蔽，是以有的不适如其有，备的不能果见其备。故聪明睿智之资，气禀清明，义理昭著，生知安行，千万人中无一见焉，甚或数千年无一遇焉。然一有之，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所谓“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是君与师原属一道，并未尝有岐，此尧舜、禹汤、文武之世，所以只有君之重，并无师之名，盖以君职原兼师职故也。唯至春秋战国，二帝三王之道熄，时有孔子生安之圣，厄而在下，当时仁义之风微，功利之习兴。一时功名之士，以治天下为另有一种权谋术数之学。于是群指孔子为师道，而称君德者，视此则有彼此之分。而孔子之所谓仁义道德者，每多置而不讲。历汉及唐以至于明，二千余年，孔道晦塞，未有能明能行。孔道不明不行，又安望其有虞、夏、商、周之治效乎！惟我朝圣祖皇帝得尧舜、孔子之心传，是以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内外，已媲美于虞、夏、商、周。我皇上以天之聪，生安之资，加以初潜四十余年，研深味道之功，其于尧、舜、孔子之道，合圣祖家学精蕴而久已集其大成。不惟与尧、舜、孔子之心传无二，抑且于圣祖一切政治而更有光矣。此所以天人感应，随时随地莫不信而有征。盖有亘古未有之道德，自能成亘古未有之治功；有亘古未有之治功，斯能备亘古未备之休征，此理之一而不易者。兹因山东孔庙大成殿庙上梁之前二日，而庆云五彩捧日，光华融露于曲阜县，此盖孔子之圣，浑全一团天理，孔子之心即天心。今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即是与天心为一。而祥瑞见于曲阜，适在兴修圣庙之会者，乃上天所以嘉予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处，比泛见于云、贵、山西等省，其庆幸为更大，其盛德之合于孔子，而感孚上天者为更极其至。此所以为一无之中，文明光华极盛之会，而为生民所未有也。弥天重犯从前无知，并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所以以为流言摇惑，而为是万剐之说，悔恨无及。今既含生被化于天高地厚之中，自验知之比他人更深，信之比他人更笃，到此只有尊之亲之，爱之戴之，传颂以为亘古未有此文明光华之圣德神功而已，更有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