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对于夷狄入主中原，难道一定要诛戮讨伐，而不能和睦相处、共图大业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等语。曾静今日称功颂德，极口赞扬，可问你还是要杀，还是要砍，还是可以宽解，据实供来。曾静供：今日仔细检点，弥天重犯当身狂悖之举，狂悖之言，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即如此等万剐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原不是从弥天重犯本心上说出来的，实因吕留良批《射不主皮》文，有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圣人何故制此不祥之物？盖有所用也”句，推出这个说话，遂信以为实，而有是说。总之，弥天重犯识见浅小，学力不到，受他的著作语言蛊惑最深。所以到今日，当身受他的害更大。今日默自计来，凡旨意摘出所问的话，尽是弥天重犯当初错信吕留良的说话之所致。弥天重犯自己亦解说不出如何，误信至于此极，到今日亲见圣天子道德隆备，与天为一，学问高深，亘古未有，尊之如天，亲之如父，犹不足以惬其爱戴之诚，而万剐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尚敢萌之于心乎？尚忍萌之于心乎？此时此际，惟有稽颡流血，哀恳皇上终始垂怜山野无知，误受蛊惑而已，尚有何说？
十五、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开蒙书，叙道统，只该叙到吕子止”等语。曾静以孔子比吕留良，推尊诵法，心悦诚服之至，确是何见？曾静还是只就吕留良之著述文章因而信服，或是别有他故？今又极口痛斥吕留良之奸逆大罪，与前叙道统之意，迥然不侔。未知是真心痛斥吕留良之大逆乎？抑伪为怨恨而始终悦服推尊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从前之所以心服吕留良者，实无他为，因山野僻性，未有见闻。读书只心服三代的治体治法，尽美尽善。遂谓三代君德之大，是个体天；三代立政之本，是个为民。一切政治，皆是推本天心，为民筹画。其教养之大者，则有井田、学校之制，然世儒多以为不可复，唯吕留良的著述文章内以为可复，与僻性相合，遂不觉心悦诚服，推尊他直接孔孟之统者以此，实无他故。是当日之推尊吕留良者，原是为他的著述文词蛊惑之所致。今日明目张胆，极口痛斥吕留良者，实因得见他的遗稿残篇内，有大逆不道之语，甚而至于良心丧尽，天理全无，竟忍于讥诋圣祖。凡为赤子者见之，焉有不切骨痛恨之理。此又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大义，发乎天理，本于至情，合该如此，到此岂尚有一点伪为怨恨之心乎？在弥天重犯今日之当身大义，固当如是，但若非弥天重犯亲见皇上之圣德、圣治、圣度，如此亘古未有，从前即使见得吕留良之残稿遗篇，亦未必至于如此之极口痛斥也。然使不得见他讥诋圣祖皇帝处，又未得至于极口痛斥，如是之甚也。引弥天重犯心肝中吐出的实语，无一字欺隐。
十六、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湘湾陈梅鼎，识见气节，乡人中罕见。某为他侄婿，一日某到，他迎接某，吾岳翁出见，乃大声指某曰：‘此诗礼大家，方正君子。’又曰：‘吾老三生平作事，惟择婿一椿，眼力高过天下。’又曰：‘贤婿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又生平极鄙薄当今，屡叹先朝衣冠文物，最喜茶陵陈元章，以为大丈夫奇男子”等语。据此，则曾静平昔以济世自命，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已久矣。可问曾静，伊叔岳陈梅鼎与岳丈是何等样人？茶陵陈元章又是何等人？此三个人，如今现在何处？可供来。至若衣冠文物之语，最为谬妄。盖衣冠之制度，自古随地异宜，随时异制，不能强而同之。亦各就其服习，便安者用之耳。其于人之贤否，政治之得失，毫无关涉也。向闻无知愚妄之徒，轻诋本朝衣冠，有云“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之语，其说至为鄙陋。夫以冠言之，则周有雀弁、鹿弁，汉唐有獬豸冠、貂蝉冠、冠之类，以衣言之，则《尚书》云：“山、龙、华、虫作绘。”汉、唐以来，有羽衣、鹤氅，以及雉头裘、狮蛮带之类，不可胜数。皆取禽兽之名状，以为服饰之光华，岂有自古以来，用此等衣冠之人皆为禽兽可乎？若夫治天下之道，惟在政教之修明，纪纲之备举，从来帝王全盛之时，君明臣良，朝野宁谧，万民安生乐业，不问为何代之衣冠，皆足以为文明之治。如其不然，则桀纣时之衣冠，即禹汤时之衣冠也。岂以衣冠之相似，而遂可以文明不坠，礼乐不废，不至于乱乎？如元代混一之初，衣冠未改，仍其蒙古旧服，而政治清明，天下又安。其后改用中国衣冠，政治不修，遂致祸败。即此可见衣冠之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也。且如故明之末年，衣冠犹是明之衣冠也，而君臣失德，纲纪废弛，寇盗蜂起，生民涂炭。区区衣冠之制，礼乐文明何在世？可能救明代之沦覆乎？我世祖皇帝统一区夏，戡定祸乱，救民于水火之中。圣祖皇帝继天出治，久道化成，海内承平，恩周万类。凡我朝之仁育义正，鸿猷善政，不及往古者何事？岂容以我朝之衣冠而有妄议乎！盖我朝起自东土，诞膺天命，本服我朝之衣冠，来为万国臣民之主。是上天大命集于我朝祖功宗德者，即天心降鉴在于我朝之衣冠，谓可表中州而式万方也。夫衣冠既为天心降鉴之所在，则奕世相传，岂容擅为改易乎！且如曾静以山野穷僻、冥顽无知之人，尚因妄逆之见，心念故明之衣冠，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世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乎？又如今之外藩各国，衣冠之制皆多不同，我朝受其职贡，亦不必强易其衣冠也。况我朝一统之盛，抚有万邦，其衣冠安可轻议乎！着并问曾静，屡叹先朝衣冠文物之语，是何意见呢？
曾静供：陈梅鼎是安仁县的百姓，于康熙五十二年老死。弥天重犯的岳父名国衡，是陈梅鼎之弟，亦是个百姓，于康熙四十六年病死。其子贫不能自立，于康熙五十七年搬往四川去了。陈梅鼎之子，今不知其在否。陈元章是茶陵州人，不知是士，是民，不在已四十多年矣。陈梅鼎是弥天重犯的岳伯，弥天重犯十七岁娶他的侄女陈国衡之女，十八岁到他家中有是话。弥天重犯之所以记说此话者，亦是因见得吕留良诗“稚子诧衣冠”之句，所以言得此处。这话皆是雍正五年丁未岁，因张熙至浙江，传得吕留良的诗看见，序有此话。其实当年与陈梅鼎说话时，并未有别意。陈梅鼎本是个农家乡人，未曾读书学问，如何晓得别样说话！其所称许弥天重犯为“诗礼大家，方正君子”者，是因见弥天重犯在他家中比常儿厚重敦笃，不佻达耳。许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者，为心多慈爱而量能容受。因弥天重犯原同居有个兄嫂，因夫妻不睦，兄将嫂改嫁到陈梅鼎邻家，陈梅鼎与是妇语言之间，妇称言弥天重犯处待得他好，所以说有宰相之量。妇复说弥天重犯屡劝兄不得嫁妻。陈梅鼎闻得此话，所以说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至于陈梅鼎屡叹先朝衣冠文物者，彼时有七十余岁，大抵他服过先朝衣冠来，所以叹其好。喜陈元章以为大丈夫、奇男子者，弥天重犯不知得陈元章的底里，亦不知陈元章是个什么样人，相隔有五百多里。当时只闻得茶陵州有个陈元章，因得罪州官，州官要捉拿处治他，他随聚众围城，几乎起变，当即被捉伏诛。陈梅鼎之所以称他者，大抵是喜他以匹夫而不受制于官长之故。此是陈梅鼎反常异俗狂怪的说话。弥天重犯见得吕留良前诗句，所以记忆到此。至若谓衣冠文物之说，在弥天重犯有何知识定见，能剖决其中道理丝毫不易而有是说，此乃听得这些俗儒鄙陋议论，不察其理，遂妄有是说。今伏读旨意，广大精深，惊天动地，乃知本朝衣冠之制，原是随地异宜，随时异制，全以道为归，初未尝有意立异，亦未尝强以求同。此正所谓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而无私者也。观此则知本朝一切礼乐刑政，经天纬地之制，无一不顺天因地，因物付物，宜乎冠百王而超千古。弥天重犯得闻斯义，不惟当身喜极快极，冰释雾开，且私幸此说一出，竟足以破千古愚陋疑团。因思从前几多误听谣言处，皆是为心中愚暗，窥探义蕴理奥不到之所致。当时若有高明指示，当前妙理精义之所在，心中未有不喜悦诚服者。如今衣冠之说，从前未尝不因人言而心疑，今得旨意如此煌煌指示，虽木石也会动心点头，弥天重犯到此更有何说！只有叩首，叩首，干万叩首！将此段议论记于心，口传于当世，以解陋儒之疑。若得蒙恩宽宥，德教所被，期以数年，当身学问觊有寸进，笔传于万世，以为百王立政之准而已。
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通，难道能够在本朝实行的通吗？
问曾静：旨意问，前曾静供内有“国家取士之法，宜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美”之语。查程子熙宁取士札子云：“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推及百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命州县敦遣。”朕于雍正元年，即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迩年以来，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又有六年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又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又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是程子所议，皆腾已行之事也。无如举贤良方正，则各省举者寥寥。惟福建巡抚黄国材荐彭鹏之孙二人，皆童稚无知，学识浅陋，不堪任用。至浙江巡抚李馥所举贤良方正，竟系积恶巨棍，夤缘荐举，后经地方大吏察出纠参，赃私累累，款迹狼藉。观此，则贤良方正之举，可尽信乎？自三代至汉，用乡举里选之法。迨其后，刺史守相，得专辟召之权；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用人之权不在上而在下，其势不可复行，于是改为糊名易书，以文艺科目取士。盖言为心声，人之文章，先由积学深造而成，尚可以略知其人之蕴蓄。若专取行谊，则必有伪为涂饰以欺世而盗名者。且心术至难窥测，每见曲谨自好之徒，一旦改涂易辙，即可无所不为。是以《汉书》史臣之论，谓“直言独行，高节沉隐之属，荣路既广，遂有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任，请谒繁兴”者，可知前代德行之选，已不足为铨衡之准则，何如科场文艺之稍有凭据乎！
宋臣郑樵谓“科甲一途，虽非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其言信而足征也。且朕用人之道，并未尝限于科甲一途，乃多方鉴拔，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用心甚苦，而其事甚难。此在廷诸臣所共知者，又岂程子奏议一格，所能尽朕求材之意乎！至于程子所云，取材能明达之士，受业于成德之士，其学业大明者为太学之师，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县，以次而用。三岁宾兴，优者自县而州郡，自州郡而太学，以此递迁；劣者以此递降。欲以化成天下，其说迂远而难行，是以当熙宁之时，已不能见诸实用，况数百年以后乎！且今之选拔，即古贡士之法，而朕数年以来，用人之道，亦可谓详且尽矣。曾静以为当参用熙宁取士之法。试问曾静，熙宁取士之法果有实效否？今当何如斟酌损益，方为尽美？可详悉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