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染及之众
历来的秘密宗教参加者，主要是民间的男女百姓。
宋代秘密宗教的徒众，虽然亦以广大农村中贫苦“村民”为主，但其成员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不仅有所谓的“奸豪”、“拳勇”、“横猾”及“游惰不逞之辈”，而且官吏、士人、军兵亦深受鼓惑。所以说结集之众，染及之广，也是宋代秘密宗教的一个突出特点。
北宋时，突出表现在对官吏的影响。从几个典型的事例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一点。如宋真宗天禧时，曾发生了昭宣使入内付都知周怀政等伪造天书的事件；宋神宗熙宁时，李逄以张角之术惑士人，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医官刘育，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等，皆因被惑图谋不轨而受极法；其后又有舒州妖人张怀素“挟左道术，游公卿间”，初惑朝散郎吴储，又惑承议郎吴牟，与蔡京交往甚密，备受蔡元度赞誉。但因欲谋乱东南而伏诛，“牵引士类，一时以轻重定罪者甚众”。对此周辉曾说：“自古方士怪诞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笃，惑之深耶。”周辉所言并不为过，当时士大夫“诣僧寺参请人室”者非常普遍，至有“去冠带，衣缁褐，折腰倪首，合爪作礼，立侍席末，师受其说而弗惭。其甚至有少妻寡妇，屏去侍妾，密随其徒，更人迭出”。士大夫既可以到僧寺去参请，又何尝不可以受“左道”之染。仅从上面的事例即可看出，秘密宗教在北宋的官吏中，影响是很深的。
南宋时，朝廷法禁虽严，士人中传信者仍不少见。
陆游在谈秘密宗教的影响时讲：“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特别是一些士人、宗子之辈，公开讲“今日赴明教斋”。如果问其为何信奉此魔，公然称“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或指名族士人家说：“此亦明教也。”南宋官府对秘密宗教禁戢虽严，但一些士人对自己的行为并不隐讳，足见其受惑之深，信奉之坚。宋理宗时，胡颖在书刊中曾提到，“李学谕既为士人，当晓义理……不当于鬼神而致疑”。由此亦可以看出，南宋时秘密宗教对士人的影响之大。
宋代秘密宗教在官军中的影响也很大，不只在官军中有传习，而且以“妖教”诱军士为变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如太祖时，“渠州妖贼李仙众万人劫掠军界”；仁宗庆历时的徐州孔直温，又挟妖法诱军士为变；贝州王则亦以弥勒教结集兵民发动了起义；南宋初建康府的妖人朱瑞明等，“挟左道与军中不逞辈谋不轨”等。
这些事例说明，宋代的秘密宗教确已深入到军兵之中，而且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此，绍兴十五年朝廷专门发布了敕令，上日：“近传闻军中亦时有吃菜者……可谕与诸处统兵官严行禁戢。”朝廷为军兵吃菜而专降诏旨行下，其结集之广，影响之大，可知矣。
三、组织严密，团结共济
宋代的秘密宗教，既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机构、组织系统和组织纪律，亦有各自不同名称的聚集场所和团结共济、协作互助的教规。在这些方面，南宋时的秘密宗教规定的最完备。
（一）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
宋代的秘密宗教组织，从上到下有一套完备的组织系统。其为首者，“上僭天王、太子之号”。称“王”、称“公”。庄季裕讲：“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这是指秘密宗教最高层为首之人的称谓。从方腊自号“圣公”，其将有七佛八王，“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亦可表明这一情况。有的秘密宗教仿照封建官僚等级模式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制度。宋理宗淳祜时，蔡杭在江东审理白莲宗一案中讲：其为首人张大用、刘万六“自称尊长”，李六二“自号大公”，丁庆二“僭称主簿”。设置“谶堂”，“聚众罗拜，巍然高坐”；“假立官品，自上名号”；“布置官属，掌簿掌印”；假作御书，擅行官法；“出牒陛差，无异官府”。显然白莲宗建立了一套与官府近似的机构，显示了向政权方向发展的趋势。
在基层，有的“每乡或村有一二桀黠，谓之魔头，尽录其乡村之人姓氏名字，相与谊盟，为事魔之党”；有的“辄于编户之外别为一族”，“一乡一聚，各有魁宿”；江浙溪山深僻乡村，亦“各有主首，愿为徒侣之人，即输钱上簿，听其呼率”；有的“号令之所从出，而言语之所从授，则有宗师”；“宗师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数千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数百人”。而在“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翁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由此可以看出，秘密宗教都有自己的一套基层组织系统，并有称之为主首、魁宿、宗师的人相统率。有的则以输钱上簿作为发展教徒的程式，有的则由教徒按期交纳一定的教费作为活动经费，以此来扩大组织，加强其活动。
宋代秘密宗教亦有严格的纪律。吃菜事魔者，“其初授法，设誓甚重”，如尊张角为祖，其徒“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有的对魁宿“从其言甚于典章，畏其威重于官吏”。有的宗师“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师，凛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违也。虽使之蹈白刃赴汤火，可也”。其纪律之森严，由此可见。秘密宗教组织之所以能够“呼吸之间，千百响应”，与其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是分不开的。
（二）私置庙堂，公为结集
宋代秘密宗教活动，皆有各自的聚集场所。从有关记载看，所谓“淫祠”、“神坛”、“佛堂”、“斋堂”、“谶堂”、“道院”等，都是结集徒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宋真宗大中祥符时，太康县民有“起妖祠以聚众者”；宋徽宗时，诸路州县多有“私置佛堂、道院为聚众人之所”；宣和初，温州等地的明教徒，“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南宋初的白莲宗，建“谶堂”以聚众，到宋理宗时，江东各地的“谶堂”甚多。而浙右所谓的道民，以“建祠庙”为公行。庙宇之盛，更是处处可见。这些非僧道而辄置的“庵寮”，实际上都是秘密宗教进行活动的据点。
秘密宗教的徒众，经常以举行宗教仪式进行结集。
如河北州县，“各为烧香、受戒，夜聚晓散”；浙东的明教行者，“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煽愚民男女，夜聚晓散”。
浙右的道民，则“平居暇日，公为结集，日烧香、日燃灯、日设斋、日诵经，千百为群，倏聚忽散”。而江浙穷山僻谷传习“妖教”者，其渠首“夜则啸集徒众，以神怪相诳诱，迟明散去，烟消鸟没”。由此来看，“夜聚晓散”是宋代秘密宗教活动的一个共同特征。其既有结集场所，又有活动名目和方式，这是秘密宗教加强联结的重要组织环节。
（三）团结互助，同党共济
宋代秘密宗教具有诱惑力的另一方面，是强调同党人团结互助，友爱无间。在经济上，“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即使有甚贫者投其党，“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这种经济上的互助共济精神，既适应分散无力的小农经济的要求，也体现了贫苦农民需要相互帮助的愿望。因此，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贫苦善良的农民，更具有诱惑力。在政治上，也表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如同党人犯罪，“则人出千钱或五百行赇”；如有斗讼，同党人“则合谋并力，共出金钱，厚赂胥吏，必胜乃已”。这对政治上无权无势的农民来说，在政治腐败，“讼端四起”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增强了农民的自卫力量。因此深得农民的信赖。所以官府虽然法禁日严，但广大贫苦农民仍然“争趋归之”。
宋代秘密宗教的盛行，不仅违反和冲击了封建伦理道德，而且构成了威胁赵宋统治秩序的潜在力量。特别是南宋时的秘密宗教，不只是夜聚晓散，吃菜事魔，诳惑良民，而且有的“百十为群，张旗鸣锣，或执器刃，横行郊野间”；有的“结连素定，待时而发”；有的“结集既众，乘乱而起”；有的“私置军器，群起举事”。秘密宗教成为农民进行反抗斗争和走向叛逆道路的组织者。因此，宋代统治者对秘密宗教的流传深为忧虑和不安。对此，一些官僚士大夫也纷纷以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之方腊为鉴，指出“若不平时禁戢，小不惩，大不戒，是罔民也”。更因其“邪说波行足以反道败常，诡计奸谋足以阶乱稔祸，故不容不严为之禁也”。所以，宋代对秘密宗教的禁法愈来愈严密，打击手段愈来愈严酷。
四、法禁日严，惩罚尤重
在宋代统治者来看，传习“妖教”并非迫于不得已，以“妖教”犯罪亦非迫于饥寒。更因其以邪说诡道欺惑愚众，结连徒党，易为生乱之阶，而其行迹又诡秘难察，其为害未易可测，故不容不严为之禁。为防乱于未萌，“阴消异时窃发之患”，宋代统治者对秘密宗教的流传制定了严密的禁法；对以“妖法”图谋不轨行为采取了严厉的司法打击；对以“妖教”组织发动的武装反抗斗争，采用了全面军事镇压。
（一）严禁秘密宗教的立法
宋代对秘密宗教的禁法，在《宋刑统》中已有。此项立法不仅承袭了《唐律》中严禁“袄书袄言”之条，而且吸收了后唐天成时的敕令，其规定：“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合党连群，夜聚明散，托宣传于法会，潜纵恣于淫风……关连徒党，并决重杖处死。”这条严酷的敕文，成为宋代严禁“妖教”的最早法律依据。但随着秘密宗教的盛行，其法禁也日益详密严酷。
1．宣和之前，惟禁夜聚晓散。夜聚晓散是秘密宗教活动的共同特征。北宋宣和之前的禁法中皆不言教名，无论是造符谶，起妖祠，烧香斋会，里俗经社等，皆以常典实于法。宋仁宗时，由于江南假托鬼神，造妖惑众甚盛，夏竦提出“宜有严禁，以肃多方”。宋仁宗始诏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广南东西、两浙及福建路转运司，凡以邪神为名称治病，意涉陷害者，“并比类咒咀律条坐之”；“其诱良男女传教妖法为弟子者，以违制论；和同受诱之人，减等科之；情理巨蠹者，即具案取裁”。景祜二年（1035），又对川峡地区的“夜聚晓散，传习妖法”制定了反告重赏之法。从宋徽宗之前的“妖教”传习情况看，虽然江南“妖风”甚盛，河北僧徒谶戒、经社斋会之类向风而靡，但尚未对北宋的统治构成大的威胁，所以禁法既稀，亦不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