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以为大人物会有非常不同的经历和平台，因此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实际上看一个人行动，往往看他关键时的几步走得稳不稳当。马衡走得就是稳，我纵观他的一生，发现他从来也没有当过愤青，也不在乎自己的本事未被人知晓，一切只要天经地义，水到渠成。
1920年，北大新设了一门金石学的课程，这才聘了他当史学系的讲师。又过了整整两年，北大在国学门下设置了考古学研究室，马衡当了主任，接着又升为北大史学系教授，兼任北大国学门导师。从体育老师到史学教授，别人一步到位的事情，马衡走了五年，这才觉得自己真正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便在北京小雅宝胡同48号买了一所房子，洗澡间和抽水马桶一应俱全，平房顶上修了乘凉的露台，大宅门上挂匾一块，上书三个大字——“鄞县马”，把在上海十里洋场过着豪华生活的妻儿们迁到了北京，真正过起教授的日子来。
说实话，比起北大别的教授，马衡已经完全是阔老爷生活了。马衡和马裕藻在性格上有些相似，也是对人彬彬有礼，恭而敬之，又善谈笑，喜与人交，但他在平日的生活作风方面却和乃兄很不相同。马裕藻是朴素有加，一年四季总是穿着旧长袍，一派清寒文人模样。马衡却总是西服革履，衣冠整齐，并拥有一部自用的小汽车，出出进进很是气派。在这方面能与他分庭抗礼的，也就胡适一人。而且胡适买到福特旧式的“高轩”，似乎还是在他之后。
但叶家二小姐还是很难适应这北方学术的清贫生活，因为学校总是欠薪，一年半载的都拿不到养家糊口的工资，常常要远在上海的妻舅们汇款支撑。这让她非常失望，她总是和马衡吵架，而马衡总是置若罔闻。他心里是很满足他的学术生涯的，妻子吵几句就吵几句吧。叶薇卿只好对别人抱怨道：“现在好久没有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家里问起叔平干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叫我怎么说呢？”
教授虽破，马衡不改其乐也。
母亲，如果您问我，这个马衡先生，用一句话说，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我只好用一句话回答：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
然而，说句实话，象马衡这样的大师，哪里是一句话可以总结的呢？也许就是因为他的贡献太大了，面面俱到，反倒顾此失彼了吧。
比如图书馆学。从1923年到1929年，6年中马衡兼任了北大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而从1929年3月开始的一年多当中，马衡兼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馆长），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先生生前的职位啊，马衡对这个职位可谓尽心尽责。短短一年多，他采用杜威分类法，初步编写完了西文书目。
这个职位绝非谋来，而是因他天性对文献档案资料的重视，而当之无愧地被人推选的。1921年，他刚刚从马术教员的位置上下来当了史学讲师，就发生了一件重要的抢救文献之事。原来当时的教育部要处理堆积如山的大内档案和殿试卷，准备卖给私人，或送造纸厂作还魂纸。马衡听说后，与朱希祖、陈桓、沈兼士同去力争，得以拨归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这批珍贵的史料，装成六十二口大木箱加一千五百零二只麻袋。他们花费无数心血来整理，仅明季清初的档案，就有二万三千三百零三件之多，全都是重要的直接史料。整理就绪后，放到陈列室，供学者研究。
又比如说考古学。马衡在考古学领域是有扛鼎地位的，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考古学在中国刚刚兴起，马衡就做了这个领域发展的见证。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考古学会为中国国内高校开先河者，而马衡就此做了考古学会的主席。1923年5月，古迹古物调查会成立，马衡又担任了会长。有趣的是，此时他的启蒙老师叶浩吾已经成了他的史学系同事，主讲《中国美术史》，并参加了由他的弟子主持的考古学会。中国文化如此的薪火承传，多么意味深长。
北京大学考古学的开创，可以说是马衡有功于中国学界的一大壮举，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北大，马衡讲授自撰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对于中国旧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此书一出，便奠定了马衡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被公认为中国传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诚如郭沫若所言，“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
正是因为马衡视文物为生命，这个性格更为绅士、几近不食人间烟火的大文化人“秀才遇到兵”，几乎卷入了一场杀身之祸。
马衡有许多保护国宝的大事可圈可点，任何时候，只要得悉某地有文物被盗或蒙难，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奋力挽救。这当中，包括查获扣留已被洋人斯文赫丁揭下的莫高窟壁画，重金抢先购得山西古董商打算秘密盗卖给外国人的山西稷山县小宁村兴化寺壁画——这幅大元国太宗十年（1238）所立的宏伟壁画，从此收归故宫博物院保存。但马衡在保护文物中最惊险的一次，便要算是与盗墓贼孙殿英的较量了。
1928年7月，土匪出身的军阀孙殿英，一手炮制了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宝案。他派工兵营用炸药轰开陵墓十四座，将里面的珍宝——主要是乾隆、慈禧二陵——洗劫一空。据说，仅钻石明珠一项，重量竟达四五十斤，流传还有翡翠西瓜、蝈蝈白菜，其色泽、纹理，与真无异，蝈蝈振翅欲鸣，栩栩如生，巧夺天工，实乃稀世奇珍。
东陵盗宝案发，马衡是最早举报者之一。他在得知琉璃厂古董商的密告之后，气愤异常，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亲往东陵勘查，同时呼吁政府严拿究办盗卖宝物者，追出赃物，交有关部门妥为保存。政府官员，正为孙殿英独吞财富而不平，想方设法要分一杯羹，趁机借助民意，组织军事法庭会审此案，还装模作样，特邀考古专家马衡，到庭鉴定赃物并作证。孙殿英深明其意，权衡利害后，便慷慨地到处行贿，直达党国要人，其中将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送给蒋介石，将慈禧口中含的大宝珠遂给宋美龄，将墓中出土的“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结果天大的案子不了了之，官贼双方皆大欢喜，而主持正义的马衡却倒了霉。
两年后，阎锡山欲请这个盗宝主犯卫戍北平，孙殿英大权在握，公报私仇，提出条件，要求先通缉故宫马某人，以泄其愤。当时马衡正在河北易县主持考古发掘，当时的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还算有点良心，派人通报了马衡，让其暂避一时。马衡当夜逃亡天津，夜宿津门时，为防不测，化名“马无咎”，意谓“虽出走，却无罪过，亦无凶险”，嗣后，“无咎”就成了马衡的别号。尔后，他转乘轮船赴上海，栖杭州，帮助筹建浙江博物馆，行使西泠印社社长之职，直至北方政局再变，马衡才回到北京。
再比如说金石学。马衡当然是一位金石书画大家，他二十多岁结婚之后赴京之前的那十数年，主要精力就化在了这上面。他能诗词，工篆隶，精篆刻，其中尤以治印称名于世。西泠印社草创时期，他已列名社籍，时年30岁。有一个近乎于《世说新语》般的段子，就与他的金石篆刻有关，说的是钱玄同托人找齐白石刻章，因有熟人推荐，可以便宜到一块半钱一个字。谁知一向宽宏的马衡认起真来，他坐着小车亲自跑到学校宿舍去找钱玄同，一本正经地说：“你有钱尽管有可花的地方，为什么要去找齐白石”。原来马衡是很想由自己来为他的老朋友刻章。
京城现在还能在清华大学看到马衡的字，有碑为证。1929年6月，王国维逝世两周年之际，清华大学为王国维树碑，由梁思成设计碑式，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而那篆额——海宁王先生之碑铭，则正是马衡所书。
在杭州，若想了解马衡，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地方西泠印社。母亲，每年春上我们去孤山看杜鹃花，可拾阶而上的那个地方。西泠印社1904年创办，自1927年首任社长吴昌硕逝世后，谁来继长西泠又成一个难题摆到桌面上。综观全国的印学界、金石界的情况，经反复商讨，最后才作了决定。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即由马衡担任。因此，虽然远在北京工作，但“遥领社职”众望所归，马衡的这个社长，一直当到他1955年去世。
博物馆学亦是马衡的重要学术领域。后世论及马衡的功绩，把他一生的最高成就定位在他19年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上。这当然没有任何异义的。
马衡第一次与故宫的亲密结合，发生在溥仪出宫之后。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革命，赶走以贿选上台的曹锟，建立新内阁。不出一月，11月15日，清逊帝溥仪被逐出故宫，又过5日，“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简称“善委会”。善委会延请的一批专家学者之中，马氏三兄弟马裕藻、马衡、马廉，三人赫然在目，其中马裕藻、马衡还是组长。
正值北国隆冬，清宫一片荒凉，院落中的蓬蒿竟与人齐，这些书生们根本进不去。得找一些人，手持铁镐镰刀先为学者们开路，人方能入。殿内寒气袭人，哈气成冰，马家兄弟们就在如此境况中，与中国其余顶尖级别的大文化学者们共同清点国宝。为了以示清白，每人入宫后都身着无口袋的工作服，还都得把袖口用带子扎紧，得以避嫌。如此艰辛工作，费时一年，终于完成国定整理、清查、登记、编号、造册工作。呆到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就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古物馆副馆长。
在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年代里，故宫博物院坎坷沉浮，马衡始终与其同生共死，他亲自拟写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如果说，他以往曾经是以其天才的金石考古学享誉中华学界，那么，此时他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和其细致、缜密、务实的工作作风，开始被人重新认识。这经历，就尤如他曾经只是一个马术教师、最后却成了金石大家一样。
如果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不曾发生那次所谓的“盗卖国宝案”，马衡将会在他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做下去，成为一个单纯的大学者。然而，天降大任于斯人，一件家国大事，就此发生了。
1932年11月13日，北平各大报刊头条，粗黑大字醒目嚇人，一条新闻石破天惊：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涉嫌盗卖宫廷古物珍宝。一时间，大报小报全都是这条社会新闻，马衡那才十五、六岁的儿子马文冲也在家里当故事说。马衡气冲冲地教训他：“谁和你说易培基盗宝？”他不许小儿子人云亦云地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