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安居工程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保障群众基本住房需求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通过建设保障房，帮助困难群众以低成本改善住房条件，实现住有所居，是群众的热切期盼。而且这也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有效形式，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011年12月22日，李克强副总理在全国保障房工作会议上强调
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6亿多农民与6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3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8000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1000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要靠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
——2012年12月29日，李克强副总理在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区域发展和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一望无垠的凯巴布高原上，世界上最大的大峡谷——科罗拉多大峡谷把浑然一体的大地劈成了互不联系的两个世界，正如收入差距把一个紧密融合的社会划分成贫富两极。所不同的是，科罗拉多大峡谷两侧不会敌对，而贫富鸿沟的两端，则是无尽的不满、恐惧和仇视。在数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我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一条贫富科罗拉多大峡谷在神州大地上若隐若现。如何处理贫富差距，如何平复社会的焦虑，成为李克强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李克强总理提出用保障性住房、城镇化和现代农业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确实是对症下药，社会各界也在期待李克强总理改革举措的落地和贯彻。
贫富差距的三大危险：停滞、撕裂和动荡
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和武断而不公平地分配财富与收入。（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所有的社会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没有哪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0。正常的收入差距激励人们发愤工作，努力创新，通过丰富社会财富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实践也证明，过于平均的分配机制导致效率低下，阻碍社会进步。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到社会各个阶层对立仇视的程度，将会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是一个撕裂的社会，也是一个动荡的社会。
停滞。生产和消费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收入差距过大，底层居民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没有多余的钱来消费，那么就不会有产业升级。无论这个国家的生产多有效率，技术多发达，经济只能在一个低水平上重复。这就是停滞的社会。
撕裂。收入差距是会往下延续的。一个人的财产很大部分会遗留给自己的孩子，毕竟像巴菲特、比尔·盖茨这样裸捐的人不会很多。而且，富人的孩子在获取社会资源时远比穷人的孩子有优势，比如，富人的孩子更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富人的孩子更容易发现商业机会。因此，很多时候，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不同阶层的人难以融入其他阶层，整个社会撕裂成数个没有交流而且对立仇视的阶层。这就是撕裂的社会。
动荡。当今社会，自由平等观念已经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内心，无论是西方国家要求人们救赎原罪的宗教，还是中国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的儒家学说，都不可能让人们坦然面对巨大的收入差距，特别是这种差距还会代际传递。当人们无法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的时候，抢掠和剥夺便成了唯一的选择。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往往也很难保证政局的平稳和社会的和谐。这就是动荡的社会。
想要见识收入差距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最好看看拉丁美洲。2006年，亚洲银行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中等收入陷阱”，指一个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长期徘徊不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都不能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拉丁美洲33个经济体中28个国家出现这种现象，收入差距真是“功不可没”。《环球财经》有文章举例：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阿根廷曾是拉美相对富庶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农业、矿产自然资源，盛产谷物、牛肉，大量出口世界各地。但是，今天阿根廷民众却不禁无限伤感，昔日“拉美粮仓”却陷入饥饿之中，不少人曾是有体面收入的中产阶层，如今沦落为从垃圾中觅食的潦倒饥民。
阿根廷也曾被美国官方称为“改革楷模”，其彻底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路线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树立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宣扬于世界。“不像泰国、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那样，被西方批评为不规范的裙带资本主义。”当年阿根廷盛行私有化浪潮之时，除了被解雇工人抗议外很少受到反对。
但大喜过后就是大悲，曾经的楷模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蜜月”终结后便跌入深渊。从中产到饥民，从楷模到因贫富差距过大引发暴乱，由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到让世界为之震撼的地步。
2009年第二季度，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每季度进行的家庭情况调查显示，在阿根廷全国31个主要城市中，10%的最贫困人口每个月的总收入为3亿比索（1美元约合3.82比索），人均月收入仅为216比索。而该国10%最富裕人口的月总收入为78.45亿比索，人均月收入为5669比索。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到25倍。
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表示，要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应对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我们可以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最突出的拉丁美洲学到什么教训的话，那么贫富差距肯定是最重要的一条。
破解收入差距必须跨越两大鸿沟：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
我国国民财富的分配存在着两大鸿沟：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这两大鸿沟正如科罗拉多大峡谷分开凯巴布高原一样分裂着中国社会。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自20世纪50年代户口制度的全面推行而确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相比，在诸多方面处于劣势。以高考为例，直到20世纪90年代，农村户口的考生的录取分数线都要远高于城市户口的学生。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平等迅速体现在收入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1978年之后，我国首先改革的就是农村的生产经营体制，联产承包制和包产到户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灵活性，农村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城乡收入比缩小。到1983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为1.82，为30年来的最低水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心落到城市里。城市里的国有工厂开始实行承包制，之后又鼓励民营经济建立工商企业，城市居民依托兴起的工商业，收入大幅提高。与此相对的，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停滞，结果就是城乡收入比一路攀高。1983—1994年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到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2.86。1995—1997年，收入差距略有缩小。1998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再次呈明显扩大趋势，收入比由1998年的2.51扩大到2010年的3.23。目前全世界城乡收入比超过2的只有3个国家，而我国不仅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高的一个。《山东商报》2011年3月3日报道：
对此，马力表示，在全国而言，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差别是33万元，“对于特大城市来讲，甚至上百万元，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元。就北京来讲，北京的差别现在是百万元以上了”。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无论气候水土，还是人的性格都有巨大的差异。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就比较大，受国家照顾比较多的地区，如工业重地东北三省和上海，其经济远较其他地区发达，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远比其他地区高。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地方由于地理区位优越，自然条件丰厚，或者国家政策倾斜，经济快速发展，虽然抹平了一些地区收入差异，但又形成了新的地区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