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案件的共同点是，都牵扯到了当时的道德观念问题。一个是为前夫报仇，一个是杀背叛了丈夫的妻子。可是这两起案件中被朱元璋定为无罪，甚至表彰为“烈妇”“义士”的人，都是滥杀无辜的杀人犯。朱元璋的处理，并没有按照法律办事，他在这里要宣扬的道德观，显然超越到了法律之上。
上一讲我们说到朱元璋这个皇帝当得辛苦，他事必躬亲，无论大事小事，都不肯放过，一定要亲自处理。当初设置丞相的时候，还有一个帮手，胡惟庸案发后，他干脆把丞相也给废掉了，自己直接管理六部，成天陷入日常政务之中，这样一来，他也就更加辛苦了。
朱元璋跟历朝历代开国皇帝一样，认为这天下是他打下来的一个家业，把国家跟自己家看成一回事，这就叫家国天下。其实也不奇怪，在中国传统的帝制时代，天下就是皇帝的，不仅天下是皇帝的，所有的臣民也都是皇帝的，所以才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
我们今天看来，皇帝的家天下当然不好，可是在历史上，这是很正常的事，而且皇帝有了家天下的思想，他才会对这个天下的好坏安危更挂在心上。如果他认为天下是自己的，可是又不肯用心去管理，那就成了败家的皇帝，乃至亡国之君。开国之君都是尽心尽力想要管理好天下事的。
不过朱元璋比起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在管理国家事情上更要用心一些，事无巨细都要管，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经常亲自审问一些本来可以不用他过问的案子，因此也就流传下来许多关于他亲自审案子的故事。
一、中书老吏
据说朱元璋手下的功臣，有人嫖娼，引发了家庭矛盾，造成了社会不良影响。朱元璋知道以后，很是生气。可是他老人家不去责怪自己手下的功臣，却把罪责都算到了那妓女身上，要亲自过问。
妓女被关在监狱里面候审，她知道自己惹了大祸。明天皇帝亲自审问，那还能有好结果吗？闹不好就要掉脑袋了。越想越伤心，越想越害怕，不停地哭泣。
看管牢房的是一个中书省下面刑部牢房的老吏。他看这妓女哭得挺可怜，就想帮帮她，于是劝说：“别哭了，哭有什么用？还是想想明天怎么见皇上吧。”
那妓女说：“怎么见皇上？我还敢怎么见呀？只能这样子，说不定皇上会可怜我，饶我不死。”
老吏听了，对她说：“你要是那样做的话，必死无疑，皇帝一定会杀了你。”
妓女一听，更害怕了：“大人，您救救我吧，我该怎么办？”
老吏于是给她出主意说：“明天你早点起来，好好打扮，要打扮得比平时还认真讲究，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过堂就是了。”
妓女听了，半信半疑。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人家老吏总比自己有经验吧，就听他这一次，一切听天由命吧。
第二天，这个妓女果真早早起来，认真打扮一番。老吏看了，对她说：“差不多了，你就去见皇上，碰碰运气吧。”
却说朱元璋这一天要亲自审问这个伤风败俗、破坏他手下功臣名誉的妓女，心里还生着气呢。等到妓女被带上来，朱元璋一看，眼前一亮——那妓女其实本来就挺漂亮的，再经过这么一精心打扮，更是亮丽妖艳。
这可是朱元璋没想到的，他愣了半晌，心想，难怪我手下的功臣被迷住了呢，原来这女人还真是挺漂亮的。算了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也不奇怪。于是下令把这个妓女放了，也没有再深究犯事的功臣。
但这个故事只是个传说。
不过大家从中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朱元璋这位皇帝怎么会像个地方官一样，亲自审问这种案件呢？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做皇帝的很少会去干这种事情啊。可是朱元璋还真的是这么干的。我们再说一个朱元璋审案的故事。
史书中有一个记载，说朱元璋那时候因为国家要用船运送粮食，每年都要打造不少运粮船。这些船都是用木头做成的，每条船用多少木料，用尺子一量，就非常清楚了，所以造船的工匠、管理造船的官员都作不了假。可是造船这件事有些地方你是看不到的，比如造一条船到底用多少铁钉子，都钉到木头里面去了，谁能知道？只好任凭工匠和官员们去说，我这条船用了多少多少铁钉，这里面的名堂就大了。一条船多算上一点钉子，积少成多，那么多运粮船，多算了那么多钉子，就有的可贪了。
可是朱元璋他真的是很厉害，他就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
你不是把铁钉子钉到船里面去了吗？朱元璋让人找来一条刚造好的运粮船，当场一把火就把这条船烧掉。大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船已经烧完了。这时候朱元璋就让人去火堆里面找出那些铁钉——木头船烧掉以后，灰烬里面就只剩下烧不掉的铁钉子了。他让人把这些铁钉称一称重量，好，就是这么多，以后不管你用了多少钉子，每条船就按这么多钉子计算。谁也没话说了。
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不过也有人说，这是当年宋朝许元的事迹，不过是朱元璋学来的。但就算是朱元璋学来的，那也不简单，别人怎么没有学到呢？
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是他用心，再一个是他真把这些事当成自己的家事一样去关注。
二、案牍是非
上面讲的这些故事虽然难免有些传说的成分，但是我们在史书中也确实看到不少关于朱元璋亲自审案的明确记述。
当时有一次在京城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姓史的商人有个漂亮的妻子，他的生意伙伴见到后，就心生邪念。有一次他们又一起外出经商，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只有那个合伙人，原来是姓史的商人不小心溺水死了。姓史的商人夫妻俩都很年轻，没有孩子，等到丧事都办完了，这个合伙人就向史某的妻子求婚，史某的妻子也就同意了。婚后几年，生活也算平静，还生下了两个儿子。
后来有一天，天下大雨，院子里面积了不少水。两个小孩在廊檐下面玩，看到一只蛤蟆从水中爬上台阶来，小孩子淘气，就用一根小棍子把那只蛤蟆捅到水里去了。
当时夫妻两人在一旁看着孩子玩儿，那个后夫一时忘形，自言自语说：“史某死时，亦犹是耳。”
（陆容《菽园杂记》卷三）
意思是说，当年史某死的时候，也是被棍子捅到水里去的。妻子听了，追问缘故，后夫支支吾吾，遮掩不住，于是妻子就知道了前夫真正的死因。
第二天一早，等到后夫出去后，妻子把两个儿子杀死，自己向朝廷投案。这个案子不大好处理，后夫杀人，妻子为前夫报仇告到朝廷，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问题是，这个妻子却把两个无辜的儿子杀掉，也大异常人之情，事情就复杂棘手了。朱元璋得知这个案情，亲自处理，把这个杀子的妻子定为烈妇，不去追究她杀子之过，而把那个后夫法办示众。后来有人还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文学作品，就叫《虾蟆传》。
还有一个由朱元璋亲自处理的案件，情况跟这个案件正好相反。说的是当时京城里面有一个校尉，家里有个漂亮的妻子。女人知道自己长得美，成天站在大门口招摇，惹得往来行人纷纷注目，史书中说叫“倚门自炫”。于是，有个小帅哥就跟她眉来眼去，暗中相约了。这一天，帅哥来到校尉家，躲到床下，想等到校尉上班后，再出来跟校尉妻子厮混。
当时是五更天，天还很早，校尉的妻子就催促丈夫上班。校尉于是起床收拾好，就去上班了。可是没走几步，却又折回来，看看床上的妻子，怕她着凉，用衣被给她盖好，才又转身而去。
那帅哥出来跟女人相会时，就问她：“汝夫爱汝若是乎？”意思是你丈夫平日爱你到这程度吗？那个校尉妻子说：“那当然了。”随后就把丈夫对她的种种关爱说了一遍。这个帅哥越想越不得劲：这女人太轻浮太浅薄了！丈夫那么爱她，她却不思回报，还要背着丈夫干这种事！这种女人貌美心丑，要她何用！第二次再去跟校尉妻子相会的时候，这帅哥就带了一把刀，到了那儿，一刀就把校尉的妻子杀死了。
案发以后，家里人不知怎么回事，报到官府，把平日可疑的人都抓起来审问，严刑之下，有人就受不了，承认说是自己杀了人，定成了死罪。而那个真正杀人的帅哥，看到别人替他顶罪，良心发现，就到官府去自首了。
法司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就上报给了朱元璋。朱元璋说：“能杀不义，此义人也。”竟然把那个杀人的帅哥无罪释放了。
这两个案件的共同点是，都牵扯到了当时的道德观念问题。一个是为前夫报仇，一个是杀背叛了丈夫的妻子。可是这两起案件中被朱元璋定为无罪，甚至表彰为“烈妇”“义士”的人，都是滥杀无辜的杀人犯。朱元璋的处理，并没有按照法律办事，他在这里要宣扬的道德观，显然超越到了法律之上。
在朱元璋的心目中，许多道德层面上的事情，不能完全按照法律条文处理。而处理道德层面的事情，对于教化民众，更为重要。所以他这样做，是要树立一些典型案例，让这些案例成为大家遵循的依据，让天下官民都知道“忠”“孝”“节”“义”的重要性，这才是朱元璋处理这些案件的真正目的。
当然，朱元璋这个人把天下当成自个儿的家，他的治国之道跟治家之道一样，所以对于家国之事，他不仅在意，而且事无巨细都要去管，只要是他能知道的事情，都要亲自过问，成天案牍劳形，还要亲临大堂，审问案件，亲自批写判牍，所以他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朱元璋考虑得的确不错，处理这类案例，就是树立规范。只是这些案例，跟他在《御制大诰》中列出的那些案例还不大一样。《御制大诰》的案例，大都是有明显官方色彩的案例，比如追治奸党，惩办贪官，处理那些不肯与新朝合作的士人，即便涉及下层的案例，也都是粮长违法贪污，官绅勾结，坑害百姓，破坏军婚之类。而我们前面所列举的案例就不一样了，几乎清一色都是老百姓家里发生的事情。对这种案件的处理，影响面就更大，更容易流传开来，对于朱元璋想要达到的整顿道德的作用也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