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的天真跟桌子的天真并没有多大的分别。至于那班已坠世网的人们的天真就大不同了。他们阅历尽人世间的纷扰，经过了许多得失哀乐，因为看穿了鸡虫得失的无谓，又知道在太阳底下是难逢笑口的，所以肯将一切利害的观念丢开，来任口说去，任性做去，任情去欣赏自然界的快乐。
“你是来找我同去听讲演吗？”
“不错，去不去？”
“吓！我不是个‘智识欲’极旺的青年，这么大风——就是无风，我也不愿意去的。我想你也不一定是非听不可，尽可在我这儿谈一会。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然而我的嘴却是还在。刚才我正在想着讲演的意义，你来了，我无妨把我所胡思乱想的讲给你听。讲得自然不对，不过我们在这里买点东西吃，喝喝茶，比去在那人丛里钻个空位总好点吧。”
来客看见主人今天这么带劲地谈着，同往常那副冷淡待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心中就想在这里解闷也不错，不觉就把皮帽围巾都解去了。那房主人正忙着叫听差买栗子花生，泡茶。打发清楚后，他又继续着说：
“近来我很爱胡思乱想，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真合着那位坐在望平街高塔中，做《平等阁笔记》的主笔[1]所谓世界中不只‘无奇不有’，实在是‘无有不奇’。Carlyle[2]这老头子在Sartor Resartus[3]中‘自然的超自然主义’（Natural Super naturalism）一章里头，讲自然律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解的神秘，所以这老头子就觉得对于宇宙中一切物事都糊涂了。我现在也有点觉得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比如你是知道我怕上课的，自然不会爱听讲演。然而你经过好几次失败之后，一点也不失望，还是常来找我去听讲演，这就是一个Haeckel[4]的《宇宙之谜》所没有载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哦！现在又要上课了，我想起来真有点害怕。吓！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从前我们最高学府是没有点名的，我们很可以自由地在家里躺在床上，或者坐在炉边念书。自从那位数学教授来当注册部主任以后，我们就非天天上班不行。一个文学士是坐硬板凳坐了三千多个钟头换来的。就是打瞌睡，坐着睡那么久，也不是件容易事了。怕三千多个钟头坐得不够，还要跑去三院大礼堂，师大风雨操场去坐，这真是天下第一奇事了。所以讲演有人去听这事，我抓着头发想了好久，总不明白。若说到‘民国讲演史’那是更有趣了。自从杜威先生[5]来华以后，讲演这件事同新思潮同时流行起来。杜先生曾到敝处过，那时我还在中学读书，也曾亲耳听过，亲眼看过。印象现在已模糊了，大概只记得他说一大阵什么自治，砖头，打球，……后来我们校长以‘君子不重则不威’一句话来发挥杜先生的意思。那时翻译是我们那里一个教会学堂叫做格致小学的英文先生，我们那时一面听讲，一面看那洁白的桌布，校长的新马褂，教育厅长的脸孔，杜先生的衣服……我不知道当时杜先生知道不知道How we think[6]。跟着罗素[7]来了，恍惚有人说他讲的数理哲学不大好懂。罗素去了，杜里舒[8]又来。中国近来，文化进步得真快，讲演得真热闹，杜里舒博士在中国讲演，有十册演讲录。中间有在法政专门学校讲的细胞构造，在体育师范讲的历史哲学，在某女子中学讲的新心理学……总而言之普照十方，凡我青年，无不蒙庇。所以中国人民近来常识才有这么发达。太戈尔[9]来京时，我也到真光[10]去听。他的声音是很美妙。可惜我们（至少我个人）都只了解他的音乐，而对于他的意义倒有点模糊了。”
“自杜先生来华后，我们国内名人的讲演也不少。我有一个同学他差不多是没有一回没去听的，所以我送他一个‘听讲博士’的绰号，他的‘智识欲’真同火焰山一样的热烈。他当没有讲演听的时候只好打呵欠，他这样下去，还怕不博学得同哥德[11]？斯忒林堡[12]一样。据他说近来很多团体因为学校太迟开课发起好几个讲演会，他自然都去听了。他听有‘中国工会问题’，‘一个新实在论的人生观’，‘中外戏剧的比较’，‘中国宪法问题’，‘二十世纪初叶的教育’……我问他他们讲的什么，他说我听得太多也记不清了，我家里有一本簿子上面贴有一切在副刊记的讲演辞，你一看就明白了。他怕人家记得不对，每回要亲身去听，又恐怕自己听不清楚，又把人家记的收集来，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模仿的，不过我很替他们担心。讲演者费了半月工夫，迟睡早起，茶饭无心，预备好一篇演稿来讲。我们坐洋车赶去听，只恐太迟了，老是催车夫走快，车夫固然是汗流浃背，我们也心如小鹿乱撞。好，到了，又要往人群里东瞧西看，找位子，招呼朋友，忙了一阵，才鸦雀无声地听讲了。听的时候又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工会，宪法，人生观，戏剧，教育的智识整理好来吸收这新意思。讲完了，人又波涛浪涌地挤出来。若使在这当儿，把所听的也挤出来，那就糟糕了。”
“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这种Public-lecture-mania[13]是一种Yankee-disease[14]。他们同我们是很要好的，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染了他们的习惯。他们是一种开会，听讲，说笑话的民族。加拿大文学家Stepken Leacock[15]在他的My Discovery of England[16]里曾说过美国学生把教授的讲演看得非常重要，而英国牛津大学学生就不把lecture[17]当作一回事，他又称赞牛津大学学生程度之好。真的我也总怀一种怪意思，因为怕挨骂所以从来不告人，今日无妨同你一讲。请你别告诉人。我想真要得智识，求点学问，不只那东鳞西爪吉光片羽的讲演不济事，就是上堂听讲也无大意思。教授尽可把要讲的印出来，也免得我们天天冒风雪上堂。真真要读书只好在床上，炉旁，烟雾中，酒瓶边，这才能领略出味道来。所以历来真文豪都是爱逃学的。至于Swift[18]的厌课程，Gibbon[19]在自传里骂教授，那又是绅士们所不齿的，……”
他讲到这里，人也倦了，就停一下，看桌子上栗子花生也吃完，茶也冷了。他的朋友就很快地讲：
“我们学理科的是非上堂不行的。”
“一行只管一行，我原是只讲学文科的。不要离题跑野马，还是谈讲演吧，我前二天看McDougall[20]的《群众心理》，他说我们有一种本能叫做‘爱群本能’（Gregarious instinct），他说多数人不是为看戏而去戏院，是要去人多地方而去戏院。干脆一句话，人是爱向人丛里钻的。你看他的话对不对？”
他忽然跳起，抓着帽和围巾就走，一面说道：
“糟！我还有一位朋友，他也要去三院瞧热闹，我跑来这儿谈天，把他在家里倒等得慌了。”
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于北大西斋
（原载1926年12月4日《语丝》第108期，为“闲话集成十五”，署名驭聪）
[1]即狄葆贤（1873—1921），近代报人。1904年在上海创办《时报》。
[2]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代表作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
[3]《成衣匠的改造》，卡莱尔的主要著作之一。
[4]海克尔（1834—1919），德国动物学家，进化论者。
[5]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实用主义学派创立者之一。1919至1921年间曾来中国讲学。
[6]可译为：我们怎样想。
[7]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921年曾来中国讲学。
[8]杜里舒（1867—1941），德国哲学家、生物学家。1922年曾来中国讲学。
[9]今译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社会活动家。1924年4月来中国访问，23日抵北京后曾作六次讲演。
[10]当时北京真光电影院，今八面槽西之儿童剧场所在地。
[11]今译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
[12]今译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剧作家。
[13]译为：讲演癖。
[14]可译为：美国式病症。
[15]李科克（1869—1944），加拿大英语作家。生于英国。
[16]可译为：《英格兰之我见》。
[17]译为：讲演。
[18]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作有讽刺名著《格列佛游记》。
[19]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
[20]麦独孤（1871—1938），美国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家。曾发表《社会心理学导言》，建立了达尔文主义的人类行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