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难得逆睹的机缘，我同一种新时代的先则小说、后则电影、再后则电视剧中的人物有了多数人说近、少数人说不近的关系。且夫新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时代也，街头巷尾的实况如何且不论，须有教育意义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中的人物则不得不具有两极化的鲜明个性，即一方是进步的，积极的，故好，故荣，另一方是落后的，不积极的，故坏，故辱。荣乎？辱乎？在小说、电影、电视剧之内，至少由写的、编演的人看，可以说不成问题。之外的我呢？显然，确定荣辱之前，先要看能不能对号。可惜公检法直到公证处和律师事务所还不管这样的恍兮惚兮的事。
不管看小说、电影、电视剧的人就有了随己意对号或不对号的自由。不对号，放过拉扯闲话的良机，可惜，所以据我所知，读者，看客，多数还是站在对号一边。且夫假话多说几遍尚可成为真的，况广大群众乐得对号乎？于是循新时代的新风，有不少人就认为，这小说，这电影，这电视剧，就给我送来不少辱。读者、看客中间或有“多闻阙疑”的，有时并且来问，为什么不辩白几句？我感谢关照的好意，仍是沉默不语。何以决定沉默到底？是因为有些想法，至少在某一时期，还是以不说为是。想法非一，这里无妨约略言之。
其一，我是常人，照荀子和精神分析学派的看法，具有欲则不能无求的动物之性，回顾往昔，失误不少而成就甚少，辱之来正是合情合理，就不应该怨天尤人。
其二，进步、落后云云，来于道不同，不是三言五语所能说清楚，只好暂不说。
其三，写，编演，有宣扬教义的大用，背后必有大力支持，自然以畏而远之为是，《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
其四，还有一点点远希倪云林的狂妄念头，曰“一说便俗”。
不过虽不说，心里的想法却是不少的。近日来从不同的方面刮来提倡“说真话”之风，“草上之风必偃”，我也就不能安忍，并且想，我早已老了，有所知，有所信，韫“肚”而藏与以诚相见之间，像是应该选取后者。决定以诚相见，说说我为什么于积极与不积极之间，不只被有些人视为不积极，而且是己身安于不积极。《论语》有“安则为之”的说法，则“安”，总当自信为有些理由吧？事与一条黄瓜、两个茄子之类有别，说来不免话长，只好慢慢来。
一种可能的想法，大道多歧，一些人走上这一条，另一些人走上那一条，是决定于“天命之谓性”。这想法有些道理，甚至不少道理，但不是全部道理，盖如古语所说，“性相近”之后还有“习相远”，这“习”，我想还应该包括由有所学而有所知，有所见。我也曾自省，比如生在秦汉之际，碰到某机缘，走陈胜、吴广的路顺理成章，我会不会仍旧走陶渊明的路，归去来兮之后，作《闲情赋》呢？左思右想之后，结论仍是不知道。这样，寻检先天，此巷不通行，只好转而寻检后天。我上大学是学文史的，翻书不少，不能说毫无所得。幸或不幸是忽而想到一个说近就近、说远就远的大问题，是人生是怎么回事？怎么样活才比较合理？说到“理”，就不能不重视系统的有根有据的知识。我的经验，这就不得不到西天去取经。
大致是由三十年代中期起，连续十几年，我以人生哲学为中心，旁及小，个人的心性，大，社会的组织，以及求知的方法（知识论、逻辑、科学理论），等等，也可以说念了不少。所得呢，用褒语说是“四十而不惑”，用贬语说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不惑也罢，异端也罢，总之是有所见，有所信，并自信为都是有根有据，经得住辩驳的。可以不可以具体说说呢？大题只得小作，算作举例，只说一点点与这里有密切关系的。讲人生先要知道人是怎么回事，在知人这一点上，我是宁可舍告子、孟子、荀子而取弗洛伊德，就是承认人都是充满欲望的动物，所以求人人能活，就不得不，高姿态，乞援于“德”，求能节制，低姿态，乞援于“法”，求权有限。节制是要求个人，乃孔孟的理想；限权是对付众人，乃孟德斯鸠的办法。我坚信，讲治平之道，应该认清人之所以为人，少谈理想（绝大多数与幻想无别），多想办法。
理想有可意的一面，是唯有树立了这个，求向上才有个方向，个人也好，群体也好，才有个奔头。但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不可意的一面，是与实际必有或多或少的距离，如是，求其实现就不宜于头脑过热，以至如迷信咒语，以为只要口中念念有词，天地就会大变。然而不幸，放眼历史，单说治平之道的范围以内，这样的迷信也太多了。其表现是理想凝聚为教义，广收信奉者，并化信奉为狂热，然后过渡为过火的甚至恐怖的行动。古今中外，一切教义，在创造者和信奉者的心目中，都是绝对正确，依之而行，娑婆世界必可以很快变为天堂。我则认为，自信为绝对正确，正可以证明其中必有迷信成分，因而依之而行，情况能否越变越好就要走着瞧。走着瞧，显然就没有干劲加入信奉者之队，高呼万岁，换句话说是积极不起来。对于修齐治平，我的想法是应该多在防止祸害方面努力，想办法，建设一个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能够获得平安和公道）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显然不能是理想的，也就不能是上好的。但可以接受，其中就暗含着不容易，也许竟也是理想吧？姑且承认是理想，但也要承认乃不容打折扣的理想。势在必得，如何才能得？我的想法是以可接受为目标，宁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不多喊口号。
教义与口号的实行，几乎都要借助狂热。狂热是一种心态，是自己确信正在从事一种伟大的事业，也就分得一部分伟大。这种伟大感会使人心醉，醉到舍自己之生，觉得是光荣，杀别人之生，觉得是正义。对于这样的狂热，我也有心态，是畏和恶（wù），又是“天命之谓性”使然吗？非也，而是有深远的来由。可以总括为两类：一类来于理，另一类来于史。先说理，是我一直认为，偏重看源，狂热与少知甚至无知有血肉联系；偏重看流，狂热的发泄最容易或竟至必致不要德，不讲理（表现为不要法）。离开知识，不要德，不讲理，不守法（也许竟至无法），而深信摧毁一切不合己意的是正义，是伟大的事业，其为可怕就可想而知了。
再说史，古，外，枚举，大概一部大书也写不尽，只说一点点近在眼前的。太平天国，反异族统治（或只是反统治），有值得赞扬的一面。可是小有胜利，就强迫人民拜天父天兄，这是由迷信教义而流为狂热，给一般小民的必是难于忍受。义和团，在历史的长河中乍生乍灭，可是因无知、狂热而留下的恶作剧不少。记得一本小书记天津的情况，一会儿沿街大喊“挂灯”，一会儿沿街大喊“烙饼”，扰得居民寝食不安。有二毛子嫌疑的就更糟，因为会死在狂热的刀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往矣，不幸是狂热的阴魂未散，于是而有“大跃进”和大炼钢铁，随来饥饿，而有“大革命”，不少人面对红卫兵的狂热而家破人亡。所以我以为，无论是讲修齐还是讲治平，都应该冷静，依靠知识，崇尚道德，讲理，守法，而杜绝狂热。这是我多年来经过深思熟虑的认识，所以长时期、多次面对狂热之风，而终于热不起来。
或曰，理想或教义，目的总是好的，泄气的话说得太多，未免不妥当吧？这像是主张，评论社会性的某种主张和措施，应该多从动机方面着眼。我不赞成这样的主张，因为社会性牵涉群体的平安和幸福，关系过于重大，讲居心会成为避重就轻，应该追问结果。也可举史实为证。西方中古时代的宗教法庭，为救异端的灵魂，动机不可谓不好，可是不少人（今日看都是优秀的）就葬身火海了。我们的“大革命”也是这样，发动，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是结果呢？人人心里有数，也就可以不再费辞。
写至此，回头看看，像是有个最根本的，用什么方式治理，没有正面谈。我当然有意见，可是掏心窝子说，也许不合时宜吧？无已，想用投古语票的方式表示一下。古语两句，都见于《孟子》，一句是“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梁惠王下》），另一句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前一句的精神是君说了算，后一句的精神是民说了算，过渡到治理方式，总当有大别吧。别的具体情况，这里难得详说，只说我的态度，是坚决投后者一票。
投完票，可以放下笔休息了。可是想到作文教程所教，结尾要与开头呼应，所以不得不再说几句。以上拉拉杂杂说了不少，意在表白自己之所思和所信。所思，所信，知也，依照王阳明的理论，要化为行。行，己身以外的人所能见，所易见，于是根据这样的所见，并利用加冠的自由，小说，电影，电视剧，就送来落后、不积极的帽子。我对应的态度来自《庄子·天道》篇：“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如此拜受之后，我有时想，如果我有自加冠的自由，我将制一顶什么帽子？“攻乎异端”，可以，“四十而不惑”，也可以。可是头只有一个，只能戴一顶，那就不避自我陶醉之嫌，戴“四十而不惑”这一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