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跟我交往时间最长的裴大哥作古三年多了。时间最长，是因为始于民初的小学同学，终于八十年代的送他到八宝山。他比我年长两岁，不知为什么上学较晚，在小学跟我同班。毕业后到北京上一两年中学，因为父亲吸鸦片家道骤落，不得不改行，自食其力，挑担卖一种早点小吃杏仁茶。穷苦，结婚晚，这位嫂夫人身体很坏，长年与药锅为伴，五十多岁就提前移住西天。我们几乎一生同在一城，见面机会较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的宣南住所共晚饭。他爽直开朗，虽然生活相当困顿，却总是眼观顺利或有希望的一面。
晚间少事，喜欢喝一两杯酒，面红之后，谈天说地，大有燕市狗屠的慷慨气概。可是晚年小变，大概是也看到不顺利的一面吧，记得常常说：“人不服老不成。”“人不信命不成。”这两句都是深入生活的经验之谈，可是性质有别，借用《易经》里的现成话，前者属于形而下，后者属于形而上。形而上，根深，所以更值得慨叹。我的老友韩君，由我之介，也跟裴大哥很熟，对于这形而上的信命也有同感。但是他说，依照传统，命有迷信色彩，不如说是天性加机遇。我的领会，他说的天性和机遇，都在因果锁链之内，所以即使总括为不可抗的命，仍是科学的。这可以举例以明之。先说天性，不同的人受生之后，多方面千差万别，只说智愚和刚柔，如《出师表》中的诸葛亮与刘禅，智愚有别，《捉放曹》中的曹操与陈宫，刚柔有别，都是与生俱来，非人力所能左右。
再说机遇，问题比较复杂，韩君的想法可能是，巧到室内有胡蝶之梦，室外真就中了奖，都是前因必有的后果，同样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也就没什么希奇。但常人的常识未必这样领会，比如“他乡遇故知”，惊叫一声“太巧了”，至少是情绪上，必含有“偶然”之意。偶然不同于必然。那么，说起机遇，究竟是纯必然呢，还是纯偶然或含有偶然成分呢？问题太大，太复杂，但与人生关系密切，所以想“老骥伏枥”一次，碰碰。
先要说句泄气的话，生涯的由过去而现在，由现在而将来，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究竟都是必然还是也有偶然，我们闹不清楚。消极但并不无力的理由是，偏向哪一方的一言以蔽之都有困难。这里就由困难立论。先说不能不承认因果规律的普遍性和确定性。理由之一是有大量的事实为证；之二是我们难得离开它，试想，如果种瓜不能得瓜，种豆不能得豆，那还得了吗？谈到此，像是物理学胜利了，因为规律有一网打尽之力，连某时想作一首歪诗，作，得某字，都成为必然。
但是同样与人生有密切关系的伦理学（或称道德哲学）不会同意，因为这样板滞，意志自由就无处安放，也试想，如果懒散不干事，或热心吃喝玩乐，甚至杀了人，都说是因果规律注定的，非主观能动性所能变动，那就勉励，责任，向上，等等人类寄予希望的，都成为泡影了。显然，这里关键在意志的性质。我们主观觉得，至少是有时候，在岔路口，我们像是有任选其一的力量。但是因果论者会说，选这一条而不选那一条，也一定不是无因的，若然，就还是没有跳到因果规律之外。可是喜欢抬杠的人会更深追一步，说因果论还有不小的漏洞：一是最初因问题，说有说无都有理论的困难；二是没有办法证明，决不能出现新生因。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一笔胡涂账，难于算清，只好不算。
那就躲开理论的一团乱丝，只用常识的眼看看机遇，或者说，不问其中有没有偶然成分，只说面对它，我们会有什么感受。显然，这要看机遇具体成什么样子，会产生什么影响。淝水之战，前秦强，东晋弱，可是强的败了，弱的胜了，是机遇，因此而得的感受，谢安的与苻坚的必大不同。缩小到个人，相差甚微的机遇会引来得失、苦乐、荣辱的大分别，感受也就会因之而大异。概括说，程度深的感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幸，俗话所谓吉人天相；另一类是不幸，俗话所谓受命运的播弄。自然也容许中间的，或大量中间的，如未刺绣文而倚市门，托终身，未得张三而得了李四，以至持票子上街，未买金项链而买了电子琴，得失苦乐，界限不明，回顾时也会一言难尽。
这种种情况会汇聚成一种总的情况，即机遇的总的性质，是“它力量很大”而“我们无可奈何”。这也会引来感受，就我自己说是敬而畏之。何谓敬畏？《论语》有“畏天命”的话，天命只能顺受，人无可奈何，这是敬畏，不是恨畏。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深入地思索，就越生敬畏之感，那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是更典型的敬畏。与康德的星空和道德律相比，机遇较下而零碎，可是力量像是更大，因为更切身，影响更显著。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己身为本位，机遇还可以分为已然和未然两类，两类的重要分别是可知和不可知。这分别又会引来感受的不同。还是说我自己的，对于已然的，感受常常是惊奇加敬畏；未然的，感受常常是疑虑加敬畏。未然的，不可知，除坐待之外，没有多少话好讲；以下着重说已然的。
先说两种大的。一种是“地”，或说自然环境。生而为人，具有形和神，是生在冰岛还是生在赤道线上，自己不能选择，只能听从机遇。缩小到神州之内，是生在苏、杭还是生在北疆，也是自己不能选择，只能听从机遇。机遇有别，其下一连串的分别就随之而来，只说一种关系不大的，是食息于北地，听“吴娘暮雨潇潇曲”的机会就没有了。地的机遇中还含有天灾的机遇，其中最可怕的有火山、地震、决口之类，如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就是一例。另一种大是“时”，或说社会环境。翻阅历史，远的，有“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的环境，有“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的环境，其后，有战国百家争鸣的环境，有秦皇焚书坑儒的环境。再后，还有五胡乱华的环境，贞观之治的环境。环境不同，所受和所感就会大不同。但浅斟低唱也罢，痛哭流涕也罢，个人终归是渺小的，绝大多数，除了听从机遇的摆布之外，似乎很难找出其他办法来。
悲观气氛太浓了，又理太多，失之枯燥，还是赶紧回来谈闲话。换为说有关机遇的“事”。为了亲切，避免道听途说，只好现身说法。想由大而小，由近于常而真正巧，说三件，以略显示机遇的性状和神通，然后也许加点感慨，收场。
第一件，说说机遇使我走上如果容许思考、选择就未必肯走的路。为了不太拖长，由师范学校毕业时说起。念师范，理当的出路，或者还可以加上个人的愿望，是到小学当孩子王，每月可以拿大洋三四十，那年头，这个数目，既可以养家又可以肥己。我一九三一年暑假毕业，不记得是自己没奔走还是没有人肯要，总之是到该有着落的时候竟没有着落。又，师范学校毕业，照规定是不得及时考大学，可是这一年例外，却有法而不执行。于是我就由通县而北京，费大洋二元，报考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考期在前，侥幸录取，于是由人生的岔路口走入北大红楼。这自然也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瓜、豆是什么？半个世纪以后拿起算盘，加加减减，不幸所得竟是三种轻则值得慨叹、重则值得涕泣的。一种是“穷”。
《送穷文》不好作，也不宜于作，改用省事而形象之法，举例，比较。我的一位老友李君，有选定路线之明，很早就投笔从商，而不很久就肚子大了，额头放光了。我呢，多年来是殃及池鱼，连老婆孩子也衣不能暖，食不能饱。不幸中之幸是妻有入《列女传》之德，看见旁人家的亮堂堂、黄澄澄、软绵绵而居然不想下堂，有时反而表示一些怜悯之意。我当然感激，但总是不能免于内疚。另一种是“苦”。苦不少，只说一种感受最深的，是本不当涂抹而不得不涂抹。不当涂抹，因为自知写不出有利于国计民生至少是给痴男怨女一点点安慰的东西。而还要写，起因一言难尽。上面说到穷，稿酬有救穷之力，纵使微乎其微，0.0001总比零大，这就有吸引力，或说强制力，于是就不能不拿笔。不幸这竟与吸纸烟、喝白酒有性相近之处，到不需要它换衣食的时候，它还是赖着不走，于是还是拿笔，写。所写幸而变成铅字，看到的人，少数有嗜痂之癖，又本之好话多说的古训，甚至也用铅字喝彩；但我深知确信，必有不少人是轻则皱眉、重则嘲骂的。
此之谓费力不讨好，所以本质是苦。还有一种，貌似渺茫而分量更重，是“无归宿”，即深思冥索而终于不能心安理得。有人说，这是大家共有的缺憾，可以不计。我说不然，因为很多人是“虚其心，实其腹”，“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也就是不求而已经心安理得。这是幸运的，如果我不走入北大红楼，也就会轻易地混入这幸运的一群吧？不幸是受了北大求知求真精神的“污染”，不能安于“虚其心，实其腹”。于是也求。而很可怜，如我在旁处所说，终于未能如培根所推崇：“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始于疑，终于疑，而又不能不吃喝拉撒睡，这有时集中为感受，就成为迷惘，失落，空。不是佛家的求之不得的空，是常人的本不想空而没有着落，所以比佛家的所谓烦恼更加烦恼。总括以上，是我走错了路。何以会错？是机遇。
机遇已然，能不能补救？我的经验，说说容易，行就大难。再现身说法一次。大概是半年以前吧，想起《读书》编者赵女士的一席话，是说她的光荣经历，在王府井，连续七年，一手捉刀，在店门外吆喝卖西瓜，我一时灵机一动，这山看着那山高，就提笔诌了一首打油诗，曰：“欲问征途事，扬鞭路苦赊。仍闻形逐影，未见笔生花。展卷悲三上，寻诗厌六麻。何如新择术，巷口卖西瓜。”明白表示想改行，反赵女士之道而行。可是又二百天过去了，我不只没有改立巷口，而且仍在室内写不三不四的文章，因而就更不能不慨叹机遇的力量之大。
第二件，旁人之口，会说是属于吉人天相一类。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干校结业，被动往京、津之间运河以东的故乡过两肩担一口的生活，其后几年都是乡居避暑，城居避寒。一九七六年，承友人南京郭君和苏州王君的好意，由四月中旬起，到南京、扬州、无锡、苏州、杭州转了一圈，费时一个多月。回北京以后，腿劳累，心像是更劳累，到该往乡居避暑的时候，忽然想破例，不去了。贤妻同意，因而两三句话就定下来。不久就是七月下旬，唐山大地震，后来听近邻说，只几秒钟我住的房子就倒塌，如果我回去，就必致埋在房顶之下，其后自然就是不幸遇难了。这也是机遇会有大影响的一例，现在想，如果那一年不作江南之游，那就不要说这本《续话》，就是前几年那本《琐话》，也就写不出来，因而也就不至尘有兴致听闲话诸君的慧目了。
第三件，无关紧要却巧得有意思。我有个同祖的表弟蓝君，中年在北京丰台以南大葆台汉墓旁的郭公庄落户，是十几年以前，我还有精力，想骑车兼郊游，到他家去看看。早饭后由海淀起程，南行二十多里到丰台北部。有岔路，不知道该怎么走。左近没有人，正在犹豫，由镇内来一个多半老的男士。我上前说明要往郭公庄，请求指点的意思。他既老练又认真，说：“是郭庄子还是郭公庄，要分清楚。”我说：“是郭公庄，没错。”以为他该指路了，他却岔出去，问到谁家去。我说姓蓝的。他紧接着的一句话使我大吃一惊，是：“您姓张吧？”我说：“是。您是谁？”他先是不说，过来就推车，然后说：“到家再说。”我跟着到他家，喝着茶，才知道他是跟蓝表弟既幼年同村又在郭公庄共同经过商的孙君。我知道他，没见过，想不到这样遇见了。
三件事说完，不禁又总的想到机遇。糟糕的是我们既躲不开它，又管不了它。看来只能敬畏了。但畏，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合，怎么办？强者或乐观者是知其性质而不畏，并以尽人力来扭转或补救。我呢，仔细想想，大概还是只能甘居下游，为庄子之徒，至少是明知无力扭转的时候，就“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