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如宿昔之准时，送到面前。照例要翻翻，而一翻就像是嗅到一种气味。什么气味？新时代希有，也就难于找个适当的词语来说明。不得已，到故纸堆里去找，而一找就找到个“聚讼”。娘家是《后汉书·鲁褒传》，原文是：
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
文是旧时代的，且过简，要如昔年之学习宝书，对坐谈体会。我的体会是，几个人凑在一起讨论古礼，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我的理解有问题，我说你的理解有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还是未能定于一尊。“笔不得下”之下没有话，这就如赵州和尚“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中之“无”，更值得谈体会。我的体会是，谁也不服谁，到饭时，只好各自回家，吃自己尊夫人做的炸酱面，待有机会再争。聚讼是人人说己之所信，而且敢争，如果先师俞平伯先生仍健在，见此奇事，岂不高呼应“礼赞”哉！俞先生往矣，“有事弟子服其劳”，我写。先说扣紧现在当下的主旨是，《文学自由谈》的这一期，气氛不是说教，而是吵架，我觉得很好。这是如坐在街头的某些闲人，恨不得眼前的行人打起来吗？曰，非也，而是有大道理在，这大道理，恕我不避浮夸之嫌，是用老而昏的眼看，可以窥见一些“精神文明”。于吵架中见到精神文明，亦有说乎？曰有，而且不只一种。以下依次说说。
其一是，唯物论，如实，唯心论，存诚，就应该这样。语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因而对于同一事物，看法不同，正是意中事。这所谓看法，是偏于评价的，如面对一位二八或三八甚至四八的佳人或“所谓”佳人，身高，有脱掉高跟量的尺寸为证，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至于美不美，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同，常常来于有所偏重，如甲说美，是由于两眼死盯桃花面，乙说不怎么样，是由于迷时装模特，而这位个儿不高。退一步说，所看为全面，还有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不同有更深的根，概括说是性相近而不尽同，后天的经历，或说教养，差别更大。所以不同是常态，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世间的有些事可以更鲜明地说明这种情况，举《史记》为例，古今推为大手笔，可是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宋苏辙，金王若虚，就说不好。人各有见，不放弃如实和存诚，就只好让张三说张三的，李四说李四的。
其二，有人会担心，这样莫衷一是，限于“思”坛，不就乱了吗？曰，表面看是这样，实际则正好相反，是惟其这样乱一阵子，才能求得真假的真，是非的是，对错的对，好坏的好。何以故？是由于两种情况。一种，不管我们信不信带点牛皮味的“万物之灵”，我们总得从康德，承认人有理性，即判断的能力。十比九大，二八是十六，不是十七，如此判断，对了，这是理性在显示它的威力。许多事物不像二八等于十六那样简明，因而判断也可能错，即理性有时并不可靠。但纵使有时不可靠，我们还是不得不靠它。原因之一是操作性质的，是或者据以论断的材料不充分，或者推理程序有错误，如果不足的变为足，误的变为不误，理性就仍旧会发挥正面的作用。原因之二是逻辑的，是理性有时有误，需要修正，而真就修正了。这修正的力量仍只能来于理性。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人人言己之所信，争，就等于给理性创造个容易选得对的机会，或换个更干脆的说法，是争论之后的所得才是真的，或至少是可信的。但这里仍会有莫衷一是的情况，如何看待？这就过渡到另一种值得乐观的理由，是在这类事情上，我们也无妨请德先生出面来仲裁。仍以《史记》为例，苏辙，王若虚，挑毛病，可听之任之，至于历代无数的读书人，则都尊之为史籍的典型，开卷就一唱三叹。民主的精神是不求清一色，但不能不从多数。当然，从多数要有个先决条件，即这多数要是自由的，有教养的。
其三，顺着自由和有教养说下去。这样的“一”个人，有所遇，有所见，有所闻，会有自己的想法；有想法，因为是能自主的人而非驯服工具，就不免要说说道道甚至涂涂抹抹。据《旧约·创世记》，连上帝造人也不只一个，况“人多力量大”之男男女女乎？于是加上前面所说，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一个，两个，以至许多个，或在萧斋，或在某会场，直到《文学自由谈》之类的版面，碰头，就必成为聚讼。这样的聚讼，说者或写者都不背教条，而只是表白自己之所信。表白时的心态，有内外两个方面绝顶重要：内是无顾虑，畅所欲言，不怕因不合最高指示而加冠，发往北大荒；外是对于别人之不同的表白，纵使不能首肯却诚心诚意地尊重。我不隐瞒观点，一向把这样的聚讼看作臭老九益智、爱智旅途中有则应该享之、无则应该求之的一种珍贵而难得的境。珍贵，因为不只会带来心情舒畅，还会带来多数人会心悦诚服的真是非。难得，是不像在上者说《武训传》有毒素，大家跟着喊“有毒素，有毒素”，在上者说《红楼梦》是反封建的，大家跟着喊“反封建，反封建”，那样容易。与境的珍贵相比，难易是小节，所以我们还是勉为其难吧。
其四，建国以后将近三十年，我们过的不是聚讼而是反聚讼的生活。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金口玉言的大一统，以上所举至上者说《武训传》和《红楼梦》如何如何，大家跟着喊《武训传》和《红楼梦》如何如何，即是也。这种大一统的情况，到“文化大革命”成为登峰造极，比如至上者丙夜观书有感，说了一句什么话，次日清晨就要敲锣打鼓，列队上街头游行，以示庆祝。甚至下降一级至于某女霸，说法家都爱国，儒家都卖国，也没有人敢举文天祥为例，说儒家也可能不卖国。另一种形式是“攻（用打之义）乎异端”，办法是批判，如对俞平伯、马寅初等；或升级，批斗，如对大量的牛棚中人物；或再升级，发配或投入监狱，如对聂绀弩、胡风等。办法多，随来殊途同归的效果显著，诌文要扣紧题目，是就不会再有聚讼之事。这能不能算作有精神文明的一种表现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说我的私见，是不能算，因为，只是在“名”上纠缠，也要承认，想有精神文明，先要人有自己的“精神”，能“文”，可以“明”说自己的话。这期《文学自由谈》中的聚讼，虽然只是在“文学”范围内“自由”一下，总是比长此在“讲话”之下谈体会，像是离精神文明近一些。或换个说法，可算作萌芽，而既已有芽，则精神文明之发荣滋长，总会多有希望了吧？
礼赞聚讼的理由说完，还要说一点点辩解性质的话。这是因为，依照某种所谓学习的规律，发言，说完是非，要表态，如坚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之类。落实到这里，像是应该慷慨激昂而言曰：“我一定踊跃参加聚讼，因为上一期有评论我的拙作的文章，我更不能不参加聚讼。”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原因是，找回这久已不见踪影的亡羊，我有言在先，要走另一条路。这条路见本年一月十六日我致《文汇报》的一封信（刊于2月8日第8版），其中第三条说：
有段时期，在上者无容忍不同意见之雅量，动辄运整治之斤成风，使不少人轻则不能抬头，重则不能保头，以致万马齐喑，有识者皆叹惋而徒唤奈何。我人微言轻，不能兼善天下，尚自勉能独善其身。矫枉不惜过正，对于针对己见之不同意见，一向尊重，并表示欢迎。知而行之道是，纵使未必能放弃己见，也决不执笔争论。
这样，对于爬上《文学自由谈》的版面聚而讼，我就只能站在场外，充啦啦队的一员了。入啦啦队，要勤而用力喊，那就再喊一遍“加油，聚讼！聚讼，加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