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
明末清初，四川遭到更大兵祸。先是地主武装、南明军队、清朝大军多次围剿农民起义军张献忠军队，后又吴三桂叛清，战乱长达七年。从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至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的36年间，四川有25年发生过大规模战争，拉锯争夺异常激烈。顺治年间，清军六进重庆。兵祸又连着天灾。顺治初年，连年干旱，饥馑、瘟疫肆虐，人自相食，虎豹横行。康熙皇帝登基那年，重庆仅有几百人家。“此外州县，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合州三县只剩百余人。永川、璧山、铜梁、定远、安居等县，“或无民无赋，萧条百里。”江津“人烟断绝”。大足“止逃存一、二姓”。綦江县城荒废六年无人烟。整个川东土著残存不足5%，“各属尤空旷，草蓬然然植立，弥山满谷，往往横亘数十里无人烟”。
清政府为了发展四川生产，施行了一套鼓励移民垦殖政策。康熙还批准了户部制定的《入籍四川例》，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女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后又批准户部请求，“有地者既给与牛、种、银两，以为耕种之资，无地之民更为堪怜，请与有地之民一例给银安插”。州县官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
由于实施了这些政策措施，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地民众纷纷来川，形成了四川历史上的一次最大的移民运动。这次移民，仍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湖广填四川”。这次移民的路线多取水道。主要是长江，一般是穿三峡，过重庆，然后一迁、再迁或三迁，分流到四川各地。当然，留居在三峡地区者亦甚众。不少文献记载了这次移民过峡的情状。《三峡工程与移民》转引《四川通志》、《夔州府志》写道：“康熙中期，湖北宝庆、武岗、沔阳移民入蜀者，‘不下数十万’。雍正五年，湖广、江西、广西相率迁移四川省不下数十万人，据载当时每天由三峡入川的楚省居民达千数。大量湖广移民道经三峡移居四川，三峡地区首当其冲，故三峡西部的川东地区滞留了大量移民。从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记载四川11州府康熙六十一年人口分布看，夔州府占整个四川的11.9%，仅次于成都府的20.7%和重庆府的19.3%而居第三位，这说明清初三峡地区的确滞留了大量移民。大量移民进入三峡地区，逐渐改变了三峡地区主要居民的籍贯。道光《夔州府志》卷一十六《风俗》说：‘夔郡土著之人少，荆楚迁居之众多，楚之风俗即夔之风俗。’”
再一条水道是汉水。鄂东、鄂北以及鄂西北的移民，多通过随枣走廊，沿汉水河谷越陕南，进川北，再往重庆和川西成都平原。
另一条水道是酉水。湖南南部以及广东、福建的移民，除走长江水路外，即从湘西经沅水，溯江而上，再经酉水进入秀山、酉阳，复经乌江进入涪陵等地。
江河不仅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的发祥地，在这次大移民中，也成了人们寻找新的生活环境、延续生存和生命火炬的胜利通道和助燃能源。这其间，经历了多少磨难，体尝了无数辛酸。同治年间修纂的《王氏宗谱》记载了两位先祖于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由湖南零陵经三峡入川的情形：“阅巫山，渡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啼酸他乡之客，轻舟万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趋，经月余。”猿声哀啼增添了渡峡过客的离乡愁情，轻舟颠簸惊颤着闯关远求的生活憧憬。这奇江，这小船，终于把他们送到了新的生活天地，创立新业，繁衍后代，开发峡江，绵绵无穷！江河给了这些拓荒者方便与磨炼，他们也给江河描绘上开拓奋进的亮采。
正是这些不畏艰险的移民入川住渝，给三峡地区带来了热腾兴旺的人气。到清代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三峡地区人口已达160万左右，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8.24人。再到清末宣统二年（公元1911年），这里的人口已达335万，密度增至每平方公里83.65人。这热腾兴旺的人气，催发了三峡经济的热气。他们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在广阔的乡村山地，种植上了他们带来的包谷、洋芋、红苕，尤其是包谷，竟成为旱地的主要作物。《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记述：“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漫山遍谷，皆包谷矣……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丰歉。”铁厂、煤厂、木厂、炭厂、沙金厂开始兴办，盐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巴人先民那种捕鱼、贩盐的经济模式在此尚能见到一些踪影，捕鱼、经商仍是三峡地区沿江两岸居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归州“近江者半为渔”。万县“远商辐集，百货云屯”，“商业之盛，亦仅亚于重庆”，沿江城镇商业也有大的发展。他们仍是依江而兴，凭江而盛，为水文化的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三、抗战时期的内迁移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进入抗日战争，形成又一次移民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的移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组织的迁移，主要包括由政府安排的工矿企业、政府机关、学校、科研机构的迁建；另一种是无组织的迁移，主要指民间逃难的难民潮。
国民政府为了在战时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地，避免沿海民族工业遭到日寇破坏或者为敌所用，作出了将长江下流的沿海工业内迁的战略决策。所谓内迁，就是向西大转移。最初，将上海等地的工厂迁到湖北武汉复工生产，不料日军占领南京后，迅速溯江西上，占领安庆、九江，威胁到武汉。这些工矿被迫继续西迁。同时，武汉的各类企业不论大小一律内迁。其中重要的厂矿迁往重庆、四川，一般的厂矿则迁往湘西或陕南。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至1940年，有组织迁后的厂矿共448家，技工人员12164人。其中迁往重庆、四川的254家，8105人，这些厂矿绝大部分集中在重庆。加上随同的家属，迁入重庆的应有数万之众。
战时迁入重庆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为数不少，学校、科研、图书等单位甚众，其中大学、专科学校、军校、国立中学就达30余所，其人数也数以万计。
至于无组织的难民，其数字就更大。1938—1942年，仅由赈济委员会送到大后方的难民就有212万余人；后方各省、市、县收容接济的难民人数，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39年底共有6704412人，1940年1743338人，1941年1838892人。据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等载，抗战时期从东南、中部迁往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以及陕西、甘肃等地的难民当在10000万人左右。迁入重庆的究竟有多少？这从重庆战时人口变化即可见出大概。
据《重庆通史》载，按重庆市警察局的历年人口统计，抗战前夕，重庆市区有74398户、339204人，到1946年，增加到125万人，增长了3.67倍，10年净增90万人。其中增加的人口绝大多数是随军政、文教、工矿企业迁来的，外地迁渝人口占重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由于城市的畸形膨胀，人口的过快增长，造成了城市无法承受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军政、文教、工矿企业的大量迁入，东部先进地区的人迁来重庆，也改变了重庆人口素质的结构，提高了人口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