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反内战
1945年11月，《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背信弃义地向解放区发动进攻。11月5日，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10]当时在有“民主堡垒”之称的昆明，学生们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决定积极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运动。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的党组织和云南大学等校党组织，在党的省工委领导下，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语专科学校四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召开时事讲演会，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11月25日晚，讲演会在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各校的学生、教员、教授约6000人，纷纷前来开会。联大教授钱端升、费孝通、伍启元、潘大逵等发表演说，揭露国民党腐败、独裁、内战阴谋，拥护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在大会进行中，驻防昆明的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联大校园，鸣枪放炮，企图威胁群众、扰乱会场，晚会在枪炮声中照常进行，会场情绪激昂，愤怒的人们万众一心，口号声压倒了枪炮声。会上通过了由各校28个社团提议的《反内战宣言》。大会结束以后，军警们又断绝交通，不让学生们返校，致使数千人在深夜寒风中踯躅。第二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造谣说：联大附近“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故意混淆视听。为抗议军警暴行，联大等18所大中学校学生，于26日相继宣布罢课，要求追究对晚会开枪的责任，公开道歉，保证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接着，全市30多所大中学校一齐罢课，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并组成许多宣传队、演出队，到街头讲演宣传。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代理省主席兼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命令各校28日复课，声称如不遵令，即“采用武力压制，不惜流血”。各校在街头进行宣传的学生，遭到军警的毒打，还有人被抓进宪兵队。12月1日，一大批佩戴“军官总队”符号的军人，分批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大工学院、联大师范学院、联大附中等处，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甚至向人们开枪投弹。当天有4人被杀害，20多人被杀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烈士的鲜血震怒了全国人民，也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12月2日，4位烈士的遗体入殓以后，在作为灵堂的联大图书馆，凭吊的人群川流不息。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声援昆明学生。国民党当局为了缓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情绪，不得不解除关麟徵、李宗黄的职务。
一二一运动是中国青年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后，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和人民民主而进行的一次英勇斗争。它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声号角，打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沉寂，推动了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6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50多个单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会议决议。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的近10万群众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由大会推举的代表马叙伦、阎宝航、胡原文、盛丕华、包达三、雷洁琼、吴耀宗、蒉延芳等人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第一，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第二，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第三，第一批请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第四，通电美国政府不要帮助中国打内战。集会结束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马叙伦等一行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暴徒特务长达5小时的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被打得口吐鲜血，阎宝航、陈震中也被打伤。冯玉祥、李济深等人得知后，数次给国民党军政当局打电话，要求制止暴行，营救代表们，均未奏效。来车站迎接的民盟总部代表叶笃义及《新民报》、《大公报》采访记者浦熙修、高集均被殴致重伤。共造成12人受伤。这就是“下关惨案”。事件发生后，经民主同盟和中共代表团向孙科、邵力子、马歇尔等呼吁，至翌晨2时才将受伤者送进中央医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滕代远及郭沫若迅即赶到医院慰问。马叙伦等人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过去我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留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周恩来向受伤的代表们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随后，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郑重报告这一事件，并以备忘录形式分致马歇尔、徐永昌，抗议国民党政府放纵特务制造“下关惨案”的暴行，并提出六项善后办法。6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致上海人民请愿代表慰问电》，表示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而奋斗。
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举行招待会，分别招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负责人，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及地方名流。楚图南、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潘大逵、费孝通等民盟负责人在会上发表谈话，坚决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并和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李公朴大声疾呼：“内战万万打不得，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李公朴、闻一多都是民盟中委、著名大学教授，因积极反内战、反独裁，为反动派所忌恨，因此，蒋介石曾秘授国民党昆明党政军当局对李、闻等人以“权宜处置之权”。李公朴的秘书、战友方仲伯曾劝他尽快离开昆明，他淡然回答说：“他们要杀你，什么地方都一样，看情况，我已走不出昆明了。”“为了民主，我已经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7月11日晚，他与妻子张曼筠在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杀害。李被害后，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了于7月15日下午1时召开的李公朴的追悼大会。闻一多当众怒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指出：“这是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他谴责道：“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万人民。”“争取民主是有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回来。”他高喊：“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当日下午5时，他在归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李闻惨案”。
李、闻被害的消息，震惊了国内外。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分别给李、闻家属发了唁电，对李、闻表示哀悼，表彰他们“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歌可佩”。周恩来闻讯后极其愤怒，他强烈谴责国民党：“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国法西斯暴行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为法西斯统治之最后挣扎，自掘坟墓。”
3.反伪“国大”
1946年7月初，国民党政府不经中共和第三方人士会商，突然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宣布：决定在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于7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在7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抗议中，表示了与中共一致的态度：国民党一党政府在未经各党派协商的情况下，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是无效的；国民党无视政协决议，在改组政府之前就定期召开“国大”，也是违法的。由于中共和民主同盟的联合行动，使国民党陷于被动。
蒋介石不顾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警告，一意孤行，在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攻下晋察冀首府张家口的当天晚上，被“胜利”冲昏头脑，又宣布“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民盟主席张澜于10月14日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11月10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党派的重庆分会和重庆的21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指出：“在漫天战火、人民涂炭之际，而由一党政府片面召开‘国大’，实等于玩弄国大以作独裁政治之装饰，其所订宪法，亦不过增加独裁政治之合法基础而已，其结果必陷国家于长期分裂内战之境，而为全国人民所反对。”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这种分裂行动。
1946年11月15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中，除国民党外，只有早已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以张君劢为首的民主社会党和若干所谓“社会贤达”。在国大召开的第二天，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照这样做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要陷入苦痛的深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一党‘国大’中将要玩的一切把戏，乃至改组政府，我们绝无一顾之必要。”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11]
国民党蒋介石违背政协决议而召开的“国大”和通过的伪宪法，遭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反对。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史良、沙千里、邓初民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和讲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和制订伪宪法。民盟中央常委会决定，对以张君劢为首的背叛盟规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分子开除出盟，而对拒绝参加伪国大并宣布退出民社党的张东荪等人继续保留其盟籍。蒋介石以召开国大实现独裁、孤立中共的图谋，不仅未能如愿，而且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反而孤立了自己。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独霸中国，奴役人民的企图亦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12]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13]
在以上各项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统战政策，团结教育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使他们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不仅更加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而且积极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斗争中去。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4页。
[2]《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419页。
[3]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29日。
[4]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29日。
[5]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930页。
[6]王若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7]《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550页。
[8]周恩来：《在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
[9]http：//gzzxws.gov.cn/gzws/gzws/ml/28/200809/t20080917-9153-1.htm《提高警惕，坚定信心》，香港《人民报》1946年3月23日。
[10]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1201/4079.html《历史上的今天》。
[1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2-244页。
[12]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纪念会上的讲演》，《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3日。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