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民主建国，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场内战迫在眉睫。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以反蒋爱国为中心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在内的极其广泛的统一战线。其主要目的是推翻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正是依靠空前巩固和广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胜利，中国人民才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 中共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重庆谈判
1.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经过一百多年的屈辱、战乱、探索和奋斗，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要求通过和平的途径，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来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支持下，拒绝中国人民的要求，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这是一个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前途。此时的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内战的危险严重地存在着。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指出党的方针是：一方面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国民党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切实做好相应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1]。
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是，他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抗战刚刚结束，人民渴望和平；美、苏、英等国也不赞成中国内战；特别是国民党的精锐军队远在抗战后方的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说是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从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则可以利用“和平谈判”麻痹共产党，迫使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同时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时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总主笔、蒋介石的智囊陶希圣叙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并一语道破天机：“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2]
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分析国内外形势，说明党在新的环境下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他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但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兵力分散，摊子没有摆好，也不能很快下决心打内战。但是，“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现在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也将会“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同时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2.重庆谈判
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讲话：“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3]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4]《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5]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异常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6]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这期间，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下，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在谈判中，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了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决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政治协商会议
1.会前国共的两场激烈斗争
《双十协定》的签订，使人们看到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内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力量日益扩大，他们要求实现民主，主张停止内战。
美国总统杜鲁门按照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扩大其权力”的既定方针，于1945年12月15日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声称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并任命马歇尔接替赫尔利为美国驻华特使，来斡旋各方政治力量。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能避免内战，通过谈判，诱使中共交出武装，这对国民党是有利的，而且也有利于美国在中国的权益。12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要求中国“必须停止内争”。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内战，在我人民军队自卫反击下，连连失利，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尚需时日。因此，他也不得不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代表团成员有：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叶剑英（后由秦邦宪接替）、陆定一、邓颖超。
在政协会议召开前，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两场没有硝烟的激烈斗争：
（1）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为了给政治协商创造有利条件，中共代表团下机伊始就提出：“希望双方先停战”。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办法三项，以负国内外人士殷切之望，以利政治协商会议之进行”。经中共代表团的多次奔走呼吁，经国共双方的几度磋商，于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团就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3日午夜，双方军队要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整个商谈过程中，蒋介石等多次作梗，终因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而无法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