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电影民俗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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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传统武术与电影(3)

十、民国时期:武术从总体上转变为健身运动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现代武器的普遍使用,一方面使得武术的“战争价值”基本丧失,另一方面武术的健身作用却日益凸现。总的来看,武术主要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术馆”,后来各省、市、县相继建立了200余所国术馆,许多区乡也建立了分馆。不少武术家受聘在武术馆任教,培养了许多武术专门人才。民间也出现了许多拳术社、武士会、武术会、体育会等武术组织。

中央国术馆还曾组织过两届国术国考和国术游艺大会。有关武术的学术研究和一些国术书籍的出版,也促进了武术的传播和发展。

1936年,中国武术旅行团访问了东南亚,这很可能是我国首次“武术外交”。同年,中国武术队赴德国柏林在第11届奥运会上进行了表演,这是中华武术首次在重大国际场合展露风采。

此外,民国年间还曾多次涌现武林高手击败外国挑战者,捍卫民族尊严的事迹。例如:抗战时期,形意拳大师车永宏、孙禄堂等均挟武技击败日本武士,并断然拒绝日方重金聘请作日人教练,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十一、新中国成立后:武术在海内外得以广泛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数度大力推动下,传统武术成为“弘扬民族文化,发展体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1.武术成为国家体育项目被持续推广。1953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在天津举行,武术是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1956年,“中国武术协会”在京成立,武术正式定为体育表演项目。各地随之成立了大量名目繁多的武术团体,传授武术技能、培养武术骨干、组织武术表演和比赛,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武术文化活动网络,为武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1957年,国家体委将武术列为“体育项目”,随后举行了全国性的武术比赛和表演,整理制定出了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出版了简化太极拳和初级的拳、刀、剑、棍、枪套路。

2.为了使武术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发展,国家体委于1979年发出了《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从1983年开始历经3年的发掘整理(文献、图片、录像),基本摸清了我国武术在当时的传承状况。

3.武术成为各级学校体育教育的内容之一。1954年,武术被列入各高校体育院系的正式课程。1961年,武术成为《全国大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的重要内容。部分大专院校还成立了武术协会和武术队,少数高校还设置了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等武术专门人才的武术专业。1984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武术硕士学位。1986年,国家体委建立了“武术研究院”,并与国外武术界开展了广泛交流。1993年,在《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中增加了武术内容的试点工作。2001年,武术被列为“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的重要内容。

4.武术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作为武术的发源地,在历史上曾多次派人先后前往五大洲60多个国家进行武术表演和交流。日本和东南亚一带是中华武术最早得以流传的地区,据记载,明代拳师陈元资东渡日本传授少林拳法,奠定了日本“柔道”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空手道、合气道,朝鲜的跆拳道,泰国的暹罗拳,菲律宾的棍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武术的影响。目前中国武术在欧美等地已经广为人知,美国有“全美中国武术协会”,芝加哥等城市还成立了“少林功夫学校”。“GongFu”(功夫)、“ShaoLin”(少林)、“TaiJi”(太极)、“WuShu”(武术)等词语也已经被英语世界广泛认可。

可以说,中国武术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健身、技击、娱乐和艺术欣赏等多重功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武术爱好者。武术已经成为传播华夏文明、增进国际友谊的使者。

5.武术在国际体育界的地位稳步攀升。1985年,在西安举行了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并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委会”,这是武术发展史上的历史性突破。1987年在日本横滨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武术锦标赛。1990年武术首次被列入亚运会竞赛项目。1991年第1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在北京举行,1993年和1995年又分别在马来西亚和美国举办了第2、3两届世锦赛——这标志着武术已经冲出亚洲,稳步地走向世界。1999年,国际武联被吸收为国际奥委会的“正式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成员”,这意味着武术即将成为奥运项目。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极大地推动了武术在国内外的普及和研究,这使我国传统武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并衍生出不少新的武术项目和功能,特别是近些年来,武术套路在技术风格、结构布局、质量和难度,以及国际声誉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突破,还出现了集体比赛项目,这些都显示了传统武术与时俱进的活力与生机。

综上可见,作为中华民族智慧和品格的结晶,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貌,并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武术作为国术、文化瑰宝,不但深受我国人民喜爱,而且也受到国际友人的青睐,它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节武术类影片的流变状况

回眸百年中国电影史,从肇始之作《定军山》(1905年),到首次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火烧红莲寺》(1928年),再到勇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卧虎藏龙》(2001年),可以说,中国电影的光荣与梦想始终都与传统武术有着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因武术而数度辉煌,中华武术也因电影而享誉环球。

总体来看,武术与电影结缘于中国电影诞生初期。在20世纪20年代,传统武术逐步介入到电影创作之中,“武术”成为电影叙事造型的重要元素;在50至80年代,武术“真功夫”在电影中获得高度重视并得到充分表现;从90年代至今,“武术元素”更加广泛地渗透到多种类型、样式、题材的电影创作当中。

一、武术与电影结缘于中国电影诞生初期

1905~1919年是中国电影的“草创时期”,以1909年为界,这一时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1905~1909年所拍摄的影片均为“戏曲片段”;1909~1919年则以剧情短片的拍摄为主。当时武术元素尚未直接介入电影创作之中,但在那批作为肇始之作的“戏曲纪录片”中,对传统武术已有间接表现。

从1905年开始,中国电影的创始人任庆泰相继拍摄了《定军山》(谭鑫培主演);《艳阳楼》、《青石山》(以上俞菊笙主演);《金钱豹》、《白水滩》(以上俞振庭主演);《收关胜》(许德义主演)等七、八部戏曲纪录片片断,其中主要是以武术动作见长的“做”、“打”片段,例如“请缨”、“舞刀”、“交锋”等。

上述史实说明早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武术就与电影结缘了。尽管这种“结缘”是通过戏曲间接实现的,并且影片中那些“武打片断”也已经是舞台化乃至舞蹈化了的武打动作,但追本溯源它们仍然来自武术,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这些戏曲片也应当归入融会并运用了武术元素的电影行列。

此后,我国几乎在各个时期都拍摄过一些不乏武打动作与场面的戏曲片,如:《四杰村》(1921年,卢寿联导演)、《林冲夜奔》(1935年,王次龙导演)、《古中国之歌》(1941年,费穆导演)、《穆桂英挂帅》(1958年,徐苏灵导演)、《杨门女将》(1960年,崔嵬导演)、《三岔口》(1976年,陈怀皑导演)、《斩花堂》(1987年,常甄华导演)、《木兰传奇》(1994年,肖朗导演)、《马陵道》(2000年,郭大群导演)、《生死擂》(2001年,王好为导演)等。[37]

事实上,戏曲片在中国电影史上曾占有不小的比重,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含有武打片断,不过由于在形态、风格、故事、表演等方面,戏曲片大都忠实于戏曲原作,而程式化的戏曲表演又有极强的稳定性,因此,与“武术元素”在武侠功夫片中那种不断与时俱进、花样翻新的运用状况相比,在百余年来的戏曲片中,那些和武术有关的表演段落几乎没有明显的演变,其基本特征一以贯之地体现为:武打动作全部虚拟化、程式化、舞蹈化、杂技化;武打场面则重在热闹、流畅、有趣,而不求逼真、猛烈、刺激。

需要指出的是,武术元素在戏曲片中的这些呈现方式,并不意味着那些武生、武净、武旦等演员只需要花拳绣腿般地摆几个动作,即可完成片中的“武打任务”。事实上,他们大都具有相当深厚的武功修养,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方面的事例为数众多、无须赘言,需要强调的倒是成龙、洪金宝、于荣光等电影界的功夫明星,原本也是戏曲界的武生演员,他们投身电影所赢得的声名,与此前在梨园行所积淀的武功与表演修养,显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1909~1920年,中国电影开始尝试拍摄“剧情片”(故事片),此时的作品大多为充满谐谑色彩的“滑稽短片”。

通常认为,衡量一部影片是否运用了武术元素的主要标志,就是看该片中是否出现了具有武术意味的格斗、武术招式/套路,以及武术兵器。而这一时期的影片主要以模仿西方电影中的滑稽动作为主,从现存的文字资料来看(当时的影像资料已完全遗失),其中没有任何与武术有关的记载,尽管其中部分作品如《打城隍》(1903)、《五福临门》(1903)等也有“打”的场面,但“打”与“武打”却不是一个概念,前者重在用滑稽的形体动作引人发笑,并不强调思想意味;而“武打”则必须有“武”,即在打斗过程中要尽量运用传统武术的动作、招式、套路或兵器,并且重在体现一种惩恶扬善的侠义精神,同时彰显传统武术的魅力。据此,我们可以基本判定,传统武术在此期间尚未直接成为电影的表现元素。

二、20世纪20年代,武术成为电影叙事造型的重要元素

1920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先后推出了影片《车中盗》和《荒山得金》(导演均为任彭年),从文献记载和电影史研究的结果来看,这两部影片很可能是最早直接运用“武术元素”的中国电影。[38]尽管这两部影片难免稚拙,但我们却可以把它们看做中国武侠电影的雏形,因为其中均含有武打场面和表现狭义的情节,以及惩恶扬善的价值取向。例如:《荒山得金》的主人公宋金郎不仅懂得武功技击之术,而且还用家传“宝剑”与群盗“决战数合”。[39]显然,武术兵器、武术招式、武术格斗在这部影片中已经一应俱全。

1921年由上海新亚影戏公司出品、管海峰导演的《红粉骷髅》,是另一部较早运用了武术元素的影片,该片集侦探、武打、恐怖于一体,并曾专门从拳术艺人中挑选了扮演警察与打手的演员。[40]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1921~1931),包含有“武术格斗”、“武术器械”或“练武场面”等“武术元素”的影片逐年增多。

其中,在前七年(1921~1927)共出品40部上下,[41]主要有:1921年的《四杰村》;1922年的《大义灭亲》;1923年的《爱国伞》;1924年的《侠义少年》、《五分钟》;1925年的《劫后缘》、《南华梦》、《孝女复仇记》、《女侠李飞飞》;1926年的《白蛇传》、《夺国宝》、《红玫瑰》、《莲花公主》、《孙行者大战金钱豹》、《无名英雄》、《燕山侠隐》、《还金记》、《情海风波》;1927年的《王氏四侠》、《侠凤奇缘》、《大侠白毛腿》、《奇中奇》、《五鼠闹东京》、《儿女英雄》、《山东响马》、《关东大侠》、《一箭仇》、《水上英雄》、《宋江》、《武松血溅鸳鸯楼》、《翠屏山石秀杀嫂》、《薛仁贵征西》等。

在后四年(1928~1931)包含有“武术元素”的影片数量猛增到250余部,[42]年均60余部。当时,上海约有大小50家电影公司,在这五年间共摄了近400部影片,这意味着与武术有关的影片竟占到全部出品的60%。[43]可以说,几乎当时所有的中国影片公司都参与了此类影片的摄制。[44]其中的代表作有:《火烧红莲寺》(1-18集)、《荒江女侠》(1-13集)、《儿女英雄》(1-4集),以及《武松大闹狮子楼》、《双剑侠》、《新少林寺·方世玉打擂台》、《奇侠精忠传》、《半夜飞头记》、《红侠》、《女侠白玫瑰》等。

这一时期武术、武侠类电影勃兴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社会原因看,从1920年前后直到1930年前后,中国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乱之中,其中声势较大的先后有:直皖战争(1920)、粤桂战争(1920)、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北伐战争(1926~1928)、渐呈燎原之势的工农武装割据(1927~1934)、蒋冯阎中原大战(1930~1931),以及日军对东北地区的占领(1931),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地方军阀纷争。在这十余年里可谓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扰连年,民众不堪其苦,渴望豪杰出世,力克群雄,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这样的社会心理投射到电影活动中,便是那些宣扬惩恶扬善、济世救民的武术、武侠乃至神怪类影片,受到了相当热烈、持久的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