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民国时期：武术从总体上转变为健身运动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现代武器的普遍使用，一方面使得武术的“战争价值”基本丧失，另一方面武术的健身作用却日益凸现。总的来看，武术主要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术馆”，后来各省、市、县相继建立了200余所国术馆，许多区乡也建立了分馆。不少武术家受聘在武术馆任教，培养了许多武术专门人才。民间也出现了许多拳术社、武士会、武术会、体育会等武术组织。
中央国术馆还曾组织过两届国术国考和国术游艺大会。有关武术的学术研究和一些国术书籍的出版，也促进了武术的传播和发展。
1936年，中国武术旅行团访问了东南亚，这很可能是我国首次“武术外交”。同年，中国武术队赴德国柏林在第11届奥运会上进行了表演，这是中华武术首次在重大国际场合展露风采。
此外，民国年间还曾多次涌现武林高手击败外国挑战者，捍卫民族尊严的事迹。例如：抗战时期，形意拳大师车永宏、孙禄堂等均挟武技击败日本武士，并断然拒绝日方重金聘请作日人教练，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十一、新中国成立后：武术在海内外得以广泛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数度大力推动下，传统武术成为“弘扬民族文化，发展体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1.武术成为国家体育项目被持续推广。1953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在天津举行，武术是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1956年，“中国武术协会”在京成立，武术正式定为体育表演项目。各地随之成立了大量名目繁多的武术团体，传授武术技能、培养武术骨干、组织武术表演和比赛，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武术文化活动网络，为武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1957年，国家体委将武术列为“体育项目”，随后举行了全国性的武术比赛和表演，整理制定出了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出版了简化太极拳和初级的拳、刀、剑、棍、枪套路。
2.为了使武术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发展，国家体委于1979年发出了《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从1983年开始历经3年的发掘整理（文献、图片、录像），基本摸清了我国武术在当时的传承状况。
3.武术成为各级学校体育教育的内容之一。1954年，武术被列入各高校体育院系的正式课程。1961年，武术成为《全国大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的重要内容。部分大专院校还成立了武术协会和武术队，少数高校还设置了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等武术专门人才的武术专业。1984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武术硕士学位。1986年，国家体委建立了“武术研究院”，并与国外武术界开展了广泛交流。1993年，在《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中增加了武术内容的试点工作。2001年，武术被列为“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的重要内容。
4.武术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作为武术的发源地，在历史上曾多次派人先后前往五大洲60多个国家进行武术表演和交流。日本和东南亚一带是中华武术最早得以流传的地区，据记载，明代拳师陈元资东渡日本传授少林拳法，奠定了日本“柔道”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空手道、合气道，朝鲜的跆拳道，泰国的暹罗拳，菲律宾的棍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武术的影响。目前中国武术在欧美等地已经广为人知，美国有“全美中国武术协会”，芝加哥等城市还成立了“少林功夫学校”。“GongFu”（功夫）、“ShaoLin”（少林）、“TaiJi”（太极）、“WuShu”（武术）等词语也已经被英语世界广泛认可。
可以说，中国武术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健身、技击、娱乐和艺术欣赏等多重功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武术爱好者。武术已经成为传播华夏文明、增进国际友谊的使者。
5.武术在国际体育界的地位稳步攀升。1985年，在西安举行了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并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委会”，这是武术发展史上的历史性突破。1987年在日本横滨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武术锦标赛。1990年武术首次被列入亚运会竞赛项目。1991年第1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在北京举行，1993年和1995年又分别在马来西亚和美国举办了第2、3两届世锦赛——这标志着武术已经冲出亚洲，稳步地走向世界。1999年，国际武联被吸收为国际奥委会的“正式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成员”，这意味着武术即将成为奥运项目。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极大地推动了武术在国内外的普及和研究，这使我国传统武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并衍生出不少新的武术项目和功能，特别是近些年来，武术套路在技术风格、结构布局、质量和难度，以及国际声誉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突破，还出现了集体比赛项目，这些都显示了传统武术与时俱进的活力与生机。
综上可见，作为中华民族智慧和品格的结晶，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貌，并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武术作为国术、文化瑰宝，不但深受我国人民喜爱，而且也受到国际友人的青睐，它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节武术类影片的流变状况
回眸百年中国电影史，从肇始之作《定军山》（1905年），到首次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火烧红莲寺》（1928年），再到勇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卧虎藏龙》（2001年），可以说，中国电影的光荣与梦想始终都与传统武术有着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因武术而数度辉煌，中华武术也因电影而享誉环球。
总体来看，武术与电影结缘于中国电影诞生初期。在20世纪20年代，传统武术逐步介入到电影创作之中，“武术”成为电影叙事造型的重要元素；在50至80年代，武术“真功夫”在电影中获得高度重视并得到充分表现；从90年代至今，“武术元素”更加广泛地渗透到多种类型、样式、题材的电影创作当中。
一、武术与电影结缘于中国电影诞生初期
1905～1919年是中国电影的“草创时期”，以1909年为界，这一时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1905～1909年所拍摄的影片均为“戏曲片段”；1909～1919年则以剧情短片的拍摄为主。当时武术元素尚未直接介入电影创作之中，但在那批作为肇始之作的“戏曲纪录片”中，对传统武术已有间接表现。
从1905年开始，中国电影的创始人任庆泰相继拍摄了《定军山》（谭鑫培主演）；《艳阳楼》、《青石山》（以上俞菊笙主演）；《金钱豹》、《白水滩》（以上俞振庭主演）；《收关胜》（许德义主演）等七、八部戏曲纪录片片断，其中主要是以武术动作见长的“做”、“打”片段，例如“请缨”、“舞刀”、“交锋”等。
上述史实说明早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武术就与电影结缘了。尽管这种“结缘”是通过戏曲间接实现的，并且影片中那些“武打片断”也已经是舞台化乃至舞蹈化了的武打动作，但追本溯源它们仍然来自武术，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这些戏曲片也应当归入融会并运用了武术元素的电影行列。
此后，我国几乎在各个时期都拍摄过一些不乏武打动作与场面的戏曲片，如：《四杰村》（1921年，卢寿联导演）、《林冲夜奔》（1935年，王次龙导演）、《古中国之歌》（1941年，费穆导演）、《穆桂英挂帅》（1958年，徐苏灵导演）、《杨门女将》（1960年，崔嵬导演）、《三岔口》（1976年，陈怀皑导演）、《斩花堂》（1987年，常甄华导演）、《木兰传奇》（1994年，肖朗导演）、《马陵道》（2000年，郭大群导演）、《生死擂》（2001年，王好为导演）等。[37]
事实上，戏曲片在中国电影史上曾占有不小的比重，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含有武打片断，不过由于在形态、风格、故事、表演等方面，戏曲片大都忠实于戏曲原作，而程式化的戏曲表演又有极强的稳定性，因此，与“武术元素”在武侠功夫片中那种不断与时俱进、花样翻新的运用状况相比，在百余年来的戏曲片中，那些和武术有关的表演段落几乎没有明显的演变，其基本特征一以贯之地体现为：武打动作全部虚拟化、程式化、舞蹈化、杂技化；武打场面则重在热闹、流畅、有趣，而不求逼真、猛烈、刺激。
需要指出的是，武术元素在戏曲片中的这些呈现方式，并不意味着那些武生、武净、武旦等演员只需要花拳绣腿般地摆几个动作，即可完成片中的“武打任务”。事实上，他们大都具有相当深厚的武功修养，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方面的事例为数众多、无须赘言，需要强调的倒是成龙、洪金宝、于荣光等电影界的功夫明星，原本也是戏曲界的武生演员，他们投身电影所赢得的声名，与此前在梨园行所积淀的武功与表演修养，显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1909～1920年，中国电影开始尝试拍摄“剧情片”（故事片），此时的作品大多为充满谐谑色彩的“滑稽短片”。
通常认为，衡量一部影片是否运用了武术元素的主要标志，就是看该片中是否出现了具有武术意味的格斗、武术招式/套路，以及武术兵器。而这一时期的影片主要以模仿西方电影中的滑稽动作为主，从现存的文字资料来看（当时的影像资料已完全遗失），其中没有任何与武术有关的记载，尽管其中部分作品如《打城隍》（1903）、《五福临门》（1903）等也有“打”的场面，但“打”与“武打”却不是一个概念，前者重在用滑稽的形体动作引人发笑，并不强调思想意味；而“武打”则必须有“武”，即在打斗过程中要尽量运用传统武术的动作、招式、套路或兵器，并且重在体现一种惩恶扬善的侠义精神，同时彰显传统武术的魅力。据此，我们可以基本判定，传统武术在此期间尚未直接成为电影的表现元素。
二、20世纪20年代，武术成为电影叙事造型的重要元素
1920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先后推出了影片《车中盗》和《荒山得金》（导演均为任彭年），从文献记载和电影史研究的结果来看，这两部影片很可能是最早直接运用“武术元素”的中国电影。[38]尽管这两部影片难免稚拙，但我们却可以把它们看做中国武侠电影的雏形，因为其中均含有武打场面和表现狭义的情节，以及惩恶扬善的价值取向。例如：《荒山得金》的主人公宋金郎不仅懂得武功技击之术，而且还用家传“宝剑”与群盗“决战数合”。[39]显然，武术兵器、武术招式、武术格斗在这部影片中已经一应俱全。
1921年由上海新亚影戏公司出品、管海峰导演的《红粉骷髅》，是另一部较早运用了武术元素的影片，该片集侦探、武打、恐怖于一体，并曾专门从拳术艺人中挑选了扮演警察与打手的演员。[40]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1921～1931），包含有“武术格斗”、“武术器械”或“练武场面”等“武术元素”的影片逐年增多。
其中，在前七年（1921～1927）共出品40部上下，[41]主要有：1921年的《四杰村》；1922年的《大义灭亲》；1923年的《爱国伞》；1924年的《侠义少年》、《五分钟》；1925年的《劫后缘》、《南华梦》、《孝女复仇记》、《女侠李飞飞》；1926年的《白蛇传》、《夺国宝》、《红玫瑰》、《莲花公主》、《孙行者大战金钱豹》、《无名英雄》、《燕山侠隐》、《还金记》、《情海风波》；1927年的《王氏四侠》、《侠凤奇缘》、《大侠白毛腿》、《奇中奇》、《五鼠闹东京》、《儿女英雄》、《山东响马》、《关东大侠》、《一箭仇》、《水上英雄》、《宋江》、《武松血溅鸳鸯楼》、《翠屏山石秀杀嫂》、《薛仁贵征西》等。
在后四年（1928～1931）包含有“武术元素”的影片数量猛增到250余部，[42]年均60余部。当时，上海约有大小50家电影公司，在这五年间共摄了近400部影片，这意味着与武术有关的影片竟占到全部出品的60%。[43]可以说，几乎当时所有的中国影片公司都参与了此类影片的摄制。[44]其中的代表作有：《火烧红莲寺》（1-18集）、《荒江女侠》（1-13集）、《儿女英雄》（1-4集），以及《武松大闹狮子楼》、《双剑侠》、《新少林寺·方世玉打擂台》、《奇侠精忠传》、《半夜飞头记》、《红侠》、《女侠白玫瑰》等。
这一时期武术、武侠类电影勃兴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社会原因看，从1920年前后直到1930年前后，中国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乱之中，其中声势较大的先后有：直皖战争（1920）、粤桂战争（1920）、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北伐战争（1926～1928）、渐呈燎原之势的工农武装割据（1927～1934）、蒋冯阎中原大战（1930～1931），以及日军对东北地区的占领（1931），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地方军阀纷争。在这十余年里可谓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扰连年，民众不堪其苦，渴望豪杰出世，力克群雄，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这样的社会心理投射到电影活动中，便是那些宣扬惩恶扬善、济世救民的武术、武侠乃至神怪类影片，受到了相当热烈、持久的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