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雅马哈鱼档》外，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表现“个体户”的影片还有：《西子姑娘》、《珍珍的发屋》，以及陈佩斯主演的《二子开店》、《爷俩开歌厅》和《父子老爷车》等影片，这些作品大都着力于表现“个体户”的创业艰辛和感情生活，多以正面赞扬为主。但也有少数影片以冷峻的现实主义情怀，呈现了部分“个体户”的辛酸、挫败与无奈，如：《本命年》、《有话好好说》等。上述两类影片，从不同侧面较为立体地记录、演绎了“个体户”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并或多或少地呈现了他们所从事行业的时代特色，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小结
《春蚕》、《林家铺子》、《雅马哈鱼档》三部影片的实践经验表明，电影创作完全可以通过对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中的某个行当或职业的表现，进而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折射出某个时代的独特征候。
一般而论，表现社会变化、时代主题的影片，很容易失之于空洞乏味、大而无当，但上述三部作品却丝毫没有这样的瑕疵，原因即在于：它们的“叙事”都能紧紧依托于五行八作中的某个经济实体，这些“实体”既共振于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也共鸣于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所以这样的影片给观众的感受就是在用事实讲道理，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真切、感人！事实上，当我们在欣然接受一个故事的时候，融汇于其中的那些理念也会随之悄悄地流入我们的心田……
二、通过表现主人公的职场遭遇，来刻画人物、传达理念
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涉及众多“职业”，这些职业常常是人与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我们通过观察某人在其职业生涯中的起伏和变化，不仅能够看到他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而且往往还能由此获得他所涉身其中的时代与社会的许多信息。
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真正着力于描画人和职业间内在关系的精品佳作并不多见，或许以下这些作品应当算是其中的佼佼者：1950年/《我这一辈子》、1959年/《老兵新传》、1965年/《舞台姐妹》、1982年/《骆驼祥子》和《人到中年》、1984年/《人生》、1987年/《人鬼情》、1993年/《霸王别姬》……
下面我们主要以影片《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和《人到中年》为例，来了解一下电影创作应当怎样通过某个行当或职业，去刻画人物、臧否社会、揭示问题、表达主张。
1.《我这一辈子》：悲惨世界与凄凉人生
《我这一辈子》改编自老舍同名小说，由石挥导演并主演[15]。影片讲述了老北京一名巡警在40多年里所经历的职业悲欢与凄惨人生：
“我”22岁那年失业了。邻居赵大爷是个巡警，他介绍“我”也当了巡警，目睹了清王朝覆灭前的种种疯狂丑态。辛亥革命后，“我”被派到政府要员秦大人家当“门警”，又看到了权贵们的骄奢淫逸。“五四”运动中秦大人倒台，“我”重新当巡警并晋了级，还结识了学生领袖申远。几年后，秦大人重新上台，“我”又被派往秦公馆当门警。秦大人的官愈做愈大，可“我”的日子却愈过愈糟，先是被降了级，接着老婆病死，留下一双儿女大妞和海福。秦大人四处捉拿革命党，“我”在紧要关头放走了申远。后来，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换成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两个孩子也长大成人，大妞有了婆家，海福也跟着“我”当了巡警，并与申远成了朋友。
日军占领北京后，海福的未婚妻被抓做“慰安妇”，但“我”却束手无策，海福一怒之下出城参加了八路军。接着，申远被抓进了监狱。抗战胜利后，过去的汉奸当了官，“我”却因海福的事被抓起来受尽了毒打。“我”被放出来后，因年老体衰丢了差事，只能靠当小工、流浪度日，最终在街头冻馁而死……
该片由“文华影业公司”出品于1950年，是当年全国票房冠军，曾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电影评选”二等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营电影厂的重要作品之一，曾入选1982年意大利“中国电影回顾展”，国际著名电影史学家米特里（法）、佐藤中男（日）等均曾给予高度评价。
影片充分发挥了老舍原作的特色，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历史有机地融合起来，通过“我”所经历的几次重要职业转折和人生境遇，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晚清直至民国末年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
影片采用了当时并不多见的“第一人称”来讲故事，从片首那声凄凉的诉说——“北京的老百姓，真苦啊”开始，到片尾那句悲怆的慨叹——“哎哟，我这一辈子哪……”结束，通过一个警察的职业人生经历，展现出了一幅饱含世态炎凉和人世辛酸的悲情画卷，其中既不乏历史的纵深感，又有广阔的社会涵盖面。影片并不以传奇见长，而是努力追求现实主义的客观与朴实，在环境渲染、气氛烘托、服装道具的选择，以及人物情绪和语言等方面都力求吻合生活本真，具有浓郁的时代感和历史沧桑感。
石挥精湛的表演技艺，及其作为导演在架构、表现剧情方面的成就，已散见于不少论著。在此，我们仅就主人公的职业及其与整部影片的关系做一简要评析。
众所周知，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里，警察特别是巡警不仅是接触社会最广泛的职业之一，而且也应当是社会秩序与正义的守护者与捍卫者，因此通过表现一名警察的职业人生，便能够使一部作品较为自如、有机地把诸多民情风俗和社会变革演绎开来。影片《我这一辈子》正是得益于此，才使得它游刃有余地纵横于老北京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让观众随着“我”的职业变迁，既看到了各色人等的世俗生活，也体验到了“我”的内心波澜。
影片首先通过“我”初当巡警前后的经历，让观众了解了作为晚清“新政”之一的巡警这个职业的基本状态——待遇：一身“号衣”（警服）、每月6块大洋；要求：得基本识字、必须剪辫子；训练方式：西式操练；职业心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日常勤务：指挥交通、化解纠纷和巡夜等。[16]接着，影片又通过“我”所亲历的一次兵变，表现了清末京城里的混乱局面，以及警察们对此所表现出的麻木冷漠或困惑无奈。
辛亥革命后，“我”先后两次被派去给秦家大宅当“门警”。影片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揭示了北洋政府官僚的腐败状况，及当时政局的变幻莫测。在此期间，影片还通过“我”的职级的先升后降，反映了官场中的黑暗现实。
日军占领北平后，“我”迫于生计依旧当警察，然而却连自己未来的儿媳都保护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被日军掳去做“慰安妇”。影片由此呈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作为警察本来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的权利和责任，但迫于侵略者的淫威，却连自己的亲属都无法呵护，就更别提为他人伸张正义了。这段情节表明：在一个连警察都如此不堪的时代，一般平民又是怎样的朝不保夕？！显然，与其他行当相比，通过“警察”这一职业来凸现、揭示“亡国奴”的凄惨境遇，无疑要有力、深刻得多。
抗战胜利后，曾经为虎作伥、残害百姓的汉奸竟然当了警察局局长，而“我”却锒铛入狱，并因此丢掉了当警察的差事、最终横尸街头。影片据此在把剧情推向高潮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题旨：在那样一个专制黑暗的社会里，恶人总能左右逢源、飞黄腾达，而平民百姓却总是愁云惨雾甚至不得善终——即便连“我”这个干了一辈子的老警察也同样不能幸免。
2.《骆驼祥子》：底层民众的宿命人生
凌子风在1982年导演的《骆驼祥子》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该片以老北京“洋车行”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祥子作为一个“洋车夫”的职业历经和感情遭遇：
20世纪20年代的华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祥子（张丰毅饰），为谋生跑到北京城一家名为“人和车厂”的车行干起了人力车夫。好胜要强的祥子不甘老板压榨，一心指望自己也能买辆洋车过上自在日子。他风雨无阻苦干三年，终于攒钱买了辆新车，但不久即被军阀队伍连人带车给抓了差，车也在战乱中被毁了。无奈之下，祥子又回到人和车厂。此时，车厂已由老板的女儿虎妞（斯琴高娃饰）掌控，她泼辣粗俗，三十七八岁了还没找到婆家。一次，她把比自己小十多岁的祥子拉到屋里喝酒，祥子被灌醉后不能自持……事后，祥子羞愧难当，为躲开虎妞转到曹家去拉包月车。怎料，书生意气的曹先生却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捕，祥子苦心攒的钱也被侦缉队抢去。不得已，祥子又回到虎妞家。虎妞深爱着祥子，为了成亲不惜与父亲闹翻，但婚后虎妞却因难产去世，走投无路的祥子，只好重操旧业，再次给别人拉起了洋车……
显然，《骆驼祥子》和影片《我这一辈子》在主题、立意上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通过两个不同的行业，从多个角度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老北京下层民众的辛酸苦闷，细腻而又立体地反映了老北京的民俗风情和时代风貌。
“受雇拉车→自己买车→失去自己的车→再次受雇拉车”——这显然是贯穿《骆驼祥子》全片的叙事轴线，然而严酷的现实不仅让他的职业愿望反复受挫，甚至连自己的感情也无力把握。影片将个人命运的坎坷与当时社会的险恶交织在一起，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在那样一个动荡、苦难的岁月里，尽管穷人甘于吃苦耐劳，也不乏执著朴素的职业追求，却终究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挣扎、潦倒、幻灭便是他们唯一的人生归宿。
附录：关于“洋车”和“黄包车”
洋车和黄包车指的都是人力拉的载客两轮车，但早年在有些地方“洋车”也指自行车。人力车属于舶来品，最早出现在上海。
清同治十三年(1874)，法国人米拉在上海引进了300辆日本人力车，因此人力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曾被称为“东洋车”。此车的车身较高，木制双轮外圈镶铁皮，加之那时道路不平，因此行车时噪声很大，车身颠簸得也很厉害，于是人们对它作了一些改进：降低车身；用钢圈代替木轮，外圈再箍以橡胶车胎，这种车传到天津、北京等地后，被称为洋车或“胶皮”。但它后来在上海又被改称为“黄包车”——因晚上路灯昏暗，原来的黑色车身不易被发现，经常发生两车相撞或撞倒行人的事故。为此，1913年上海租界工部局下令所有洋车漆上黄色，从此被称为黄包车，并风行上海滩。黄包车在上海最多时有上万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逐步消失。在上海博物馆仍可看到旧时的黄包车。
3.《人到中年》：对知识分子窘迫处境的大胆揭示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群体之一，在“毛泽东时代”所遭受的苦难尽人皆知，然而这种苦难并没有因“文革”的结束而立刻改变，直至8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待遇仍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影片《人到中年》便是表现这一题材的佳作，它在当时曾引起过广泛的社会共鸣，先后获得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第3届金鸡奖和第6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潘虹也因对“陆文婷”这一形象的出色演绎，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人到中年》拍摄于1982年，湛容编剧，孙羽、王启民导演。影片通过一位大夫的职业人生，以近乎沉痛的笔触反映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群体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窘迫现状：
1979年秋，北京某医院眼科医生陆文婷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塞……看着刚刚人到中年、本该年富力强的陆大夫奄奄一息的样子，同事们不禁伤感地回忆起她过往的经历——陆文婷已在医院工作18年了，尽管她作为骨干承担了大量的眼科门诊和手术，但至今却还是个“住院医生”，月工资仅56元5角，全家4口人挤在12平米的小屋里。过度劳累的工作，让陆大夫无暇关心家人，有时甚至连两个孩子吃饭或生病都顾不上……有的同行不满现状，劝她一起出国，但她不为所动，仍细心接待着一群又一群病人。就在她已经心力交瘁的时候，上级又非要她给一位副部长做手术，不料骄蛮的部长夫人却对她的政治身份、地位和资历横加挑剔，这些侮辱与蔑视给陆大夫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即便如此，陆大夫依旧认真地给那位部长成功地完成了手术。然而，她却因积劳成疾倒下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讴歌知识分子忍辱负重、无私奉献的影片并不少，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部能像《人到中年》这样，于平和的叙事情境中迸发出了如此感人的力量，并在官方和民间都激起过长久的波澜。影片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除剧作基础好、切中时代热点，以及女主角潘虹神形兼备的出色表演外，应当说与主人公所从事的职业也有很大关系。
《人到中年》的宗旨无疑是要呼吁全社会尊重、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要有效表达这一诉求，就必须通过某种职业来表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和重要性，以及他们的付出和收入的巨大反差。问题在于，知识分子群体所从事的职业极其广泛，因此，为主人公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便大有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