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29日,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记者招待会上,有日本记者在问及中国发展核武器情况时追问道:“听说中国要爆炸第三颗原子弹,你能告诉我具体时间吗?”陈毅回答说:“中国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你我都知道的事。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至于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此例中,原子弹何时爆炸,也是中国的军事秘密。记者虽然提出这个问题以获取这一重要信息,但十分清楚陈毅不会泄密,并认为陈毅除了“无可奉告”外很难作答,势必在众多记者面前陷入尴尬境地。但陈毅幽默待之、巧妙作答,出乎了提问记者的意料。陈毅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友好的笑声,记者们由衷佩服他高超的用语艺术。又如,1960年,中国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有外国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陈毅:“最近中国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中方是用什么武器打下的?”陈毅很自然地用双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动作,风趣地说:“记者先生,我们是用竹竿子把它捅下来的!”此例中,中国用什么武器打下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是军事秘密,“用竹竿子捅下来”根本就不可能,但陈毅语出惊人,幽默风趣,让记者们一笑了之,也就不再继续追问下去。在这里,陈毅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回避保密问题或敏感问题,巧妙地转移记者和观众对该问题的关注,既没有提供信息,又不让记者难堪。由此可见,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些尖锐提问直指重要国家机密,回答者通常会感到为难:如实回答有泄密嫌疑,拒绝回答会影响氛围,故意说错又缺乏诚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明显错误的或言辞模糊的用语,虽然它们在一定的语境下不能表达确切的含义,但在幽默力量的作用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敷衍问题并化解危机。
1994年9月29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陈健:“邓小平先生会不会出席十一国庆典礼?”陈健回答:“邓小平同志是否出席十一国庆典礼,以及参加哪些国庆活动,——我跟你们一样,会在十月一日的报上看到。”1995年8月22日,外交部举行例行的记者招待会,适逢邓小平91岁生日。有记者问:“今天是邓小平先生91岁诞辰,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说法是不是还是那样没有变化?”“变化当然是有的啦,”陈健拖长了声音,不慌不忙地说:“他又年长了一岁。”一般而言,记者招待会通常面临这种难题,即如何平衡信息公开和保守秘密的矛盾,如何既回答了记者提问又回避了记者提出的涉密问题。其实,信息公开和保守秘密并不矛盾,新闻发言人回答问题时应该加大信息量,但并不是对任何问题都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回避有时是非常必要的。发言人最好能够有问必答,但如何回答、如何回避则是智慧的表现。实际上,运用幽默的力量,巧妙地回避问题以保守国家机密,不但不会引起记者反感,有时反而会得到记者的欣赏和尊重。
二、举重若轻,意在言外。
(一) 充分利用逻辑的力量。
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总理在日本举行电视讨论会,与日本市民直接公开对话。有日本市民问:“为什么中国只允许每个家庭要一个孩子?”朱总理回答:“如果十二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无限制地生下去的话,那全球就都是中国人了!”这一提问有强烈的意图,意在指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朱镕基运用归谬法,顺着对方问题中的逻辑把其观点无限放大,甚至加以归纳并推至极端,让对方明白十二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如果无限制地生下去的严重后果,从而显示出对方观点的不合理性甚至荒谬性,很巧妙地将其观点予以根本否定。朱镕基这一回答非常精彩,反响很大。日本主流媒体大多进行了报道,有些报道直接题为“中国如不搞计划生育,世界上遍地都是中国人”。可见,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有时会提出一些尖锐、敏感或刁钻的问题,使人难以回答,非常被动。回答者如果能够利用逻辑的力量,把记者问题中本来不明显的逻辑错误放大到让人感到荒谬的地步,往往能达到很好的回应效果,并可以改变被动应对的尴尬局面。
2000年11月,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考察香港,有记者问道:“您在讲话中强调团结的重要,这是不是指香港不够团结?”李瑞环笑着反问道:“如果我祝您身体健康,是不是指您的身体就不健康呢?”此例中,记者提问的倾向性和挑衅性相当明显,含义是“香港不够团结”。一般来说,在讲话中需要强调的地方,恰恰正是问题最薄弱的环节。李瑞环若是断然否认或针锋相对,记者很有可能不会接受,也很有可能继续追问下去。但是,李瑞环举出“身体健康”的例子进行类比,风趣幽默又出人意料,进行了问中有答、意在言外的反问,从记者问题的逻辑中推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其答案不言自明,赢得了在场记者们心悦诚服的掌声。
1984年,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接受记者采访时,美国记者问道:“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了错误,你怎么看?”古月说:“你们西方人觉得维纳斯美么?”记者说“美”。古月说:“胳膊断了还美?”记者说:“胳膊虽然断了,不影响维纳斯的整体美啊!”说到这里,记者自己也笑了,因为古月已经回答了他的问题。古月在这里使用的回答方法是类比推论法。其结构如是:维纳斯很美,虽然断了胳膊,但不影响整体美;毛泽东是伟大的,虽然有某些缺点,但不影响他的整体形象。古月将毛泽东的缺点与维纳斯的断臂相比,巧妙地回答了美国记者的提问。可见,在回答负面性问题过程中,如果能够因势利导,针对对方的观点,进行生动形象的类比,可以有创造性地说服对方,从而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取得意想不到的制胜效果。
(二)故意曲解提问本意。
回答记者提问时,有时故意曲解提问的原意,对某些刁钻问题作出一些不合原意、不合常规的解释,可以使人摆脱尴尬的处境,还可以讽刺和还击对方。例如,某次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问王蒙:“请问,50年代的你与80年代的你有何相同与不同?”王蒙不慌不忙地回答:“50年代的我叫王蒙,80年代的我也叫王蒙,这是相同之处。不同的是,那时我20来岁,而现在我则有50多岁了。”此例中,该外国记者的提问别有用心,意在让王蒙谈对中国国内情况变化的感受。王蒙抓住对方的疏漏,故意曲解其提问用意,仅从自己的年龄角度作答,答而未答,又让对方无懈可击。显而易见,这位记者是别有用心的,他想借机让王蒙谈一谈对中国国内形势改变的感受。对于这些敏感性问题,王蒙故意装作不懂对方的真正用意,而是曲解其本意,抓住对方只给出了年代限度的范围,站在非常表面的、肤浅的层面上曲解其问话。这个巧妙的回答,让对方意识到他的有意误解实际上是在表达委婉的抗议和回避,从而识趣地放弃自己的刁难。又如,面对一群反对恢复生产新式B-1轰炸机的记者的质问,美国总统里根说:“我怎么不知道B-1是一种飞机呢?我只知道B-1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我想,我们的武装部队也一定需要这种不可缺少的东西吧。”在这里,里根使用偷梁换柱的方法,即在言语交际中故意犯逻辑错误,转换命题或偷换概念,从而使人轻松地摆脱困境。里根明知故问,用“维生素B-1”来偷换“B-1轰炸机”这一概念,看似荒谬,实则巧妙,使自己摆脱了被动。
三、反唇相讥,绵里藏针。
幽默的回答棉里藏针,能够巧妙地反击非善意的提问,也能使回答者从容应对一些突发的尴尬事件。如,德国著名作家海涅是犹太人。一次晚会上,有个旅行家在讲述他环球旅行发现一个小岛时,带着嘲弄的口吻对海涅说;“在这个小岛上,有什么现象使我感到新奇呢?那就是这个小岛上竟没有犹太人和驴。”海涅立刻答道:“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要我和你一块到小岛去趟,就可能弥补这个缺陷了!”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是幽默应答的高手。下面选采几例:
一位西方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周恩来发难:“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周总理肯定地说:“有!”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又补充了一句:“在台湾。”顿时掌声雷动。此例中,周恩来的幽默回答说明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中国大陆没有妓女,二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曾有外国记者向周恩来提问:“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恩来不假思索地答道:“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面对这一挑衅性很强的问题,周恩来用诙谐幽默的回答,巧妙地反击了对方的攻击,语言也并不尖刻、生硬,给提问记者留了颜面。
一位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周恩来不慌不忙,微笑着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这位记者本来想让周恩来难堪,结果自己反而哑口无言。
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提问:“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位记者的提问动机无非有二:一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二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恩来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众人不解。周恩来接着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l元、5角、2角、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中美建交前,一位美国记者曾讥讽地问周恩来:“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的钢笔呢?”面对这一不友好的提问,周恩来风趣地回答:“这是一个朝鲜朋友的战利品嘛,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这一巧妙应答,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顺势反击了对方。
由此可见,幽默是一种运用意味深长的诙谐语言传递信息的方法。幽默的回答充满情趣,富有魅力,能够产生一种独特的语言效果。在某些正式严肃的官方场合,特别是在记者招待会上,适当的幽默能产生特殊的表达效果,可以有效地缓和气氛、批驳谬误,从而营造出一种和谐、轻松的交流气氛。幽默是回答者自身素养的即时展现,是其形成良好个人魅力的前提。对于充满魅力的回答者,人们不仅会对其产生本能的信任,还会对其回答的内容、涉及的事实形成认同,从而较好地达到记者招待会的目的。青岛双星集团总经理汪海到美国考察,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双星”的含义,汪海含笑而答:“一颗星代表东半球,一颗星代表西半球,我们要让‘双星’牌运动鞋潇洒走世界。”当场另一位记者立即问道:“请问先生您脚上穿的是什么鞋?”如果汪海穿的不是“双星”,记者这一尖锐的提问极易造成尴尬的局面。汪海回答说:“在贵国这种场合脱鞋是不礼貌的,但是这位先生既然问起,我就破例。”于是脱了自己的鞋高高举起,指着商标大声说,“Double star!Double star!”这一回答得到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随后,《纽约时报》评价说,“在美国脱鞋的共产党国家有两人,一个是苏联的‘总统’赫鲁晓夫,他用脱鞋敲桌子,表明了一个共产党大国的傲慢;另一个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双星集团总经理,他脱鞋表明了中国商品要征服美国市场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