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发展传播学视角下的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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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寻找新视界(3)

相较之下,中国记者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十分稚嫩。“丹增贡嘎”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像“尼玛”的故事那样“开发”得更深入一些?“尼玛”被“设置”成一个文化问题,那么不妨让“丹增贡嘎”回归经济问题。所以,记者报道家庭旅馆着力点不能只在“开”上,怎么想到“开”的、观念的转变有无阻力、前期资金是怎么筹措的、有无银行贷款、人力如何解决的、与工商卫生等政府部门是如何协调的、客源从哪里来、顾客反映如何、营业额多少、利润多少、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等等。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型不能只停留在数字播报上;某种生产生活经验的推广不能大而化之地只给出一个结论,忽略了更关键的过程;人民生活的改善、幸福感的提升也不在于形容词用得多么密集、圆熟……新闻有新闻的技术规范和报道技巧,它需要尽力做到客观,也不回避一定的立场,其中的规律要尊重、要琢磨,西方记者的手法值得专心研习。总之一句话,重要的是,家庭旅馆不能只当做“话题”而要演绎成“议程”。

第三,从对事件的基本理解看。第一篇报道把青藏铁路视作发展的契机;第二篇报道即使不是反对、抨击,至少也是在忧虑。这一点不同是最本质、最根本性的,前两条不同均源于此。

当今社会是个融合的时代,各种意识形态、文化心理交相碰撞。冷战思维缺乏建设性诚意,不利于解决问题,正视、交流、沟通才是正途。西方媒体蓄意误读中国,耍双重标准,同样的事拿到别的国家去说是一个说法,换作中国就变成另一种说法——这种状况不能说没有,但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中国必须习惯面对各种眼光、各种误解,甚至各种挑衅。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妨改一改,先不是反击对方,而是先审视自己:我有没有把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规律用好、用巧,把自己的价值判断说透、说全,既非公告也非直白而令人反感的宣传。

《西藏日报》的报道只是一个案例分析的缩影,有一些改进建议不见得仅针对它。首先,经济建设中的成就务必实时跟进,正面报道为主的主线要坚持,否则更无法和不同的声音对话。

其次,对所谓正面报道的理解不能偏狭,不能以为正面就是讴歌,这不是新闻传播的专业用语,正面也要建立在符合客观事实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就拿青藏铁路的开通来说,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西方人士爱把焦点放到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冲突、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冲突上,把现代文明视作传统文化纯洁性的对立面,而忽略了当地民众的生存发展权、主权国家独立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自主权,也忽略了全球化是时代潮流,现代并不必然与传统对峙,文化只有在交融而不是闭关自守中才能焕发生机、传祚万世。因此,我们的经济报道在关注某个微观经济事实之外,还要有意识地不断拉大背景焦距,为受众建构一个中观或宏观的认知框架,包括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怎样的,自由贸易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对世界会贡献什么,民众的利益需求与选择具体有哪些表现,政府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平衡协调有何考虑,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在面临类似问题时是如何经历过来的等。学习西方记者的经验,把这些信息用概括材料、骨干材料、背景材料、细节材料、引语、故事等各种手段、形式“设置”到报道议程中去,增进受众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历史特殊性的了解、对文化个体差异的了解,由此才能激发真正有价值的理解乃至认同。

第三,经济报道要特别善于抓点,抓完整的点、动态的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点不能是最后形成结论的那一点,而是过程中的点,透过点展示过程。有了过程,尤其是既有过程中的亮点,也有过程中的难点,一个经济现象才真实。我们一直比较避讳谈困难,尤其是报道成就时,总给人一好百好的感觉,就像“丹增贡嘎”的家庭旅馆,一定只有“乐呵呵”,但收益总是与风险并存、成就总是在与困难的较量中取得,还原经济生活的本来面貌,这样的报道才能产生公信力。

练好内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记者的报道也未必都是典范,其中暗含的套路同样夹杂着深深的刻板印象,也难说模范地践行了客观原则而不是在宣传——尽管他们总是指责我们是宣传机器。细细解剖一下,利于知己知彼。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对材料的使用看似顺手就势、无所定律,其实颇为有心。以篇幅众多、不时灵活穿插的背景材料为例,它算不得骨干材料,看似可有可无,但点拨、提炼作用不容小觑。它重笔图描的几个点,“矮化”效果明显。

最典型的一个点是把汉人与藏人分化成两个对立的群体。具体材料是这样用的:“许多人对汉人插手他们的事务持怀疑态度;为配合中央政府六年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而实施的一些经济集约化发展政策在一些人看来是某种形式的‘殖民’。”“西藏人认为,汉人正在控制当地经济。在拉萨,你很难看到出租车司机、餐馆服务员或干体力活的工人里有当地人,因为从国内其他地方来的人即使工资低些也愿意干。”“据铁道部官员朱振生(音)透露,在前不久通车的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十万建设大军里只有大约10%是西藏本地人。”职业新闻记者一定会一眼就看出这几段文字中的硬伤:除了“铁道部官员朱振生(音)”以外,其余三个消息源——“许多人”、“一些人”、“西藏人”,都十分模糊,焉知不是莫须有的虚构。此外,用当地人与外地人数量的比较来佐证汉人对藏人的经济控制,看起来也很古怪,既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汉人、藏人都是中国人,一个国家内部正常的劳动力流动是市场活跃、经济繁荣的表现,何来“控制”?即使工资低也愿意到西藏去,这是个人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所致,难道也是为了“控制”?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美国自己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相对印第安土著来说,它是不是在殖民呢?

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非常典型而熟练地运用了两种宣传策略。

1、辱骂法。辱骂法“是给某思想赋予一个不好的标签,使我们不检查证据就拒绝和谴责这种思想”。“殖民”、“控制”,以及后文在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施行的经济政策时用到的“控制了当时处于独立的西藏”、“管制”、“灾难性后果”都是具体体现。前面说过美国记者的报道很注重用背景材料辅助表达主题,但在使用这类结论性的、情绪很“重”的词语时却对相关背景惜墨如金,只有一个笼统的断定,没有证据、没有解释,似乎只在让人记住词语本身。“为配合中央政府六年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而实施的一些经济集约化发展政策在一些人看来是某种形式的‘殖民’”。西部大开发的动因是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存在和过分扩大,相对粗放而言的集约化也符合现代经济的发展潮流。很难想象,在缺乏上述必要交代的情况下,“某种形式的殖民”具体是指什么?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从来就没有独立过,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历史上曾策划分裂西藏的国家)在外交上正式承认过西藏是“独立国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罔顾史事却抛出一个侵犯主权的概念,这也是明显的“辱骂”。至于中国六十年代的经济状况,显然更是一段复杂的历史,当时整个中国都在艰难、曲折地行进,非独西藏一地,而报道依然采用顺手一笔又不说透的做法,很容易让人产生当时的经济政策是故意针对西藏的印象。

2、平民百姓法。平民百姓法“是指某讲话者企图让受众相信他或她的想法是好的,因为这些想法是‘人民的’想法,是‘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记者多次引用未明确署名的“西方人”、“许多人”、“一些人”、“西藏人”、“汉人”、“那曲牧民”等的直接或间接引语,打的就是这种“平民百姓牌”。这些消息源虽然指代模糊,但由于用的是整体概念,又与那些指代清晰的消息源混杂在一起使用,所以容易让人忽略它们技术处理上的不足,而记住其隐含的“这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潜台词。这种做法显然有违于西方人士常指责的中国报道惯用“广大人民群众”、“各界人士”等话语为公众“洗脑”的论调,这也再次证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终究是相对的,它的意识形态属性总会透过各种层面释放出来,因此,对于西方新闻界不能只是察其言,更应该观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