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世纪初期，我国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高度的发展。它不仅在中国的封建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高峰，而且对世界文化也有极大的贡献。中国的造纸法，就是在这个时期，经过中央亚细亚，再传到欧洲去的。绝对的年限有人说是公元716年，也有人说是750年，但总是在八世纪的上半期。造纸法的推广应该是推动世界文化前进的一个巨大的物质力量。
但是，到了公元755年却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这个叛乱经历了七八年之久，使中国的中原地带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单拿人口的死亡来说，由754年的约五千三百万人，减少到764年的一千六百余万人。人口减少了70％。叛乱平定后，唐代的统治虽然还维持了下来，然而地方割据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外族不断侵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不断地尖锐化，已经遭受了严重灾难的人民在重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继续遭受着难以形容的慢性的灾难。
伟大的诗人杜甫（712-770）正生活在这样变化急剧的时代。他的生活就和时代的急变一样，仿佛由天上掉到了地下。从755年以后一直到他的逝世，十五六年间所度过的基本上是流浪的生活，饥寒交迫的生活，忧心如捣的生活。但就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他接近了人民，和人民打成了一片。这就使得他有了机会认识到封建制度下的阶级社会的本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2]。这样的响彻千古的名句，不在这样的生活中是不能产生的。
安史之乱在历史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然而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没有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的生活，不曾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杜甫是不能成其为杜甫的。他的现存的诗篇有一千四百多首，90％左右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他的早期的作品，数量既少，质量也并不很高。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安史之乱对杜甫是不幸中之幸，对中国文化也是不幸中之幸。这由无穷的血泪换来的杜甫，中国人民向来就宝贵他，今后也永远要宝贵他。
时代和境遇逼迫着杜甫不能不睁开内在的眼睛，不能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3]（一年到头在替老百姓发愁、伤心，感觉着心肝五脏在受着煎熬）。这就是他的诗歌能有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他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尽管自己多么困苦，他是踏踏实实地在忧国忧民。而这忧国忧民的热情，十余年间，始终没有衰歇过。安史之乱以后，举凡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事件，杜甫所能接触到的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他用他的笔蘸满着血泪，把它们写了出来。他的诗歌是当代的一面镜子。他所反映的现实，既真实而又生动，沉痛感人，千古不朽。实在的，艰难玉成了我们的诗人。
杜甫是尽了他的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他的主观能动性的。作为有骨气的人，他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作为杰出的诗人，他更是发挥了他的力量。请看他作诗的秘诀吧。他不是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4]吗？他是拼着他的生命在那儿写诗的。他的写作态度是多么认真、刻苦，呕心沥血！他的亲密的朋友，我们中国的另一位伟大诗人李白（701-762），也曾经说过：杜甫做诗太辛苦了，他把身子搞得很瘦[5]。这应该是知道甘苦者的说话，“铁杵磨成针”的故事，不是和李白本人关联着的吗？任何有成就的历史人物，莫有不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杜甫自不能例外。他和人民同命运、共甘苦，既从现实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又向古代的诗人和民间的诗歌虚心学习，把古代的和民间的语言加以锤炼，而创造性地从事诗歌天地的开拓。因而他的诗歌便十分突出地具有严格的格律、深刻的表现、充沛的气势、雄厚的魄力，形式与内容相合无间，而使人不得不深受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杜甫的诗歌里，得到了高度的结合。这就是从勤学苦练中所得来的硕大的果实。
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一点：杜甫诗歌的思想性的特征之一，是反对战争，渴望和平。这是在他诗歌中所贯串着的一条红线。这是代表着人民的共同愿望的。但和一般的人民一样，杜甫所反对的战争是侵略性的战争；他所渴望的和平是无侵略的和平。在他的前期，处在所谓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和他下面的一些穷兵黩武者，企图开拓疆土，四处发动战争，结果搞得民穷财困，四处打败仗。那时的战争是不义的战争，杜甫是无条件地反对的。作于751年的《兵车行》，便是绝好的代表作。但到安史之乱以后，情况便不同了。自那时以后，唐朝衰颓了下来，中国时时受着外来的侵犯，有时连首都都沦陷了。这时期的杜甫是在沉痛中反抗侵略的，作于759年的《新婚别》，便是典型的例证。诗里写一位新嫁娘，刚刚结婚一天，第二天的清早便送她丈夫出征。她在沉痛之中向她丈夫说：“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很深刻而鲜明地表明了人民的爱国心，也很深刻而鲜明地表明了杜甫是一位反侵略的爱国诗人。
当然，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饭不忘君”，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他经常把救国救民的大业，寄托在人君身上，而结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时代的文人，大抵是这样，不限于杜甫。这种时代残疾，我们不必深责，也不必为他隐讳，更不必为他藻饰。例如有人说杜甫所忠的君是代表祖国，那是有意为杜甫搽粉，但可惜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来研究杜甫，学习杜甫，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学习他，我们同时要超过他。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文艺，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诗歌。
我们今天在纪念杜甫，但我们相信，一提到杜甫谁也会连想到李白。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他主要代表了开元时代，但他对于所谓开元盛世并不是盲目陶醉的。他早就预感到在那虚假的升平景象之下会发生急变，而且想亲身干预这种急变。在安史之乱以后，他虽然还生活了七年，但他是生活在比较安定的东南地区，他对于流离战乱的情境没有亲身的经历，故把诗歌赛跑中的接力棒移交给杜甫了。他们两位都称职地完成了他们的时代使命，是毫无疑问的。今年是杜甫诞生的1250周年，也恰巧是李白逝世的1200周年。我们希望在纪念杜甫的同时，在我们的心中也能纪念着李白。我们要向杜甫学习，也要向李白学习，最好把李白和杜甫结合起来。李白和杜甫的结合，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诗歌的接力棒又在我们的手里了。我们要无愧于李白和杜甫。我们要不断地努力，在三面红旗的照耀之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诗歌、新文艺，而贡献出全部力量，完成我们的时代所交给我们的文艺使命！
注释
[1]原载1962年6月9日《光明日报》，系作者在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未收入集子。现据《光明日报》编入。
[2]诗见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3]同上。
[4]语出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
[5]作者原注：《唐诗纪事》卷十八李白项下有云：“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因何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此诗载于旧唐史。”诗为李白集中所不载，学者或疑为伪。但和杜甫作诗的态度相符，恐未必是假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