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您认为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倡我们的文学应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现在提出这样的口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该怎样理解这个口号的基本精神？该怎样理解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二者的结合？
毛主席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这个口号，是在这大跃进的时代。全国工人、农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这就充分显示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当然，它也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所以，在文学上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非常适时的，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的。它不仅适用于现在，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后也还是适用。因为“革命的”包括很广，革命是不断的，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是革命，将来社会主义建成后，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也还要不断地新陈代谢，不断地改革，也就是不断革命。所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永远适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内容将会逐渐丰富起来。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并不抵触，而且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加圆满。它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很好的补充，有了发展。过去，在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时，高尔基和日丹诺夫都作了补充的解释，指出这个创作方法包含了积极的浪漫主义。但人们在无形中却把浪漫主义压在一边，只注意现实主义。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品也常常被认为是不现实的。这样，一方面把带有夸大和想象性质的热情澎湃的作品看成是杂草；另一方面，对现实的看法也被局限了。现实主义是反映、综合和概括现实的，它应该是一个很博大的东西。可是，现在有些人对现实主义的看法有些流于自然主义的理解，好像现实就是照相，就是写实在有的东西，写人物一定要写真人真事，把实在的东西写出来就是现实。其实，对现实主义不应该这样理解。现实主义的作品表现了真实，但艺术的真实性比现实的真实性还要大，比现实的真实更为真实。要经过作者的剪裁、分析、综合、调配，依据发展规律制造出真正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并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放在那里，由你去把它描写出来。或者说是用照相机去把它拍出来。亚里士多德的《诗论》里面有两句话很有意思，他是在谈到艺术的本质时说的：“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这种见解有他独到之处。高尔基在《艺术与工艺》一文中也说过：“艺术的目的在于夸大好的东西，使它显得更好；夸大有害于人类的东西，使人一见生厌，引起一种冲动，要把生活中由可憎亦复可怜的偏狭观念所造成的卑鄙无耻的物象加以毁灭。”像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生活中由可憎亦复可怜的偏狭观念所造成的卑鄙可耻的物象”的集大成，但鲁迅的主旨是叫我们必须“加以毁灭”。应该说这也是浪漫主义，它是从消极方面去推动社会的改革。所以高尔基又说：“艺术压根儿便是一种拥护或反抗的斗争；中立的艺术并不存在，因为人并不是一架照相机，他并不是‘固定’现实，而是把它加强、改变或毁坏。”事实上，作家和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单纯的投影过来，反射出去，而是把很多现实的东西，吸收到作家的意识中，经过他的酝酿重新创造出来。但根据的材料都是有现实性的。可能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现实中有的，但却可以成为比现实还要真实的东西。作家的创作活动，打一个浅显的比方，好像蜜蜂一样，东采一点花汁，西采一点花汁，最后酿出蜂蜜来。你说它不现实吧，蜂蜜里有每一朵花的汁。应该这样来了解现实主义。
刚才说到现实主义包含有浪漫主义的精神；但反过来，积极的浪漫主义也包含了现实主义的本质。因为反映现实不是单纯的去反映，而且还有批判——“改变或毁灭”的意义在内。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综合创造——根据现实的材料经过作家的酝酿来创造。所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从反映过程来说，艺术的本质是现实主义的；但如果从创作过程来说，艺术的本质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上作家主观能动精神的酝酿过程，自然会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出现。所以，凡是伟大的作家，就很难辨别他是现实主义的作家还是浪漫主义的作家。伟大的作品也是这样。很多人说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我们不反对，但如果反过来说他是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我看也不是不可以。比如阿Q这个人物，实际并不存在，他不是以积极的英雄的姿态出现，而是集消极的可憎的东西于一身，事实上也是夸大的产物。作家的目的是要大家憎恨他，消灭他。曾经有人说，鲁迅写出了阿Q，等于把阿Q枪毙了。这丝毫没有贬低鲁迅的作品，而恰恰是作了正确的评价。但是，每个具体的作家，各有不同，有的看起来现实主义成分多，有的浪漫主义成分多，这是事实。拿屈原来说，总还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再拿李白和杜甫这两个人对比，李白的浪漫主义成分多，杜甫的现实主义成分多。但如果认为李白的作品完全是非现实的，很难讲；同样，我们也很难说在杜甫的被认为最现实的作品中，就没有一点浪漫主义的成分。所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我看是亘古以来就有的。
至于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那是今天才提出的。上面冠上了“革命的”，跟过去的当然有所不同。在今天来说，“革命的”是指有共产主义的风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立场。表现了共产主义的风格、表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立场的浪漫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表现了这些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虽到最近才提出，但这样的作品应该是早就存在的。高尔基的《母亲》，马雅可夫斯基的某些诗，就带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成分。不仅是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有，在毛主席正式发表的诗词中更有充分的证明。像《送瘟神》二首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后写的，当然是很好的相结合的作品，把“瘟神”、“牛郎”等都写了进去；“红雨翻作浪”不是无心而是“随心”，“青山化为桥”不仅有意而且“着意”，山川草木都在大跃进；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且写的虽是消灭血吸虫的现实，却概括了消灭一切反动派的更伟大的现实。但就主席已发表的诗词说，创作的时代前后不同，像第一首《沁园春长沙》和《菩萨蛮黄鹤楼》创作的时代大概就相当早。从内容上揣想《沁园春》可能是在大革命以前，也可能正在大革命时期写的；《菩萨蛮》可能是在大革命中武汉时期写的。至于《西江月》以后的各首写作时期，我们都知道。从大革命到现在三十多年了，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还是最近才提山来。所以这样的作品在苏联早就有，在中国也早就存在。
现在虽然提出要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但是用纯粹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方法或纯粹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也还是可以的。只要你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采取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然，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是更好的。不过，它们相结合的比例很难确定，可以是1∶0，也可以是1∶1或1∶2。主席提出这个方法，并没有说一定要50%对50%。有些朋友担心提出相结合后，不习惯于用浪漫主义手法的作家会感到束缚，我觉得用不着这样担心。因为，一方面，你就是用纯粹的革命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也可以；另一方面，两者结合比例的多少是自由的，可以是浪漫主义1%比现实主义99%，也可以是浪漫主义99%比现实主义1%，中间有伸缩性。关键问题是，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都必须是革命的。这两种精神可以在一个作品里结合，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结合，可以在一个刊物上结合，也可以在一个时代里结合。但不能要求每一篇作品中都是那么平均主义地结合。就是毛主席的诗词，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比如第一首《沁园春长沙》，现实主义的成分多，浪漫主义的成分很少；《菩萨蛮黄鹤楼》的浪漫主义成分也较少；而近年来发表的《蝶恋花》和《送瘟神》，浪漫主义的成分就比较多。像《蝶恋花》除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写的是现实世界外，下面各句都是天外世界。所以拿《蝶恋花》的结合来说，浪漫主义的比重就很大。但是，尽管这些作品结合的程度不同，在风格上你看不出是两个人的作品。总之，结合的范围和比例是自由的，在这里正有“百花齐放”的充分的园地。如果因为提出相结合而担心束缚了现实主义，那是一种杞忧。而且这个口号还是把革命的现实主义摆在第一位，把革命的浪漫主义摆在第二位的，还是尊重现实主义的，如果说先后的摆法有作用在内的话。
结合的范围可大可小，适应的程度不要求平均主义，同时，适应的种类也不一定相同。诗歌、小说、戏剧是不同的文艺形式。一般说，诗歌中的革命浪漫主义要多一点，有诗人气质的人革命浪漫主义要强一点。中国诗的传统是抒情的，世界的诗的潮流也是倾向着抒情方面。抒情当然不是单纯抒写个人的感情，而是通过个人抒写时代的感情，要代表时代说话。而在今天大跃进的情况下，抒情的东西自然会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或者说自然会带上浪漫主义的浓厚色彩。小说和诗歌虽同属于文艺的范围，但性质上是有点不同的。很久以来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诗歌是比较接近于时间艺术的音乐，小说是比较接近于造型艺术即空间艺术的绘画和雕刻，而戏剧则介乎两者之间，因为它是综合艺术。诗歌有时候不一定要通过形象化，它把感情抒发出来也可以成为动人的作品，使人受到感染。所以，结合的适应的种类，也要看作品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不能平等地要求。当然，这不是说小说和戏剧可以不要革命的浪漫主义。
主席提出这个创作方法，纠正了过去对浪漫主义偏颇的看法。我们是既承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承认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希望两者能够更好的结合。这样，就使得艺术大解放，作家的思想大解放，破除很多清规戒律，避免可能发生的流弊和偏向。这样，就大大的有利于作家的创作活动。最近我校阅自己的文集，看到我在年青时候说过的话，很大胆，觉得也还有些道理。话是由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名画家达·芬奇的话引起的。达·芬奇是著名的《最后的晚餐》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家。他和米凯朗琪罗和拉斐尔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达·芬奇曾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儿子，不要做自然的孙子。”这两句话的含义不难理解。“做自然的儿子”，就是要表现自然，要把自然作为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作品要从自然中直接产生出来；“不要做自然的孙子”，意思就是不要去模仿别人，像过去中国画家就惯搞“仿八大山人笔意”或“仿恽南田笔意”之类。模仿别人是间接的反映自然，就成了第三代。后来徐悲鸿他们的“师法自然”，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我在“创造社”时代说过这样的活：“作家不仅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且还要做自然的老子。”现在看来实在是大胆，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可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出来。园艺家试验过各种各样的交配，可以创造出很多自然界没有的东西，但他必须运用自然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它不仅要了解自然，而且要改造自然；它不仅要说明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苏联的植物学家米丘林也说过“我们不能等自然界的恩赐”。科学是如此，文艺更应该如此。达·芬奇提出要“做自然的儿子”，那是在中世纪的后期，艺术家受束缚太厉害，一切都循规蹈矩，脱离不了宗教的影响，好像我们“五四”前做文章，形式不能离开文言，内容不能离开程朱那一套一样，就是没有把自己的个性解放出来。今天我们是解放了。当然也不是随便乱说乱搞，而是根据和掌握自然发展的规律，来改造自然，所以也可以当自然的老子。
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