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要讲研究，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事。把一种或多种事物作为对象，细心地加以解剖或分析，抽绎或提炼，归纳或综合等等，主要地是在阐明对象的实质、属性、关系，或其发展。科学的门类很多，然而在方法上没有什么不同。把诗歌与文艺作为对象而加以科学式的研究，那是真正意义的“文学”或美学。这范围太广大，太专门，不是我现在所要叙述的，事实上也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叙述。
我接受了这个题目，所担负的任务是：为年轻的朋友们的方便，就我自己的经验，写一点关于诗歌与文艺方面的心得。或者更贴切地说，是写出我如何学会了做诗歌与文艺工作，以供诸有同一志愿的年轻朋友的参考而已。
从前的人说“诗有别才”或“诗有别肠”，仿佛做诗做文艺工作的人要有一种特殊的天才。有这种天才便可以成为诗人或文艺家，没有便不要乱想。这种见解相当普遍，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但我根据自己的体验对于这种见解是否认的。我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才能，我也不相信我们同时代的诗人有谁有什么生来就会作诗的本领。一个人的成就主要还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学习。被教的是什么，自己所努力学习的是什么，你便被陶冶成为什么。这是确切不易的。资质上的高低虽有，特别适宜于某一种范型的资质，我相信不一定是那么确切地存在的。一个人在年轻时的可塑性最大，一个人要成为什么，主要就在年轻时的教育。
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姓杜，她长于刺绣，对于诗歌有偏爱。在摇篮时代一定给我们唱过催眠歌，当然不记忆了。但在我自己有记忆的二三岁时她已经把唐人绝句教我暗诵，能诵得琅琅上口。这，我相信是我所受的诗教的第一课。学过音乐的人便知道，音乐教育当从小儿时入手，愈早愈好。诗的言词的韵律是音乐性的东西，能从小儿期入手，自然也是很合乎理想的。从中外的史实看来，凡是有成就的诗人或文艺家，大抵有嗜好文艺的母亲。原因就在他在很小的时候便由母亲受到了诗教，但和母体的遗传因数，我相信是没有什么先天的关系的。
母亲要这样教我们，当然不是我们的主观上所能如何的事，不过我们对于后一代的陶冶，却可以从这儿得到一个养育文艺家的步骤。
幼时我自己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旧式的。读的是四书、五经，虽然并不能全懂，然而也并不是全不懂。像《诗经》那种韵语，在五经中是最容易上口的。四书也并不怎么深奥。这些古书的熟读，它的唯一的好处，便是教人能接近一些古代的文艺。而我们当时，除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读些副次的东西，便是唐诗、《千家诗》、《诗品》和古文之类。结果下来，在十岁以前我所受的教育只是关于诗歌和文艺上的准备教育。这种初步的教育似乎就有几分把我定型化了。
十岁以来才接近新式的教育，然因初次变法，任科学教育的多不能胜任，不能引起自己的兴会，因而只好愈见朝文学一方面跑。在二十岁后曾经决心抛弃文学，并且在海外受了严格的新医学的训练。主要还是幼时教育的影响太深，结果医学终于没有学成，仍然回到了文学的领域。
我自己这个经历给我一个坚确的信念，一个人要想成为什么，最当注意的是二十岁前的教育和学习。二十岁前所读过的书和所接近过久的人可以影响你一辈子。因此假使有志于诗歌和文艺的创作，那在年轻的时候就必须多读这方面的书并多接近这方面的人。从这里汲取技术训练和生活方式，大约在不知不觉间你便走上了文艺家的路了。
文艺是言语的艺术，因此言语是必要的工具。你总要能够采择言语，驾驭言语，造铸言语，自由自在地把言语处理得来就像雕刻家手里的软泥、画家手里的颜料一样，才能够成功。对于一种言语的习得是有生以来便开始了的，假使幼时便有机会或有意识地早在这方面用功夫，习得了对于一种言语的敏感性和操纵力，那差不多是终生也不会忘记的。但也要时常练习才行，丢久了，和其它任何技术的工具一样，自然也就生了。自己本国的言语必然是天天都在练习的，丢生的危险倒也较少，除非久居国外或久被囚禁窜逐。
表达言语的工具在中国却还须要更费力地在文字上学习，这比起欧美的作家来可以说是多了一层困难。欧美的标音文字和言语的距离，相隔有限，能驾驭言语，差不多同时也就能驾驭文字。在中国目前却不能够这样。因此，在文字上的学习，只好还要多破些工夫。中国文字有一天彻底地拉丁化了，那情形就可两样了。在目前驾驭方块字是很难的一件工作，在方块字形中要能使它流线型化，然后才能成为文学的语言。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目的，我也说不出什么巧妙的办法。在旧时学诗文，平仄四声是必须学习的，在方块字未废之前，我们要求得字和音雅——也就是近代语的流线型化，平仄四声似乎还是应该学习。尤其是诗歌，虽然现行的新诗没有以前的律诗那样的严，但毫无问题也有它一定的音律，在道理上还是应该向平仄四声去讲求的吧。
读外国作家的东西很要紧，无论是直接阅读，或间接地阅读负责的译文，都是开卷有益的。据我自己的经验，读外国作品对于自己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古典的文言作品，因为作品的内容和我们隔离了，成为了化石的状态，很难得挹取新鲜的启迪。就是古口语形态的元曲和明、清小说都觉得好像看远代族谱一样了。但外国的东西也应该选择近代的作品，中世纪的东西和我们没有缘，倒是古代人类还很年轻的时候，愈邃远的倒好像愈好。希腊的叙事诗和剧诗，希伯来的《旧约》，印度的史诗和寓言，中国的《国风》和《楚辞》，永远会是世界文学的宝库。原因大概是那些作品最贴切到了文学的本质。它们是忠实的群体生活的反映，它们和口头语没有多大的距离，简切了当，教人为善，这些大概就是使它们所以不朽的原因吧。
忠实于生活是绝对必要的。要多方面观察，要多作体验，要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对于别人，要能够有绝对的利益。诗歌和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和批判，你没有客观的观察，你不能够反映人生。你没有主观的体验，你不能够批判。那你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根本就不成其为诗歌或文艺。
在作客观的观察上，无论是活社会的资料，或学术上的知识都是必要的。纯粹的抒情诗人或许可以无须乎怎样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学识，但如说到近代小说和戏剧的创作，那就非有这些条件不行的。作为一个近代的小说作家或戏剧作家，那差不多须得要你具备着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头脑，虽不必是整套的百科全书，而是要你在百科之中的某一科，或一科之中的某一部门，具备着专家的识见。这非有研究是不行的。非切实地下些苦工是不行的。
在作主观的体验上，那是在一切的生活方面都须得体验的，无论是内在的生活或外在的生活。内在的生活要下根得深，外在的生活要布叶得广。外在的生活愈布叶得广，内在的生活尤须愈下根得深，不然自己会动摇不定，会被客观压得窒息。文艺家仿佛如宗教家所幻想出的神明，他须得化一身而为千百亿万身，也须得合千百亿万身而为一身，在作品上千变万化。但你自己总须得要有一个主宰，非有这一个主宰是绝对不行的。譬如我们在小说或戏剧中要作奸恶描写，我们在内心上不用说要得体验一遍，而且必要时在外形上也须得体验一遍。不那样你所写的东西便不生动，而且根本也就写不出来。写出来了，写得很生动了，浅尝的人往往认为所写的便是作家自己。假使真是那样，岂不糟糕！不然的，作家尽管体验奸恶，刻画奸恶，塑造奸恶，而他有超越乎奸恶者的立场。那便是他的生活有千仞万仞的深根的稳定。
内在生活的深根是什么呢？我的主意是说一个作家要有正确而坚强的信念。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就是做文章的基本条件。文就是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便写出什么样的文，也就如是稻粱种子发而为稻粱，是松柏种子发而为松柏一样。有时凭着技巧可以作些类似的拟态，但骗不了内行，而且也骗不了外行的老百姓。能吃不能吃，能用不能用，是老百姓们判断价值的标准。老百姓不会让自己的田老种稗子，让自己的山老栽杂木的。
信念要怎么样才算得正确，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古今来的历史差不多也就为着这个问题在作斗争。跟着时代的进展，有种种相异的姿态和相异的内容。但大体上说来，不外是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冲突，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突。植根于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作品，无论它有怎样高妙的技巧，我相信它是害人的东西；技巧愈巧妙，害人的程度愈猛烈。这种有毒素的文艺也就和所谓“毒药”一个名词一样，虽然也叫“药”，其实已经是“毒”了。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离开了社会不能生存，因而只有相爱相利以维持集体的安全进步，是巩固社会的韧带，也就是护卫人生的韧带。相爱相利的基本步骤是在利他，各能尽自己的力量以爱利人，各便应自己的分得而受人爱利。人类社会事实上是依着这个中心思想进化了来的，同时也和一些远心作用斗争了来。只是时代不同，人类的知识悬异，在过来的时代对于这个中心思想的认识，便有深度、广度、密度、明度上的不同。而对于这思想的实践与方法，不用说也是千变万化的不同的。但尽管是怎样不同，而有这一条中心思想的脉络流贯着，是无可推动的事实。人类有旧的遗产可以承继，过去了的作家或作品能保有其长远的光辉的，从这儿可以得到究极的说明。
思想应该指导一切，这利他的集体的思想应该指导一切，要做为一个诗人或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地活在这种思想里面。以这种思想为信念，为自己的灵魂，发而为文章，然后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诗歌与文艺。在一个时代里面，对于最大多数的人有最大益处的东西，才能是最善的东西，最真的东西，最美的东西。无正确的思想便无正确的生活，无正确的感情，无正确的方法，因而也就无正确的诗歌与文艺了。
世人有把思想与创作看成两截的，以为作家只要有现实的创作方法，不必一定要有明朗的进步的思想，甚至思想与创作方法可以相背而驰。我看这是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例子误解了。巴尔扎克是法国的保皇党，而他的作品写出了法国统治者的必然崩溃；托尔斯泰是基督教式的无抵抗主义者，而他的作品是帝俄时代的明镜。这并不表示思想与创作方法的可以不一致，而是表明他们的一致性还不够。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并不是个人利已主义者，他们的思想是在利他，在先行思想的暗昧中他们都是摸索着了比较正确的线索的，是时代限制了他们，他们没有享受到高度烛光的水银灯的照耀。然而尽管是在暗中摸索了来，他们是摸索着正路的，所以他们的方法得到相当的正确，而作品发抒着光明。但假如他们早得到水银灯的照耀，那他们的创作不会是愈加有光辉的吗？因此我要强调这一点，思想与创作方法必须一致，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把思想、生活、创作打成一片。人不是照相机，不能说毫无主观，便可以把客观世界忠实地摄取得下来。就是照相机也还须得有人调度，如无人调度根本不会发生作用，调度不良也必然要生出歪曲。人是照相师和照相机合为一体的，分不开来。照相师糊涂了，照相机会自动地产生优秀的作用吗？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受的字数限制已经超过了，所写的东西回想一下，似乎很含糊，有点不得要领。我把意思再综括一遍吧。
一，要想成为一个诗人或文艺家，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以指导自己的生活，这思想应该是利他的集体的，而与利己的个人主义的相为水火。
二，要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近代的小说家、戏剧家，必须有多方面的知识和体验，现实社会的或文献上的研究，在自已所企图表现的范围内，必须彻底。
三，言语文字必须熟练，要力求其大众化，近代化，明确化，精洁化，要绝对地能操纵自如，并不断地采用或制造新武器。
四，多读文艺方面的书，近代的欧洲大作家的作品是好的模范，必须能多读或采一二种精读。
五，一切准备应赶着在年轻的时候着手。多写作，多改润，多请教，少发表，不要汲汲于想成名。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注释
[1]原载1944年4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2月收入重庆青年生活社《怎样自我学习》。1947年2月收入上海大学出版公司《沸羹集》。1961年10月编入《沫若文集》第13卷。现据《沫若文集》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