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近年来的文学革命，一般人的认识以为是由文言文改变为白话文，有的更兢兢于在那儿做《白话文学史》，其实这是最肤浅、最皮相的俗见。白话文不始于近代，更切实的说，则凡各国文字的起源——即是最古最奥的“死文学”——本来都是白话，都是当时的白话。所以白话文的抬头不足为文学革命的表示；历来用白话所写的文字，如宋儒的语录、元明的词曲、明清的小说，也不是我们现代的文学。
我们眼目中的所谓文学革命，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改变为近代资本制度的一种表征。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一切社会组织及一切观念体系的基础。基础一动摇，则基础上面的各种建筑便随之而崩溃。中国自秦汉以来，物质的生产力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二千多年的社会组织，虽然屡屡在改朝换代，然而所谓天经地义的纲常伦教，依然像一条两栖动物的脊骨。蝌蚪变成了青蛙，尾子虽然断了，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区分。二千多年来的旧文学要亦不过如是，尽管花样繁多，说来说去不多是一套伦常的把戏？所以至猥亵的小说结果总是福善祸淫，至叛逆的传奇结果总是封侯挂印。再则成神成仙，成僧成佛，在表面上好像超脱了实世间的权势，然其骨子实也不外在保持封建社会的和平，使实世间的支配阶级固定。
固定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接受着外来的资本主义的袭击便天翻地覆了起来。大多数人的身上已经是机械生产的洋货，不再是毛蓝布大衫，所有大部分的手工业都已破产。新的产业虽然不多在中国人的手中，然而沿海都市以及交通便利的内地的都市，大都为外来的资本主义所被化。社会上的生产关系不再是从前的师傅与徒弟，而是近代的股东与工人。学校里的“人之初性本善”，变成了“甚么是那个？那个是一只狗”。诗书易礼的圣经贤传变成了声光电化的自然科学。举人进士的老爷夫子变成了硕士博士的教授先生。二三千年来的帝政、二三百年来的清朝统制，摇身一变而成为五族共和，原始的黄色大龙旗一变而为五条颜色的近代化欧美式的幌子。社会上起了这样一个天变地异，文学上你要叫它不变，它却怎能不变呢？
古人说“文以载道”[2]，在文学革命的当时虽曾尽力的加以抨击，其实这个公式倒是一点也不错的。道就是时代的社会意识。在封建时代的社会意识是纲常伦教，所以那时的文所载的道便是忠孝节义的讴歌。近世资本制度时代的社会意识是尊重天赋人权，鼓励自由竞争，所以这时候的文便不能不来载这个自由平等的新道。这个道和封建社会的道根本是对立的，所以在这儿便不能不来一个划时期的文艺上的革命。
这就是文学革命的意义，所以它的意义是封建社会改变为资本制度的一个表征。白话文的要求只是这种表征中所伴随着一个因子，它是第二义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革命过程，便需要一种更自由的文体来表现，它的表里要求其适合，所以第一义是意识的革命，第二义才是形式的革命。有了意识的革命，就用文言文来写那种革命的意识，不失为时代的文学，譬如严几道用周秦诸子的文体来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我们可以说那不是近代资本制下的产品吗？林琴南用左孟庄骚的笔调来翻译多数英美的近代小说，我们可以把那些译品杂厕在宋元人的小说里面吗？反之，如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大多是用白话翻译的，而且还有苏白、甬白、闽白、粤白……，白到白无可白，然而我们能够把它们认为代表文学革命的文学吗？所以文言文不必便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白话文不必便是革命。文言自身是有进化的，白话自身也是有进化的。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文体，自然有异于历来的文言，而严格的说时，也不是历来所用的白话。封建时代的白话是不适宜于我们的使用的，已成的白话大多是封建时代的孑遗。时代不断的在创造它的文言，时代也不断的在创造它的白话，而两者也不断的在融洽，文学家便是促进这种文化、促进这种融洽的触媒。所以要认识文学革命的人第一须打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观念。兢兢于固执着文言文的人固是无聊，兢兢于固执着所谓白话文的人也是同样的浅薄。时代把这两种人同抛撇在了潮流的两岸。
二
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所以这个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梁任公本是一位文化批评家，他在文学上虽然没多少建树，然而近代资产阶级的意识，他是把捉着的。他的许多很奔放的文字，很奔放的诗作，虽然未摆脱旧时的格调，然已不尽是旧时的文言。在他所受的时代的限制和社会的条件之下，他是充分地发挥了他的个性，他的自由的。其他如严几道、林琴南、章行严诸人都是这个时期的人物。林与章在几年前反对白话文的运动非常剧烈，其实他们自己在文言文的皮毛之下，不识不知之间已经在做离经叛道的勾当。譬如普通所称为最反动的章行严，你在他的文字中可以找出一句孔大圣人所极端表彰的“忠君”的字样来吗？他虽然要极端的恭维段执政，他似乎还不曾表示过要拥护宣统小儿皇帝，如像《宣统皇帝与胡适之》的那种受宠若惊的臭文字，他似乎还不曾做过。他在二十年前所做的《初等文典》（后改名为《中等文典》），其简洁精当之处远在《马氏文通》之上，在当时要算是充分的表现了近代的精神。他的文章要讲文法，要讲逻辑（“逻辑”一语似乎便是出于他的翻译），虽是文言，然已决不是从前的文言。这个时代性我们是不能抹杀的。所以在阶级的立场上看来，胡适之无殊于章行严，章行严亦无殊于梁任公，虽然他们的花样不同，党派稍稍也有点差别，然而他们同一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有时候也在互相倾轧抨击，那是他们的内部矛盾，特别是封建思想的沾染还没有清算干净。
大抵在滥觞时期中，近代文学的面影还是一个潜流，还没有十分表现出沙面。那个时期中的人每每视文学为余技，无暇顾及，也不愿意顾及，不过他们东鳞西爪的也有一些表现（这一方面的资料让有心编纂一部公平的近代文学史的人去搜集）。在这个时期之内也有些用白话写出来的小说，如《官场现场记》，如《孽海花》，如《老残游记》，在文学上虽不必有多少价值，然在时代性上，在历史上，则优有它们的位置。它们在对于封建社会的暴露上，在对于近代社会的待望上，那与封建社会中所产出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等迥然不同。近来嗜谈白话文学的人对于封建时代的几部旧小说极力加以表彰，而对于封建社会崩溃期中的几种暴露小说却置诸度外，这可以说是那表彰者的数典忘祖，也可以证明表彰者的头脑受封建社会的毒染实在并未清除。甚么“整理国故”、甚么“新式标点”，要之不外是把封建社会的巩固统治权的旧武器，拿来加以一道粉饰，又利用为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权的新武器而已。
文学革命的泉水过了一段长久的伏流时期，在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的前后才突然爆发了出来，成了一个划时期的运动。主持这个运动的机关，谁也知道是《新青年》，主持《新青年》的人谁也知道是陈独秀。陈独秀本来并不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行径和梁任公、章行严相同，他只是一个文化批评家，或者是文化运动的启蒙家。他起初其实也不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对于封建社会的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动员令，对于战阵全线开始了总攻击，突贯、冲锋、呐喊、鏖战，随处的尖端都放出火花，随处的火花都发展成燎原的大火。基础已经丧失了的统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古先圣王之道”，到这时在新兴的青年间真如摧枯拉朽一样，和盘倒溃了下来，出现了一个旧时代的人所痛心疾首的洪水猛兽时代，新时代的人所讴歌鼓舞的黄金时代。
但这个黄金时代委实是黄金说话的时代！我们现在要认识明白——只有现在的我们才能认识明白——那时的那个文化运动其实就是资本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上的斗争。我们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新青年》所尊崇的两位导师：一位是德先生的“德谟克拉西”（民主），其它一位是赛先生的“赛因士”（科学）。这德、赛二先生正是近代资本社会的二大明神。德先生的德业是在个权的尊重，万民的平等；赛先生的精神是在传统的打破，思索的自由，更简切了当的说，《新青年》的精神仍不外是在鼓吹自由平等。前一时期的自由平等的要求偏重在政治上、法律上，这一时期的自由平等的要求进展到思想上、文艺上来了。这是必然有的步骤。由文化本身来说，政治、法律和社会的经济基础逼近，所以基础一动摇，政治、法律便不能不先发生动摇。思想、道德、文艺等在上层建筑中比较更上一层，所以它们受到影响总要稍稍落后。更从产生文化者的主体来说，便是资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上夺到了统治权之后，它第二步便要在思想上、道德上、文艺上、一切的观念体系上，来建设适合于它的统治，使它的统治权可以巩固的各种亭台。《新青年》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一步——替资本社会建设上层建筑的这一步！这一点并不是有意要替它夸张，也不是有意要把它倒折，它不折不扣的就走到这一步。《新青年》中所有的一个局部战线，文学革命，不折不扣的也就只是这一步的革命。
《新青年》上关于文学革命的有两种口号，一个是“反对封建的贵族的文学”，又一个是“建设自由的平民的文学”[3]（大意是如此，原文在字句间当稍有出入，有《新青年》的人可以纠正，我现在手中无书）。这两句话表示得异常正确，所以正确的原因便是它们把这次文学革命表示得异常精当。旧文学在精神上是封建思想，在形式上是贵族趣味，新文学在精神上是自由思想，在形式上应得反贵族趣味。所谓自由思想自然就是打破传统、尊重个性、鼓励创造，创造适合于新社会的新的观念体系，和各种新的观念的具象化。这根本是和旧有的封建思想的贵族文艺对立的。两种口号在精神和形式两方都把这个对立道破了。不过这个对立是只存在在这个阶段上的，对于封建的所谓自由只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对于贵族的所谓平民是以新兴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为代表，所以当年《新青年》所标榜的“自由的平民的文艺”，再进一个阶段仍不外是“新封建的新贵族的文艺”。这个自然是后话，但在《新青年》时代，这两句话的确是把当时的文学革命的性质和目标完全道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