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没有一定的尺度。批评家都是以自己所得的感印在一种对象中求意义。因此我们所探得的意义便容易陷入两种错误：第一，不是失之过深；其次，便是失之过浅。
春来，杜鹃啼血。它啼叫的声音是甚么意思？它啼叫的原因是甚么情趣？这个我们做人的无从知道。近代动物学家说一切的啼鸟大概是为恋爱而求凰，或者我们的杜鹃也如像欧洲中世纪的浮浪诗人troubadour一样，在赞歌它的情鸟也说不定。但是我们古代的诗人却说它是叫的“不如归去”，于是便生出了“望帝春心托杜鹃”的传说——杜宇的传说我相信是这么生出的。而同样的叫声，在我们四川乡里的农人又说它是“割麦插禾”了，于是我们的杜鹃又成为了催耕鸟。更鄙俗的人竟说它叫的是“公公烧火”，这简直是向着诗的王国投了一个炸弹。我来日本足足十年。日本人所说的莺（Uguisu），我还不曾见过。但据说日本莺的身段很小，这已就和我们中国的黄莺不类。日本莺叫的声音是“Hohogekio”，这倒很像我们的杜鹃了。日本虽然另外有一种杜鹃鸟（Hototogisu，郭，公不如归，时鸟），我怕是用汉名时弄错了的。叫“Hohogekio”的日本莺如果就是杜鹃的时候，那杜鹃的啼声，在日本人听来又成了“法……法华经”，而我们的杜鹃又成了佛教的信徒了。——这个例是失之过深的一种。
婴儿的啼声本来是婴儿的言语。这种言语的意义只有最亲贴的母亲才能懂得，母亲听了，知道他是啼饥，或者号寒；是病，或者非病。但是在我们男子，尤其是心中有事时的男子，夜半辗转反侧时的男子，一听了那可怜的啼声只同听打破锣吹喇叭一样的噪耳，不是起来恶骂两声，便是跑去痛打几下了。啊，世间上这样虐待婴儿的男子正多；家庭间夫妻之不和也大抵起源于这种误解。我常常听见朋友们说，不怕就是由爱情所延长的结婚，等到女人一有生育的时候，她的心就要变了。据我想这恐怕正是做男子的，犯了上述的原因而自己不会注意到罢。——这个例便是失之过浅的一种。
我这上面举的两个例，在神圣其事的批评家看起来或者会张目而怒，以为：“这也可以说是批评吗？莫把批评两个字的尊严亵渎了！”但是我且请批评家先生们暂息尊怒。我在这篇小小的论文中我只想说我自己想说的话。我读书本不多，读了的书也大概忘了。我不想去把欧洲诸大批评家的名论卓说抬来使我这篇论文增加几分富贵气象，使读者看了五体投地，以为我是博览群书的通人。我不愿当个那么样的通人，我只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简单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如像留声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
科学的研究方法教导我们，凡为研究一种事理都是由近至远，由小而大，由分析以至于综合。我们先把一种对象分析入微，由近处小处推阐开去，最后始归纳出一个结论来。牛顿见苹果坠地而倡导万有引力说，瓦特见水罐突盖而发明蒸汽机，这是什么人都知道的事实。我在上面已经举了两个浅近的例子已可使我们知道批评的困难了；我现在想还更举些贴切的事例，便是我们受人批评时所得的经验。
我们从事于批评，我们的批评对于所批评的对象的妥当性究竟是若何程度？我们把自己受人批评时所得的经验来大概可以判定。我们无论是创作家或者非创作家，从幼入学以来都是做过文章，并且是受过批评来的。别人有这种经验没有，我虽不得而知，但我自己在小时候每每惊异，我凡做了文章自己以为很得意的，而每受先生批斥，自己以为无可无不可的而先生偏大圈而特圈。是幼儿无自知之明？还是先生自挟成见呢？
我记得大约是在六岁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写“十卜丁干天下太平”的习字，每个字还没有受先生加圈的资格，只在字纸的两面或加叉，或加上一个大鹅蛋。有一次先生和我们在家塾后去钓了鱼回来，先生评字的时候，在纸背上戏写了“钓鱼”两个字，便向我们索对。我在那时候才看了《杨香打虎》的戏不久，我便突口叫出“打虎”，先生竟拍案叫绝，倒把我惊骇了一跳。我有一个从兄比我大三岁，他想了半天才想了一个“捉蝶”，先生说勉强可对。后来先生竟向我父亲称赞我，说：“此子出口不凡，将来必成大器。”——我现在写到这里，都还禁不住掩口而笑，先生不晓得我看过戏，他便以为我是出口不凡，我如今已近中年，连想当个跑道医生也还没有成就，怎么会成甚么大器呢？——朋友们，请也为我同声一笑罢！
还有一个记忆是在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已十五岁了。有一次国文课题是《读史记游侠列传书后》，我便学了王安石《读孟尝君列传》的调门，全文没有做上一百字，不消说是缴了头卷——那时我们在中学的时候，素来是以争缴头卷为能的。全文的字句我不能记忆了，我记得一起是学的前汉书艺文志的笔法，便是“游侠者流出于墨家”，继后引了一句墨经的“任，士损已而益所为也”以为任侠的解释，更引了墨子兼爱磨顶放踵，墨家弟子赴汤蹈火的典故来证明。我做出了这篇文章，自以为非常得意，自以为是可以与太史公的传赞齐辉，与王荆公的奇文并美了。殊不知卷子一发下来的时候，全篇没有加上一个圈，只是一些乾点。末后一行批评是：
“既有作意，又有时间，何不以妙手十三行书之？”这个批评是一位禀先生加的，我至今还不晓得是甚么意思。他是说我做短了吗？还是说我字写潦草了呢？
幼时的记忆有多少是靠不住的，因为脑筋是简单，自己对于自己所下的批评是不甚的确。近年我从事文艺的制作以来，受了别人的批评也不少，说我好的人，说我不好的人，他们的话能够直送到我的心坎的，实在少见。我做的诗有被别人选了的，而在我自己却多半是不满意之作——我在此地告白一句，我做过的东西真能使我满意的，实在一篇也没有；稿初成时，一时高兴陷入自我陶醉的境地的经验，虽然不少，但是时过境迁，大抵又索然漠然了。我一生中最大的希望，只是想做一篇东西出来，我可以自己向它叫道“啊，真是杰作！”的时候，那我也可以瞑目而死了。——而我自己稍微可意的，却多没被人提及。《创造》第二期中我同时发表一篇《残春》，一篇《广寒宫》，不消说两篇都不甚满意，但是在我自己是觉得《残春》优于《广寒》，而我的朋友们与我的意见却都是恰恰相反。仿吾很称许我的《残春》，对于《广寒》他没有说过甚么话，或者只有他是和我的意见相合的。外界对于我的批评，据我所知道的有一位“摄生”君在去年十月十二日的《学灯》上说过几句话，他对于我的两篇都看得很轻，这是摄生先生眼光高卓之处。摄生先生的研究好像是在力求深到，我们看他爱说“没有甚么深意”，便可以知道了。他对于《广寒宫》的几句说话却可惜全是一种皮相的批评，我那篇中所含的意象（Vorstellung）是甚么，他还丝毫不会扪着它的边际。至于《残春》一篇，他说是“平淡无奇……没有Climax……没有深意”，本来我不在炫奇，本来我的思想并不甚深刻，不过摄生先生所要求的“要有Climax”，而我那文字中却恰恰是有的，而他却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