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文中还有秦国的《诅楚文》，是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三二六年）的文物。秦王向巫咸大神、大沉厥湫及亚驼（滹沱）之神诅咒楚王，刻石沉埋之。三石为宋人所发掘，除神名外，余文皆同。估计所刻之石或许不止三枚，将来或许尚有出土的希望。已经出土的三石，原石已佚。在宋人刻本中留存着的文字，几经翻刻，已经走样，与金文、石鼓文、玉佩文乃至帛书、简书等之犹存真迹者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三种刻石文字，都是东周统治阶级的东西，和钟鼎文字是一个体系。殷代刻石文字少见，西周未见。在这里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殷、周的铜器文字那么多，为什么刻石文字却这么少？是还埋葬在地下没有出现吗？但总得有一个比例，铜器文字都是从地下出土的，已经多得惊人，而刻石文字却寥如晨星。在这里是有它的原因的。我认为这和刻字的工具有关。殷、周使用铜刀乃至石刀，刻石不易。春秋时已开始用铁，故刻石文字便随之增益了。秦、汉以后，石刻碑碣便逐步形成了压倒的优势，看来这是铁器时代的一个必然的成果。
四秦始皇帝统一文字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将王贲把齐国灭了之后，中国归于一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件。秦以前的夏、殷、周，虽然在旧史上也作为一统的朝代，甚至如《夏书·禹贡》竟表明夏代的疆土已统辖九州，几乎和秦统一中国时的版图一致，事实证明，那只是周末儒者的理想而已。夏代的文化，至今还没有得到考古发掘上的证明。殷代是得到明确的证明了，但殷代的疆土仅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一部分。周代的疆土有所扩大，但长江流域的徐、楚是为周所灭的殷人所开辟出来的。徐、楚、吴、越虽然在文化上早就在使用着同一文字，那是中原文化在千数百年历史发展中的自然浸润。待别是吴、越，在春秋末年，统治者的名字都还保留着原始的风味，没有充分中原化。中国在政治上归于一统，事实上是始于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也可以说中国大一统的局面，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浸润，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才水到渠成的。
秦始皇帝统一了中国之后，树立了不少的规模宏大的事业。如废封建为郡县，联结秦、赵、燕诸国的长城而为万里长城，凿灵渠（兴安运河）以勾通湘水与漓水使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相联贯，中原文化因而更快地普及于珠江流域，统一历朔，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特别是使已经有统一倾向的文字更由人为的大力而整齐划一，这些赫赫的文治武功。的确是空前未有的。
秦始皇帝统一文字是有意识地进一步的人为统一。中国文字的趋于一统，事实上并不始于秦始皇，自殷代以来，文字在逐渐完密的同时，也在逐渐普及，由黄河流域浸润至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两周所留下来的金文，是官方文字，无分南北东西，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晚周的兵器刻款、陶文、印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大有区域性的不同。中国幅员广阔，文字流传到各地，在长远的期间发生了区域性的差别。（例如在今天广东还有“冇”字和字之类。）秦始皇帝的“书同文字”，是废除了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使文字更进一步整齐简易化了。这是在文化上的一项大功绩。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上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把殷、周以来的古文，所谓“大篆”，整理为“小篆”，这已经就是一项有意识地对于几千年以来文字自然发展的一个总结。据《汉书·艺文志》所载，《仓颉篇》七章，《爰历篇》六章，《博学篇》七章，凡二十一章。传到西汉初年有所扩大，“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西汉末年扬雄又“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每章六十字，计凡五千三百四十字，与许慎《说文序》“《仓颉》以下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相合。据敦煌所出汉简残文看来，这些字书的体式是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应有一千三百三十五句，是便于传诵的普及文字的课本。
这些文字课本在初期应该是用篆书写成的，即是用秦代的小篆。李斯是有名的篆书家。秦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往各地游览，立石刻铭，歌功颂德，如《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碣石门刻石》、《峄山刻石》等，相传都是李斯所书，是标准的小篆样板。这些刻石文大都已经磨灭了，《泰山刻石》还存九字，今嵌存于泰山下的岱庙中庭。明安国所藏《泰山刻石》拓本，存字甚多，坊间有影印本。《琅邪台刻石》尚存八十六字，除最前六字外，都是秦二世时代补刻的刻辞。《峄山刻石》有南唐徐铉摹本，和《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比较起来、虽然字划瘦削，但还保存着同样的笔意，是可以相信的。
篆书之名始于汉代，为秦以前所未有，究竟因何而名为篆书呢？我认为这是对隶书而言的。秦始皇帝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汉书·艺文志》说：“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施于徒隶的书谓之隶书，施于官掾的书便谓之篆书。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汉代官制，大抵沿袭秦制，内官有佐治之吏曰掾属，外官有诸曹掾史，都是职司文书的下吏。故}db}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db}篆书在后来的官印和私章上都还沿用着它。今天的情况已大有改变，只是在有限的私章上还有些孑遗而已。
隶书，前人以为作于程邈。其实是一种传说，而且说法不一。《晋书·卫恒传》中征引了卫恒所作的《四体书势》，即《字势》、《篆势》、《隶势》、《草书势》，《字势》指殷、周古文。其《篆势》中有云：
或曰，下土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员，员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
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
像这样，程邈所作书，一说是大篆，一说是隶书，在晋初已不能确定。故卫恒在其《隶势》中即不再提程邈，而只是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云云，这是说隶书到了王次仲才写出了一定的风格。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坚决肯定隶书不是程邈所作。其卷十六“谷水”下谈到隶书，在“或云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之后，即征引有关古文物的论证加以反驳。
这断案是正确的，但所引证据则不一定可靠。据《史记·齐世家》“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谓西周中叶的周夷王时便有隶书，未免为时过早。前代古文和后代篆书结构上大抵相同。例如，《石鼓文》“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这四句十六字中，除四个吾字均作，阜字作之外，其他均同小篆。但要说同于隶书，在用笔和形态上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西周中叶的胡公，是齐国的统治者。他的棺铭不可能使用草篆，更不可能便是“隶字”。傅弘仁之说，大约认为如“今书”可认识而已；“隶字”之称，是在用字上有欠严密。
隶书无疑是由草篆的演变。秦始皇时代，官书极为浩繁。《史记·秦始皇本纪》言“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石是一百二十斤，这是说秦始皇一天要亲自过目一百二十斤竹木简写成的官文书。秦始皇的突出处，是他准许并奖励写草篆，这样就使民间所通行的草篆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促进了由篆而隶的转变。程邈或许是最初以草篆上呈文而得到奖励的人，但决不是最初创造隶书的人；一种字体也决不是一个人一个时候所能创造出来的。
秦代的隶书究竟是怎样，很难断言。因为秦代的竹木简书，一直到现在尚无所发现。将来无疑是有发现的可能的。今传秦代度量衡上和若干兵器上的刻文，和《泰山刻石》等比较起来是草率急就的，无疑是草篆，大约也就是秦代的隶书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在西安市西郊秦阿房宫遗址的北部所发现的一个《高奴铜石权》，现存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这个铜权的一面刻着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刻辞，和秦二世的补刻辞，同一般现存秦度量衡上的刻辞一样；但在另一面则有如下十七字的铸辞。（详见《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九期。）
三年，漆工、丞诎造。工隶臣、禾石。高奴。
开头一字残损，从残痕看来，似乎是“卅”字。可见这个铜权是秦昭王三十三年铸发给高奴县的。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把铜权调回来刻上刻辞。秦二世即位以后又调回来补刻，但未及发还高奴，秦朝就灭亡了，故“禾石”被留置在西安。“漆”是地名，“诎”、是人名，“工”、“丞”、“工隶臣”是身份名。“禾石”是秤谷物之石（百二十斤）。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铸辞中的好些字迹和隶书差不多。以“奴”字而言，所从女旁，不像篆书那样作，而是作女，同于隶书。这就很明显地证明：隶书并不始于秦始皇时的程邈。同时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和秦二世的刻辞大体上也就是秦代的隶书了。
隶书与篆书的区别何在呢？在字的结构上初期的隶书和小篆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例如，变圆形为方形，变弧线为直线，这就是最大的区别。画弧线没有画直线快，画圆形没有画方形省。因为要写规整的篆书必须圆整周到，笔划平均。要做到这样，每下一笔必须反复回旋数次，方能得到圆整，而使笔划粗细一律，这就不能不耗费时间了。改弧线为直线，一笔直下，速度加快是容易了解的。变圆形为方形，表面上笔划加多了，事实上是速度加快了。要把圆形画得圆整，必须使笔来回往复，那决不是三两笔的问题了。此外，当然还有些不同的因素，如省繁就简，变连为断，变多点为一划，变多划为数点，笔划可以有粗细，部首可以有混同……这样写字的速度便自然加快了。注意到了这些，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有意识地采用了隶法，这是秦始皇帝的杰出处。但也应该看到：这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比帝王强，民间所流行的书法逼得上层的统治者不能不屈尊就教。是草篆的冲击力把正规的篆书冲下了舞台，而形成为隶书的时代。秦始皇的杰出处就是在顺应了历史潮流，他跟着时代的进步而一同进步了。
注释
[1]本篇初见于1972年《考古学报》第1期，收入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第2次印刷《奴隶制时代》一书。现据该版本编入。
[2]天然放射性碳（C14），分布于整个生物界及与大气发生交换关系的一切含碳物质中。这些物质中的C14，按放射性衰变规律减少，同时又不断从大气中吸收新的C14，因而保持平衡。但某一物质一旦与大气停止交换，如生物的死亡，则C14只能按衰变规律减少，大约每隔5730年减为原有量的一半。所以，根据含碳标本中C14的减少程度，可以测知其死亡年代。考古学上利用C14测定古代遗迹的年代，其原理即如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于1965年开始用C14测定年代，其数据已在第一次实验报告中公布（见《考古》1972年第1期）。关于半坡遗址的四个数据，是1972年1月至3月测定的，它们对确定半坡遗址的年代，并进而研究仰韶文化的年代，有重要的意义。这四个数据，将和该实验室测定的其他数据一起，在第二次实验报告中公布。——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