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时代大率含盖殷、周二代。殷之末期铜器制作已臻美善，则其滥觞时期必尚在远古，或者在夏、殷之际亦未可知。周乃后起民族，武王以前器未见，成、康以来则勃然盛兴。其因袭殷人，固明白如火。据余所见，中国青铜器时代，大率可分为四大期。
第一，滥觞期——大率当于殷商前期。
第二，勃古期——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
第三，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
第四，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
滥觞期目前尚无若何明确之知识，然为事理上所必有，盖铜器脱胎于陶器、石器等之幼稚时期也。此期有待于将来之发掘。
勃古期之器物，为向来嗜古者所宝重。其器多鼎而鬲罕见，多“方彝”与无盖之簋（旧称为彝）而无簠，多尊卣爵斝之类而无壶。盘匜所未见。有铎而罕钟。形制率厚重。其有纹缋者，刻镂率深沉，多于全身雷纹之中施以饕餮纹，夔凤、夔龙、象纹等次之。大抵以雷纹、饕餮为纹缋之领导。雷纹者，余意盖脱胎于指纹。古者陶器以手制，其上多印有指纹，其后仿刻之而成雷纹也。彝器之古者，多施雷纹，即其脱胎于陶器之一证。饕餮，夔龙，夔凤，均想象中之奇异动物。《吕氏春秋》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先识览·先识》）。古盖有此神话，而今失传。《皋陶谟》云：“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2]山龙当即夔龙，华虫当即夔凤（古者鸟亦称虫），盖星辰之象也。象纹亦见《吕氏春秋》，言“周鼎著象（即犀象之象）为其理之通也”（《审分览·慎势》）。然彝器上之象纹，率经幻想化而非写实。故此时期之器物，美言之，可云古味盎然，恶言之，则未脱野蛮畛域。试观台湾高山族或澳洲土人之土木器，可以恍悟。旧时有谓钟鼎为祟而毁器之事，盖即缘于此等形象之可骇怪而致[3]。
开放期之器物，鼎鬲簠簋多有之，“方彝”绝迹。有器名“须”（下或从皿）者出。酒器则卣爵斝觚之类绝迹，有壶出而代之。盘匜初见。钟镈之类渐多。形制率较前期简便。有纹缋者，刻镂渐浮浅，多粗花。前期盛极一时之雷纹，几至绝迹。饕餮失其权威，多缩小而降低于附庸部位，如鼎簋等之足。夔龙、夔凤等，化为变相夔纹，盘夔纹，变相盘夔纹，而有穷曲纹起而为本期纹缋之领袖。《吕氏春秋》云：“周鼎有穷曲[4]状甚长，上下皆曲”（《离俗览·适威》）。揆其纹意，盖仿于鬼柳或榉柳[5]之木理。古器多以木为之，《庄子》云：“百年之木，破为牺樽”（《外篇·天地》），《孟子》云：“以杞柳为桮棬”（《告子上》），《考工记》“梓人为饮器”，皆其证。鬼柳等之木理至幻美，或如盘云，或似长虹，又或类龙蛇飞舞，故铸器亦仿效之也。象纹绝迹，有鳞纹回纹等出现。凡此均本期纹缋习见之定式。大抵本期之器，已脱去神话传统之束缚，而有自由奔放之精神，然自嗜古者言之，则不免粗率。
新式期之器物，于前期所有者中，鬲之类罕见，须亦绝迹，有敦诸器新出，而编钟之制盛行。形式可分为堕落式与精进式两种。堕落式沿前期之路线而益趋简陋，多无纹缋，其简陋之极者，几与后来之汉器无别，旧亦多误为汉器。精进式，则轻灵而多奇构，纹缋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一变而为极工整之细花，发明印板之使用。器之纹缋多为同一印板之反复[6]。纹样繁多，不主故常，与前二期之每成定式，大异其撰。其较习见者，为蟠螭纹，或蟠虺纹，乃前期蟠夔纹之精巧化也。有镶嵌错金之新奇，有羽人飞兽之跃进，附丽于器体之动物，多用写实形，而呈生动之气韵。古器至此期，俨若荒废之园林，一经精灵之吹歔而突见奇花怒放。读者如念及近年于山西李峪村，洛阳韩君墓，寿县楚王墓所出之古器群[7]即可知余言之非夸诞矣。此期之物，近时海外学者多称为“秦式”，命名虽云未当，然有疑曾受斯基泰艺术之影响者，于事殊有可能。斯基泰人于春秋战国之时，曾扩充其版图于外蒙古北部，与中山、燕、赵诸国壤土相近。“杕氏壶”，新式期器之翘楚也，实中山人所作。中山之俗，古称好康乐歌谣[8]，则其人盖亦艺术的民族。是则外来影响，盖由中山人所介绍。又古称中山人为“白狄别种”，或者其即斯基泰人之混血人种耶？此事大有待于地下之证据（参见《金文丛考》第四〇三至四〇四叶）。然新式期之有堕落与精进二式，固皎然也。绵延至于秦、汉，随青铜器时代之退禅，堕落式日趋于堕落，而终至消亡。精进式则集中于鉴镜，而构成文化之别一环矣。
以上时期之分，除第一期外，均有其坚实之根据，事且出于自然。盖余之法，乃先让铭辞史实自述其年代，年代既明，形制与纹缋，随即自呈其条贯也。形制与纹缋如是，即铭辞之文章与字体亦莫不如是。大抵勃古期之铭，其文简约，其字谨严。开放期之铭，文多长篇大作，字体渐舒散而多以任意出之。新式期亦有精进与堕落二式。精进者，文多用韵，字多有意求工，开后世碑铭文体与文字美术之先河。堕落者，则“物勒工名”之类也。诸项之关系，大抵平行。然亦偶有错见者，如末期之“楚王熊鼎”，其形制与纹缋为精进式，而铭辞字迹则堕落式也。又其时代之相禅，亦非如刀截斧断，决然而判然者。大抵穆、恭、懿、孝为第二第三期间之推移期，春秋中叶为第三第四期间之推移期。其或属前属后，视其时代色彩之浓淡为准则。
更有进者，形制、纹缋、文字之三者，均当作个别之专论，方能蒇事，而尤以形制论为非从个别入手不为工。盖后二者通于各器物，多有一般之倾向，而形制则器类繁多，各类各有其独立之系统也。今暂以钟鼎二类为例以示其大凡。
殷人无钟，钟乃周人所造，大率起于第二期之末造。然其形制，实有所本，即古器中，昔人所称为铎者是也[9]。其形状与钟相同而小，器之古者，口向上，有柄，执而鸣之。有铭者，多仅一二字而刻于柄。有纹者，多仅用饕餮纹。器本无自名，亦无自注其年代者，然可知其必为铎，且必为商器，盖其器之演进，入第四期于徐、越诸国有所谓句者在也。句，即铎之音变[10]。而越器之“姑冯句”，言“铸商句”，犹后人言胡弓洋琴，足证铎实商制也。盖商人文化，多为徐人所保，越又受徐人之影响，故其器制亡于中原者，而存于“化外”。徐人之句又自名为征城，别有器名为钲者，是又钲铎为一之证。盖铎之始以木竹为之，其声蜀，故呼之为铎，为镯。后以金为之，其声丁宁，故旧文献中即呼之为丁宁[11]，而器铭则书之为征城，若钲。其后更简称为钲也。此钲铎本身之演进，形制固不无差异。古铎形较短，徐、越之器形较长。纹缋铭体亦迥有时代之别，然其一脉相承之迹，不能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