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逐渐把范围扩大下去，说到攻人之国为大不义。故“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非攻下》），这比杀人越货是更加不义了。“劲杀其万民”与“攘杀其牲牷”并列，而与“攘人犬豕鸡豚者”，“取人牛马者”同等，故人民依然还是所有物；而攻人之国实等于侵犯最大的私有权而已。这就是兼爱与非攻说的核心，尊重私有财产权并保卫私有财产权。故他这一套学说并不重在爱人，而是重在利己，不是由人道主义的演绎，而是向法治刑政的归纳。他之主张告密连坐（《尚同》中及下），“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兼爱下》）或“富贵以道（导）其前，明罚以率其后”（《尚同下））的办法，后来为商鞅、申不害、韩非之流的法家所极端扩大了，那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攻是侵犯私有权，非攻是反对侵犯私有权，因而非攻本身就是战争。道家早就揭穿了这一层，认为“为义偃兵，造兵之本”（《庄子·徐无鬼》），而墨家自己也赞奖周武王之伐殷纣，认为是“诛”，与攻不同。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义战与非义战的区别了。我曾说“他的非攻其实就是美攻”；朋友们多说我故为“偏恶之辞”，其实我倒是尽了客观研讨的能事的。
既普遍承认私有权的神圣，因而他的主张结果是对于私有权大者帮了大忙，这是逻辑的必然。我曾说“他的兼爱其实是偏爱”，朋友们多说我故为“偏恶之辞”，其实我倒是尽了客观研讨的能事的。
在由奴隶制转移为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私有财产权还未十分稳固，要建立一种学说体系来使它神圣化，倒确实不好轻率地谥为“反动”——在这一部分我可以取消我的这个判断。但要说墨子是奴隶解放者，是农工革命的前驱，是古代的布尔什维克，虽然明显地不是出于“偏恶”，然而只是把黑脸张飞涂成了红脸关羽。不仅依然在涂着脸谱，而且涂错了脸谱。
“节用”与“节葬”是一套消极的经济政策，这和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老百姓的用是节无可节，葬也是节无可节的。他的整套学说都是以“王公大人”为对象的，“王公大人”的不合理的消费如果节省一些，当然也可以节省一些民力。从这么一点间接的恩惠说来，墨子倒可算在替人民设想了。大家也就抓紧了这一点，认为墨子是人民的朋友。譬如《节用》中篇所反复着的一句话，“诸加费而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好些朋友认为这就是墨子事事为“民利”着想的证据。但我却丝毫也不能够在这句话里面找到满足。一国的政治如果真是为“民利”设想的话，你只愁用费不够。那里会有什么浪费的忧虞？他之所以忧虑浪费者，只是为的王利而不是“民利”，如何在老百姓身上多用一点，他从不曾这样想过。他只是把人民的生活限在极苟简的阶段，一切器用“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只求他们冻不死，饿不死。假使王者不节约，把老百姓榨取到冻死饿死的程度，那怎么办？这就是他所担心的。你以为他真在替人民设想吗？但这，我也并不想专怪他，因为这限度要想打破，历史还须得再推进两千多年。但我们如果不认定这个限度而要说墨子是“最民主”，是“布尔什维克”，那却是中饱了二千多年的历史。
当时的生产情形，在墨子的眼中看来，是人民少而土地多，因而生产力不足，生产不敷消费。请看他说吧：
今万乘之国，虚（墟）数于千，不胜而人，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士民者所不足也。（《非攻中》）
荒地以千计，没有那么多的人来住；平地以万计，没有那么多的人来开垦。土地有余而人民不足。故尔拿人民去打仗，去“争虚城”，在他看来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因此他的节用，是把人民当作生产工具而包括在里面的，不仅要节省民力，而且还得倍加人口的生产。于是他便想出了早婚的方法，要用国家的法令来限定早婚。“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节用上》），我们不要看忽略了那“毋敢不”三个字。战争除劳民伤财而外，还使“男女久不相见”，久丧也因“败男女之交多”，故都在所反对之列。看来蕃殖人口倒确是墨子的一项积极的经济政策。人民既是“王公大人”的私有，使人民蕃殖，也不过如使牛马蕃息一样，尽管“女子十五”便要“事人”，未免有点不人道，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有的朋友说：这比三年之丧禁止男女三年不交接的似乎还要“人道”一些。这倒也想得周到。但我并没有意思替三年之丧辩护，我也并不是什么新儒家，谁人道谁不人道，倒不是争门户的事情。不过公平一点说，人道不人道的标准是应该拿利己与利人及自愿与非自愿来判定的。我们请从这一方面来考虑一下吧。
“节用”与“节葬”的另一个目的，是在反对儒家的礼。“节葬”是反对丧礼，尤其三年之丧，固不用说；“节用”反对其它的礼，所谓“俛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节用中》。本来对于形式上的繁文缛礼，孔子也是反对的，所谓“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治）也宁戚”，和墨子的节用节葬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孔子的出发点是心理的安不安，而墨子却是经济的利不利。就拿三年之丧来说吧，当宰予反对的时候，孔子也只说：“于汝安乎，汝安则为之。”由这一点上要说孔子是唯心，墨子是唯物，是毫无问题的。只是墨子这位大师似乎是一位爱走极端的天才，他在生活上和言论上都爱走极端，有时候每每自相矛盾。例如他的“节葬”和“明鬼”冲突，东汉末年的王充已经指摘过，而他的“节用”和“尚贤”也是冲突的。《尚贤》里面讲王天下正诸侯者必须置三本。所谓三本是：“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他在那儿晓得说：“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尚贤中》）。但他说到节用节葬上来，却要采取平均主义，瘠觳到万分，不仅是于事行不通，而且是于理也说不通的。大约因为是出于反对命题，故每每不惜过甚其辞，矫情立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