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解老篇》上也说：
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所谓“强字之曰道”即出本章，而“道可道非常道”更是《道德经》中的第一句。故尔在资料上以及由文字上说来，“道”这个观念为老子所发明，是毫无疑义的。
道字本来是道路的道，在老子以前的人又多用为法则。如《尚书·康王之诰》的“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左传》中子产所说的“天道”、“人道”，以及其它所屡见的道字，都是法则或方法的意思。但到了老子才有了表示本体的“道”。老子发明了本体的观念，是中国思想史上所从来没有的观念，他找不出既成的文字来命名它，只在方便上勉强名之曰“大一”，终嫌太笼统，不得已又勉强给它一个字，叫作“道”。选用了这个道字的动机，大约就因为有“天道”的成语在前，而且在这个字中是包含有四通八达的意义的吧。这些话正表示着老子的苦心孤诣的发明。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为感官所不能接触的实在，一切由人的感官所生出的范畴不仅不能范围它，且都是由它所引伸而出；一切物质的与观念的存在，连人所有的至高的观念“上帝”都是由它所幻演出来的。
道冲而用之或（又）不（丕）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
连“上帝”都是由“道”所生出来的，老子对于殷周的传统思想的确是起了一个天大的革命。帝和鬼神没有道的存在是不能存在的；有了道，在智者看来，鬼神也就失其威严。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三十九章）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第六十章）
第六十章的话亦见《韩非子·解老篇》，第三十九章有“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话见于《战国策·齐策》四，为颜蠋所引用为老子语，故尔这些话我们是能够相信的确是老子的。鬼神都失其尊严，则相传为通达鬼神之意的卜筮自然失其神秘。故尔他说：
能无卜筮而知吉凶。（《庄子·庚桑楚篇》所引）
但是在政治思想上老子是主张“愚民”的人。在作为愚民的手段上，他对于天或鬼神仍然肯定着。例如说：
天之所恶，孰知其故？（第七十三章）
天将救之，以慈衛之。（第六十七章）（亦见《韩非子·解老篇》）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七十九章）
是谓配天，古之极。（第六十八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第五十四章）（亦见《韩非子·解老篇》及《喻老篇》）
这些辞句和向来的传统思想并无多大的差别，这正是春秋时代的矛盾思想的孑遗。老子自己把那矛盾没有清算得干净。他的思想的特色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宇宙的根元，而依然保守着向来的因袭。就是他的新的发明也还没有十分圆熟。例如本体的“道”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在他都还是疑问。他说“吾不知谁之子”，便是这个疑问的表明。又譬如第二十五章上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于“道”之上又列出“自然”来，所谓“自然”当然是指天地中一切云行雨施的变化，让“道”来取法乎它是连“道”也失掉了它的至上性了。这些地方正表现着老子思想的未圆熟，也表现着他的苦心处，他对于他自己所产生出的“道”的来历确实是还在苦心探索着的。
继老子而起的伟大的智者是孔子，孔子和老子有过师生的关系，在孔子自己和他的门徒们都是承认着的。《论语·述而篇》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就是老聃[16]。《礼记·曾子问》记载四处论礼的话，孔子都说是“闻诸老聃”。孔子既向老聃问过礼，想来于老聃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一定是曾经接触过的。但遗憾的是孔子是自称“述而不作”的人，他的思想没有由自己体系出来。他所表彰的《六经》都不是他自己作的。《易经》的《十翼》在前是以为孔子作的，但到近年来已经遭了否认，竟连他曾经见过《易经》的话都是靠不住的。孔子和《易经》发生过关系的痕迹，在《论语》上只有两处。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但这前一例在《鲁论》是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据《经典释文》），又汉《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也就是根据的《鲁论》。后一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的爻辞，但《论语》上并没有引作“《易》曰”。还有《宪问篇》有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话和《易经·艮卦》的大象相同，也没有引作“《易》曰”。这些与其说是孔子、曾子曾经见过《易经》，宁是编制《易经》的人盗用了他们的话。因为《周易》的经部本来是由既成的繇辞或谚语所编集出来的。晋时太康年间由汲郡的魏襄王墓所发掘出的竹简，关于《易》的部分很多。
《晋书·束晰传》云：
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其次，杜预《左传集解·后叙》云：
《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据此则《周易》上下《经》在魏襄王时即孟子时代确已成书，然又有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的《易繇阴阳卦》二篇，可见《易经》的编制在当时也不只一种。今存《左传》中所载的卜筮繇辞有与《周易》同，也有与《周易》不同的，大率即由于根据这些不同的底本而来。《师春》当是师春的著作，其书在汉之秘府中当有残存，为刘歆所割裂，分载入于《左传》。这部《师春》是可以从《左传》摘取出来使它复元的。《左传》记卜筮终于哀公十一年，所说的都是预言而且都是的中了的，那自然是事后的假托无疑。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师春一定是孔子以后的人。他做书的目的是在保证《周易》的神秘，而所依据的底本复有种种，同时也可以断定他在保证《周易》之外还保证《易繇阴阳卦》。大约这些书就是公孙段、邵陟、师春这一批人所纂集并依托的。这一批人的年代至早不得过战国初年，而他们和儒家的关系也全不可考，因此孔子和《周易》的关系也就是莫须有了。
至于《庄子》的《天运篇》里言孔子“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又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而《天下篇》里也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虽明白地表示着孔子和《易》的关系，但《天运篇》是庄子的后学作的，大约是在战国末年，而《天下篇》的“《诗》以道志”以下六句，近人马叙伦更疑是“古注文，传写误为正文”的[17]，由上下的文脉来看，此疑很近情理。
孔子和《易》虽然没有关系，但他在老聃思想已经发生了的空气中，受了它的感化是可能的。目前最可靠的资料是《论语》，虽然那已经是曾子的后学所纂集成的，但纂集的态度颇质实，我们是很可以置信的。那儿我们很可以得到一些消极的引证。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曰：“丘之祷之久矣。”（《述而》）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据这些资料可见孔子对于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取的是否认的态度。
但他却肯定祭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
这儿好像是一个矛盾。但我们要看重那两个“如”字，鬼神是如象在，并不是真正的在。他的肯定祭祀是求的祭祀者的心理的满足，并不是认定被祭祀者的鬼神之真正的存在。《礼记·檀弓》里有一段话：“惟祭祀之礼，主人自尽焉尔，岂知神之所飨？”正是这句话的注释。后来的礼家谈到祭礼的精神上大抵都是这一种态度的发挥。所以孔子又说：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这也就是《檀弓》上的“之死而致死之（死了就当他是死了），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死了还当他是活的），不智而不可为也”的另一种说法。孔子是否认鬼神的；有以鬼神为存在的，他说是不智，但自然界与祖宗父母对于自己有很大的恩德，他在祭祀中便来表示着自己的思恩的意思，若连这种思恩的意思都要否定，他是认为不仁。所以他的肯定祭祀始终是在感情方面的满足[18]。
孔子又相信命。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
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也时常称天。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
这些命和天或天命，假使是殷周传统思想上的至上的人格神和神的意旨的解法，那和否定鬼神的态度又是矛盾的。然而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和向来的思想是大有不同的。且看下列的一句话便是证据。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这儿的两个“天”字古本有作“夫”的，但由四时百物的两句话看来，那显然是字误。看了孔子这句话便可以知道孔子心目中的天只是自然，或自然界中的理法，那和旧时的有意想行识的天是不同的。故尔他可以“不怨天”，也不必向天祈祷。假使他心目中的天是有意想行识的，那在道之不行的时候，一定会和做变风变雅的那一批诗人一样，对于天生出怨嗟祈向来了。
从《论语》中所能剔取出的孔子的天道思想就止于此，但就仅止这一点在天道思想的整个的历史上要算是一个进步。他是把老聃思想和殷周的传统思想融和了。他避去了老子的“道”的一个名称，而挹取了他的精神来对于向来的天另外加了一番解释。他是把天来合理化了，也可以说把老子的道来神化了。在他的思想中“道”即是“天”。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作《易传》的人，是深深地懂得了这种思想的。
老子和孔子在根本上都是泛神论者，而在肯定人格神的狭隘的宗教家看来，便都是无神论者。故尔到了宗教家的墨子对于他们便一样地非毁了起来。
墨子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在今存的《墨子》书中只能够根据下列的几篇：
《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
《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这几篇是分成上中下三篇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文字，那便是墨家三派所个别著录出的墨子的语录。其余的各篇都是后人所附益的。
《韩非子·显学篇》说：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
《庄子·天下篇》也说：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
“相夫”，孙诒让《札迻》云：“蒲阪圆引山仲质云‘相夫一本作祖夫’。”又云：“《元和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韩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孙以为殆均是柏字之误。今案孙说是也，柏夫殆即五侯。又《艺文志》墨家有《胡非子》，疑是一人。苦获己齿似一氏一名，当连“南方之墨者”为读，因为是南方人故有此奇异的姓名。前人将“南方之墨者”属上读，又分苦获己齿为二人，似乎都是错误了的。墨家有这三派，故尔他们所据的《墨经》有“倍谲不同”的三篇，《墨经》就是那分成上中下的十篇，并不是今本《墨子》中的所谓《经上》、《经下》的那两篇。
《墨子·鲁问篇》里面更有下列的一段话。
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
所说的也只提到那十篇的主旨。这正是一个显明的证据。就这样在我们讨论墨子思想的时候，不应该跳出了这十篇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