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洛阳后，秦王到隋炀帝的皇宫观看，叹息炀帝无道，倾尽人力满足自己奢侈的需求，薛收进言说：“高房画墙，殷商所以灭亡；茅屋土墙，唐尧之所以盛昌。秦始皇大建阿房宫，所以灾祸来得快；汉文帝停建露台，所以汉帝国就国运长久。炀帝不明白这些道理，一心奢侈，残民以逞己欲，结果死在奸臣的手里，被后世耻笑，建造这些豪华奢侈的宫殿却不能归自己所有。”秦王觉得他说得非常深刻，很是器重他。不久，授官天策府记室参军。薛收跟随秦王平定刘黑闼，封汾阳县男爵。薛收曾经上书谏阻秦王停止打猎，秦王回答说：“看了你的奏章，知道你的良苦用心，俗话说两车明珠不如一句良言。”赏赐他四十个黄金锭。
秦王曾陪唐高祖李渊游览后园，获得白鱼，命薛收写献表，薛收挥笔而就，不假思索，当时之人都称赞其文思泉涌。武德六年（623），薛收以本官兼任文学馆学士，与房玄龄、杜如晦一起蒙受殊礼，同为秦王心腹。
武德七年（624），薛收病重，秦王派人慰问，使者接连不断，秦王仍然放心不下，亲自骑马奔向薛府慰问。薛收不久去世，时年三十三岁。秦王痛哭一场，写信给薛收的侄子薛元敬：“我与你叔叔伯褒共在军旅中并肩驰骋，共同谋划大事，如今他却忽然作古。伯褒家贫子弱，请你多加关照，以免叫我挂怀。”派遣使者吊祭，赠予帛三百匹。其后在图画学士像时，秦王不禁惋惜薛收死得早，没有在其中。李世民即位后，对房玄龄说：“薛收如果在世，朕将任他为中书令。”太宗还梦见薛收音容笑貌，一如平生，感伤之后，赐给薛家粟、帛以作慰藉。贞观七年（633），追赠定州刺史。永徽年间（650～655），又追赠太常卿，陪葬昭陵（太宗之陵）。
薛收的儿子薛元超，九岁继承爵位，长大后，十分好学，善于做文章。薛元超娶巢剌王李元吉的女儿和静县主，任太子舍人。高宗继位，升任给事中，多次陈述朝政得失，高宗赞许他的意见，并加以采纳。转任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后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就是成了宰相。儿子如此有出息，薛收可以含笑九泉了。
御史大夫韦挺
韦挺（约588～646），唐太宗时文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亲韦冲，在隋官任民部尚书。
韦挺之父与太原留守李渊是同僚，关系很好，因此，韦挺少时得以常到李渊家中走动，他与李渊长子李建成常一起玩耍，关系友好。李渊父子起兵，韦挺参与义军。攻下京城长安后，李渊称帝，李建成被立为太子，韦挺任陇西公府祭酒。后来，韦挺出任太子右卫骠骑，检校左卫率。太子对他礼遇优厚，东宫臣僚无人能和他相比。武德七年（624），高祖在仁智宫避暑。有人说太子和东宫臣僚谋反，另外庆州刺史杨文干因大逆罪处以死刑，供词也牵连太子。高祖袒护太子，只斥责东宫臣僚，因此韦挺和杜淹、王珪等都被流放越嶲（今四川越西）。武德九年（626），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将韦挺召回拜授主爵郎中。贞观初年（627），王珪屡次推荐韦挺，升任尚书右丞。不久，升任吏部侍郎、黄门侍郎，拜授御史大夫、扶阳县男。韦挺辞让道：“臣愚笨，不可以玷辱高位，并且既非功臣也非旧臣，却位在藩邸故僚（指秦王府官员）之上，希望把我的职位让出来，用来劝勉有功之人。”太宗李世民不听。
太宗十分宠遇韦挺，韦挺之女嫁与太宗之子、齐王李祐为王妃。太宗让韦挺与宰相房玄龄、王珪、魏徵、戴胄等经常陪在自己身边，以备顾问，让他参与商议国家大事。韦挺又受命与高士廉、令狐德棻等大臣编修《氏族志》，多次受到赏赐。太宗曾经对韦挺说：“卿能任御史大夫，是朕一意促成，左右大臣没有为卿说话的。卿一定要努力，不要辜负朕。”
由于隋朝大乱，风俗败坏，人们不知教化，韦挺上疏说：“父母的恩情，上天不能相比；母亲的创巨之痛，终生不能忘记。如今士大夫家族，忌日不哭，说是重丧；亲朋前来吊唁，还不陪着哭吊。另外闾里普通人家，每有重丧，不立即发布丧讯，先到陵邑的社庙，等营办器具之后，才开始发丧。以至于借用车马，雇赁棺椁，送葬场面大讲排场。下葬完以后，邻里聚集在一起宴饮，喝酒喝到酣醉，还把这叫做‘忠孝’。夫妇之道，是国家教化的根本，所以有三天不熄烛火、不行乐的说法。如今婚嫁开始，繁杂演奏音乐，使婚宴转化为狂欢宴。官府因循民间习俗，也不颁布律令禁止。希望一切能惩戒革新，申明礼法。”太宗深以为然。不久，韦挺再次任黄门侍郎兼魏王李泰府事。当时李泰深得帝宠，而太子李承乾多有过失，太宗想废掉太子，改立李泰，把废立的想法告诉杜正伦，杜正伦泄露了此言，被贬官。
当时，韦挺也参与议立李泰之事，太宗对韦挺说：“朕不忍心再以法来处置你。”便宽恕了他，命他任太常聊。
当初，韦挺任御史大夫时，马周任监察御史，韦挺认为马周是一介寒士，对马周不是很尊敬。等到马周任中书令，太宗打算洗刷韦挺的罪名任用他为宰相。马周说韦挺一向刚愎自用，骄傲自大，不是任宰相的大器，于是此议作罢。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准备明年讨伐辽东，挑选主办运送粮饷的人，马周说韦挺之才能胜任粗活，太宗同意。韦挺的父亲原是营州总管，曾筹划谋取高句丽，有关辽东的基本资料还保留着，藏在家里，韦挺呈上，太宗高兴地说：“从幽到辽两千里没有州县，我军无处取得食物，你为朕办理这事。假使我军军用不缺乏，就是你的功劳。你自己挑选四品的文武官员十人使用，取幽、易、平三州精锐士卒和马匹各两百随从。”于是下诏河北各州都受韦挺节制调度，允许他自行决断事务。太宗亲自解下貂皮衣并将宫中的车马赐给他。
韦挺到达幽州（今北京西南），派遣燕州司马王安德开挖渠道，又拿出幽州府库财物，购买木头，修造漕船，转运粮食。自桑乾水抵达卢思台，前进了八百里，渠道堵塞不可通行。韦挺认为正是严寒时节，不可运行。于是卸下米放在卢思台的旁边，修粮仓贮藏，等到开春流水解冻再装船继续运行。韦挺向太宗报告说：“估计官军到时，粮食就能运到。”太宗很不高兴：“军队宁可行动迟缓，运粮之事却不可推迟。朕准备十九年春军队出征，但韦挺要到二十年再运粮，看样子韦挺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把粮食运到呢！”于是下诏叫繁畤令韦怀质迅速前往查问。韦怀质返回弹劾韦挺说：“韦挺在幽州，每天置办酒席，不考虑职责，不前去巡视漕渠是否畅通，就造船运粮，走了八百里，才发觉河渠不通，要前进不能，要返回运河的水又干了。陛下准备明年出师，六军所需粮食，恐怕不能符合圣策。”太宗发怒，派将作少监李道裕代替韦挺。下敕让治书侍御史唐临从驿道传递命令，给韦挺戴上刑具押送洛阳，依法将韦挺降名，让他以平民的身份随从。
贞观十九年（645），太宗攻破高句丽的盖牟城（今辽宁盖平境内），下诏命韦挺镇守，这是意在重新任用他。盖牟城和高句丽人新城相邻，官军日夜作战不停。韦挺不胜其烦，又因丢失官职，内心愤愤不平，便写信给他的朋友公孙常诉说郁闷。公孙常是善于术数的人，后因其他事被拘禁，上吊自杀了。官吏搜查他身上，在他的衣服口袋里发现韦挺的信，韦挺在信中说到自己所屯兵的地方情况危急，还有许多牢骚之言。太宗看信后大怒，将韦挺贬为象州刺史。韦挺在任一年多后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吏部尚书戴胄
戴胄（？～633），唐太宗朝文臣。字玄胤，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历任大理寺少卿、谏议大夫、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他敢于直言极谏，面折廷争，为政干练，长于决断，从不拖延、积压政务。太宗赏识并重用他，他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
一、直言进谏面折廷争
戴胄生性坚定正直，办事聪明精干，最擅长撰写文书。隋朝末年，任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都看重他，对他礼遇有加。大业十四年（618），隋炀帝被杀，越王杨侗被众臣拥立为帝，戴胄任给事郎。不久，吏部尚书王世充谋划篡权，戴胄游说他说：“君臣从大义上讲是父子，休戚与共。明公以文武之才担当国家重任，国家的存与亡，就在今天。希望您尊重辅佐王室，仿效伊尹、周公使天下逢凶化吉。那么，天下将因此幸运。”王世充假意赞同他的话，并慰劳了他。不久，王世充胁迫越王为他加九锡，戴胄又直言极谏，王世充不再理会他的书生议论，把他外放为郑州长史，派他与王世充的侄子王行本一起守卫武牢。后来，秦王李世民攻克武牢，引荐戴胄任秦王府士曹参军，封为武昌县男。
贞观元年（627）大理少卿空缺，太宗说：“大理少卿，是关系到人命的官职，戴胄清廉正直，正是合适的人选。”当天就任命戴胄为大理少卿。皇后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在入宫面见太宗时，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发觉，应当处死刑；长孙无忌误带入佩刀，罚铜二十斤。戴胄说：“校尉与长孙无忌之罪相同，臣子对于皇帝过错，不能以‘失误’作借口。法令上注明：供奉皇帝的汤剂、饮食、舟船出了问题，即使属于失误都是死罪。陛下念长孙无忌的功劳，可以原谅他。如果只惩罚长孙无忌，而杀死校尉，不能称之为刑法。”太宗说：“法令是天下人的法令，朕怎么能偏袒亲戚！”下诏重新议罪，封德彝坚持己见，太宗准备批准。戴胄说：“可以这么处罚，校尉因长孙无忌而获罪，依法应当从轻处理；如果都是失误，不应该处死他一个人。”因此长孙无忌与校尉都被免除死罪。
当时朝廷盛开科举，应考的人云集京城，有人假称有资荫冒用谱牒以求受到选拔。太宗下诏允许他们自首；不自首的，论处死罪。不久，便查出欺诈得逞的人，判案定罪，戴胄认为依法应当流放。太宗说：“朕下诏不自首的人处以死刑，卿如今却说应当流放，这就等于告诉天下人朕不讲信用，难道卿接受了贿赂而要减免罪犯的刑罚吗？”戴胄说：“陛下当时就杀死他，臣无法干预。既然交给臣处理，臣怎么敢违反法令呢？”太宗气愤地说：“卿只管自己守法，而让朕失信于人，是不是？这是沽名钓誉陷害主上。”戴胄说：“法令，是向天下人宣布大的信用，言语却是因一时的喜怒而随口说出的。陛下因一时的愤怒要杀他，既然知道不可行才交给法律部门，这是容忍小愤，保存大信。如果为了发泄一时的愤恨而违背信用，臣为陛下惋惜。”太宗醒悟，听从了他的话。戴胄屡次冒犯圣上，据理力争，参与处理案件都以法令条文为依据，加以细致分析，逐条指出所犯的罪行，言如泉涌，太宗更加重用他，当年，便升任他为尚书左丞。太宗怜悯戴胄家里贫穷，特地下诏赐钱十万。
二、机敏忠贞嗣子为相
尚书左仆射萧瑀被罢免，封德彝去世，太宗对戴胄说：“尚书总理国家法度，如果一件事有失误，天下就有人蒙受其害。今天没有尚书令、仆射，朕把责任寄托于卿，卿应当不辜负朕的举荐。”戴胄聪明机敏，长于决断，没有隔夜的公务。议论的人赞美他称职，说自武德以来称职的左右丞，几乎就他一人。不久，戴胄又拜授谏议大夫，与魏徵每天轮流侍奉在皇上左右。
贞观三年（629），戴胄升任户部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杜如晦死前留下意见，请求将自己主管的选举官员事务委托给戴胄，因此戴胄任检校吏部尚书。不过他喜欢压抑文人，奖赏法吏，当时人指责他没有学问，所以嫉妒、压抑有学问的人。
贞观四年（630），戴胄以本官参与朝政，晋爵为郡公。太宗打算修复洛阳宫，戴胄上疏进谏说：
近来关中、河外设置军团，强壮的民夫、富家子弟都去当兵，又征役夫修建九成宫，司农寺、将作监的官吏几乎征不到丁夫。离乱之后，户籍单薄，人口逃亡，一人服役，全家弃业。充军的人要求自备兵器，从役的人要求自备口粮，竭尽全家财物置办，还不够用。七月以来，大雨下个不停，临近黄河的南北田地积水过多，庄稼毁坏严重，年终是否有收成还未可知。强壮的人都去服役，赋税无法上缴，如此一来仓库储备就会空虚。如今宫殿可以遮风挡雨、容纳卫士，即使几年以后再建，也不算晚，为什么要急于兴建，给自己找麻烦呢？
太宗看过奏章，立即下令停止兴建之事。在戴胄上陈的奏章中，分析时政得失的原因，都值得一看。奏章递上去后，他常销毁草稿，保守秘密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太宗曾经对左右的人说：“戴胄对朕来说不是非常亲近的人，但是与国家相关的重大事情，他无不奏闻，这是由于他的忠贞气概激励的结果。”
贞观七年（633），戴胄去世，太宗为他哀悼，追赠尚书右仆射，追封赵国公，谥号为“忠”。因为他的住所简陋不能祭祀，诏令有关部门为他立庙。还娶他的女儿为道王妃。房玄龄、魏徵与戴胄关系好，每次走到他生前去过的地方，无不哀伤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