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中魏徵
魏徵（580～643），唐太宗朝著名宰相。字玄成。祖籍曲阳（今河北晋县），后迁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父魏长贤，曾任隋地方官。魏徵任相期间，恪尽职守，刚直不阿，知无不言，敢于直谏，对于唐太宗统治的维护和巩固以及唐代社会的安定、政治的开明、经济的繁荣，功不可没。魏徵不但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史学家，在文化事业上颇有贡献。谥“文贞”。
一、少小勤学加盟瓦岗
魏徵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生后第二年隋朝便取代了北周，所以他便在隋朝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父亲魏长贤曾做过隋朝地方官，为政清廉、秉性刚直，而且博学多才，治学严谨，这使魏徵从小受到良好的熏陶，对于他以后的为政与治学大有裨益。由于父亲英年早逝，致使家道衰落，生活贫困。但是魏徵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沦落颓废，反而更加胸怀大志、勤学苦读。他每天广学博览、挑灯夜读、伏案疾书，在浩瀚的古籍书海中，汲取滋养，陶冶情操，积蓄才志。
隋朝末年，各地农民军蜂拥而起，隋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生逢乱世，魏徵深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远大志向也无以寄托，既然入仕无望，便出家当了道士。
在隋末农民军中，有一支武阳郡郡丞元宝藏领导的队伍。元宝藏和魏徵平时交往甚密，以朋友相称。元宝藏深知魏徵的才华，起兵反隋后，就动员魏徵出山，辅佐自己。于是，魏徵便在元宝藏的旗下，做起了郡府的书记官，掌管军中的文书。当时，李密领导的农民军——瓦岗军，声势浩大。起义军攻占官仓，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深得民心。李密出身贵族，隋大业初，为左亲卫府大都督，因不满朝政，投奔瓦岗军。在瓦岗军中，李密长于谋略，战功卓著，逐渐成为瓦岗军的领袖。看到瓦岗军势如破竹的形势，元宝藏意欲投奔李密，便多次给李密写信，表明意愿。李密阅读了信件，深感措辞贴切，文采飞扬。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信件出自魏徵之手。李密统辖元宝藏军后，就力邀魏徵在瓦岗军中任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学卷宗。
瓦岗军屡败隋军，据有洛口、黎阳、回洛三大粮仓，队伍不断壮大，声势日盛。李密便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魏徵根据瓦岗军当时所处的形势，向李密呈上十条建议，李密虽然表示感谢，并不予以重视。
隋朝末年，洛阳仍由隋军固守，李密与洛阳隋军长期对峙。双方在战斗中互有胜负。当时掌握洛阳大权的是隋朝大将王世充，他企图趁李密人马疲惫之际，一举歼灭瓦岗军，李密与将领们积极筹划，准备应战。魏徵认为这次战斗成败事关瓦岗军的前途命运，于是，就主动找李密的长史郑颋说：“魏公虽然取得速胜，然而精锐将士多战死，士气又低落，恐怕难以御敌。况且王世充军粮不足，我军在士气和斗志上难以与其相比。不如挖深沟、垒高墙拒敌，以防守为主。过不了多久，王世充粮草殆尽，必将自行退兵。那时候追击残弱之兵，必定获胜。”郑颋根本没把这一个文学参军放在眼里，对魏徵的建议置若罔闻。李密自恃兵强，他的将领们也都主张与隋军速战，结果，李密大败，从此，曾经威震天下使隋军闻风丧胆的瓦岗军便销声匿迹了。
二、归降唐朝辅弼太子
李密兵败后，率领残余部下逃奔长安，归降了当时李渊建立的唐朝。李渊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被封为唐国公后起兵太原，占据了长安，建立了唐朝。虽然在瓦岗军中魏徵的建议不被李密所采纳，但是魏徵却一直对李密忠诚、信赖，所以当瓦岗军失利后，魏徵跟随李密归附李唐。
李密归唐后不久，又举兵谋反，最终兵败，引来杀身之祸。魏徵是李密带来的旧部，自然也就不会受到唐高祖李渊的重用。因长期无用武之地，魏徵便主动要求去招抚太行山以东地区，因为这一带仍有李密的余党在活动。于是魏徵先来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给据守在那里的徐世写了一封措辞恳切、语重心长的信函。信中魏徵规劝徐世认清当前形势、顺应历史潮流，只有归附唐朝，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徐世被此信深深打动了，不久便归降了唐朝。魏徵这一举动不可轻视，徐世后来成为唐朝一代名将，应该说这是魏徵为唐朝所做出的一大贡献。后来，魏徵又直奔魏州，那里有他的老朋友元宝藏。在魏徵的劝说下，元宝藏也归附了唐朝。
武德二年（619）十月，窦建德率领农民军起兵南下，直攻黎阳。此时，魏徵刚好从魏州返回黎阳。黎阳失守，魏徵被俘。窦建德对魏徵的才学早有耳闻，便任魏徵为起居舍人。
武德四年（621），李世民亲率大军东征洛阳王世充。唐军兵临城下，王世充深感形势严峻，火速与窦建德联络，请求援助。窦建德权衡利弊后，率领大军前往增援，李世民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围攻洛阳，另一路阻击窦建德。结果，两路大军均获全胜，一举击溃王世充与窦建德。魏徵又得以回归唐朝。魏徵一生两次身入义军，他亲眼目睹了广大农民的生活疾苦，亲身经历了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的反抗义举，这对他日后政治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他最终成为刚直不阿、直言进谏的一代名臣。 魏徵重回长安，仍然不被朝廷所重用，而太子李建成对他的学识颇为赏识，便召为洗马。为报太子的知遇之恩，魏徵尽心辅佐太子，积极为他出谋划策。李建成此时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获得皇位的根基并不牢固。其弟秦王李世民在统一唐朝的过程中，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威震四方，对于唐朝的统一，可谓战功卓著，其功业远远超过太子李建成。但李世民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他不甘为人之下，于是就与太子李建成展开了争夺皇位的殊死斗争。魏徵对此为太子深感忧虑。
武德四年（621），窦建德旧党刘黑闼，再一次起兵，接连攻克漳南、幽州等地，大肆杀戮唐朝官吏，半年之内，便占领了河北大部分土地，收复窦建德旧地。魏徵认为这对太子来说是一个壮大势力、提高威望的绝好时机，于是便对太子进言道：“现在刘黑闼的士卒伤亡、逃散的颇多，剩余的不满万人，而且粮草物资匮乏。如以我大军攻击他们，势如破竹。殿下应马上发兵进攻，以取功名。”李建成听从了魏徵的建议，便上奏唐高祖。奏准后，魏徵便协同太子率军征讨刘黑闼。在作战中，他鞍前马后，积极为太子献计献策。他主张对刘黑闼不宜采取强攻之策，否则部队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巨大，应该采取瓦解军心、涣散士气的策略，这样事半功倍，速战速决，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李建成采纳了魏徵的军事策略，便向敌军发出信息：只擒刘黑闼一人，其余部下只要投降，一律不予追究。结果，敌军纷纷放下武器，溃不成军，很快便不战自败了，河北的大批失地也尽归唐朝。
在魏徵的辅弼下，通过这次战役，李建成不但建立了战功，而且也结纳了山东豪杰，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此后，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为了争夺皇位，互相倾轧，愈演愈烈。李建成的三弟李元吉站到其兄李建成一边，也加入到这场争夺皇位的斗争。魏徵劝说李建成杀掉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否则夜长梦多，形势多变。但太子顾虑重重，并没有很快接受魏徵的建议。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一举杀死了李建成与李元吉，逼迫李渊退位。同年八月，李世民登基，史称唐太宗，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次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
三、据理力谏刚直不阿
李世民坐稳皇位之后，对太子东宫官属不计前嫌，还从中甄选了一批人员，委以重任。这时，有人向唐太宗告发魏徵曾劝太子谋杀他。唐太宗便把魏徵召至宫中，面带威严，厉声质问：“你为何要挑拨离间我和太子？”魏徵坦然无惧、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太子如若早依我计行事，那么今天的局面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听了魏徵的话，当时左右大臣的心都为之悬了起来。唐太宗却反而气消颜开，因为他觉得魏徵秉性刚直，有胆有识，所以不但没有怪罪于他，反而提拔魏徵为谏议大夫。
唐太宗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代明君，他求贤纳才、知人善用，特别注意虚怀纳谏。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何谓明君？何谓暗君？”魏徵答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魏徵看来，皇帝必须虚心、诚恳而广泛地听取臣子的建议，因为皇帝深居宫中，不可能全面地了解国家大事，只有虚怀纳谏，才能避免独断专行，国家也才能得以长治久安。唐太宗对此深表赞同，此后，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告诫便成为唐太宗纳谏的重要指导思想。
魏徵认为隋代灭亡，唐朝兴起，历朝历代的更迭有一条教训值得记取：“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魏徵经常劝诫唐太宗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准备在洛阳修建宫室，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极力劝阻。唐太宗非常气愤。魏徵说：“皇甫德参的意见是正确的。皇帝修建宫室，只图个人享受，滥用人力物力，于国于民无裨。皇甫德参虽措辞激烈，但也是为了警策皇帝呀。”唐太宗思虑再三，最终接受了魏徵的意见，不但没有治罪于皇甫德参，而且还对他加封官职。后来唐太宗又要在洛阳修建飞山宫，当时正值陕西、河南一带大雨连降，许多百姓房屋坍塌，无家可归。魏徵上书唐太宗：“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自身被杀，江山破碎。陛下拨乱反正，要吸取亡隋的教训，不要奢望住进高大的宫殿，心甘情愿住在矮小的屋子。如果我们现在建造宏大宫殿，那就跟隋炀帝一样了，灾祸很可能降临于我们。”魏徵以隋为鉴，据理力谏，终于说服了唐太宗，停止修建飞山宫。唐太宗还下令将建宫的材料送至受灾地区，以资流离失所的灾民重建家园。
贞观六年（632），在众臣的请求下，唐太宗准备前往泰山封禅，而魏徵却极力反对。唐太宗百思不得其解，便向魏徵询问缘由。魏徵回答说：“眼下国家刚刚安定，百业待兴，国库仍然空虚。在这种情况下，陛下如若封禅，兴师动众，必然劳民伤财，与‘抚民以静’的国策相悖。”唐太宗听了这番道理后，便取消了登泰山封禅的计划。
在治国方针上，魏徵不但认为对内应“静之而安”，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也认为不应轻易动武。因此他向唐太宗提出“偃武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夷即服”的治国策略。在魏徵看来，首先应立足于国家的强盛，不急于扩张领土，只要国家安定强大了，与周边的关系便能处理妥善，那些少数民族便能臣服于中国。唐太宗也非常赞同魏徵的观点。贞观初期，唐太宗一方面加强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被征服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原来的首领担任高级官职。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此外还通过和亲政策，加强同周边各部族同唐朝的联系和团结。这样大大促进了民族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此同时，唐朝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
四、依法治国编纂史著
在依法治国方面，魏徵特别强调，作为一国之君，对待臣子应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一视同仁。贞观初，濮州刺史庞相寿搜刮百姓、贪污腐化。有人因此而向朝廷告发了他，结果受到追缴赃款、解除职务的处罚。庞相寿原来是唐太宗为秦王时的部下，因而就向唐太宗求情，请求从轻发落。唐太宗念及旧情，作出批示：官复原职，不予处罚，还赐予庞相寿一百匹绢以做安慰。唐太宗认为庞相寿之所以贪财，是因为他家里的生活可能较为贫困，赐予他一百匹绢，这样他今后也就不再贪赃枉法了。
朝廷众臣对唐太宗此事的处理议论纷纷，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魏徵便进谏说：“依法治国，切忌亲疏有别，赏赐之时，一定要想到与皇帝疏远之人；惩罚之时，千万不要忘记与皇帝亲近之人。这样，赏罚分明，秉公执法，百姓群臣才能心服口服，国家也因之而得以安定。如今庞相寿执法犯法，理应予以严惩，只因与陛下有私交，陛下就予以袒护，如此行事的后果必是法不服人，国将不国。”唐太宗听了魏徵的一番话语，觉得很有道理，收回了自己的批示，依法惩处了庞相寿。正是由于魏徵刚直不阿，勇于进谏，唐太宗诚心纳谏，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才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
由于魏徵秉性刚直，大公无私，对唐太宗的言行敢于面折廷争，因而唐太宗对魏徵有时不免也产生了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去山中打猎，一切安排就绪，却又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动身，最终此次出猎没有成行。魏徵得知后向唐太宗问及此事，唐太宗笑而答曰：“朕虽然计划要进山打猎，但当时你不在京城，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所以考虑再三，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