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一代贤君，当即位初年，犹觉励精图治，如恐不逮。惟太宗既勤内治，复善外攘，国未靖则姑与突厥言和，敛锋以避之，国已靖则始与突厥言战，声罪以讨之，且册夷男，纳突利，以夷攻夷，卒雪前耻而告成功，驭外之道，莫善于此。
塞外各国，侈然自大，皆由中国失道，无威无德，乃敢窃据一隅，负隅称强耳。若果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与彼角逐，未有不因而披靡者。试观高昌之灭，与薛延陀之败，并未经过数十百战，一遇唐师，非降即奔。智盛兄弟，被俘入唐，何其弱也？薛延陀真珠可汗，雄长铁勒诸部，亦一蹶不振，入贡请罪，可见驭夷非难，在外攘之得其道耳。独唐太宗与吐蕃和亲，乃至薛延陀既许而复悔，出尔反尔，未免失信。夫和亲原为下策，但既以宗女嫁吐蕃，何妨以宗女嫁薛延陀？否则一律拒绝，自存国体可也。太宗不察，失策于前，食言于后，且待遇夷狄，隐分厚薄，绳以一视同仁之义，太宗其更有愧乎？
若中国素崇礼义，号为文物之邦，唐太宗为三代下仅见之君，尤称英敏，乃玄武门自戕骨肉，巢王妃可作嫔嫱，敢自渎伦，竟尔作俑，卒至承乾无父，元昌无兄，齐王祜恶逾太子，赵节、杜荷等不顾懿亲，内外谋逆，几成大祸。幸天尚佑唐，得以早日扑灭，不致蔓延，然父子兄弟之间，遗憾已多。太宗岂能辞咎乎？夫戎狄之国，犹不能舍纲常而谋治安，况在中华？
太宗一英武主，累战皆捷，独东征高句丽，顿兵安市城下，岂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欤？毋乃所谓暮气已深，不复如前此之冒险进取欤？或谓由李世、长孙无忌辈，一再劝阻，以致师老无功，靡然退还。不知天子亲征，事权统一，欲进则进，何待踌躇？彼世、无忌得以劝阻者，无非阴窥上意，乘隙进言耳。不然，世等往攻薛延陀，何以直度碛北，不少逗留，扫番众，降夷酋，收服铁勒诸部，不数月间，即荡平北荒，威行穷海乎？故亲征，美名也，而弊多利少，万乘之主，不堪一挫，诸将又皆怀顾忌，谁敢以乘舆作孤注？此亲征之所以少战功也。
——蔡东藩《唐史演义》
唐高祖李渊只当了九年皇帝就将皇位传给次子李世民，自己退入后宫当太上皇去了。李世民为建立唐朝立有巨大军功。他与其兄太子李建成都有继承皇位的要求，明争暗斗激烈。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李建成，争得太子之位。不久，其父又将皇位传给他。他即位后，于次年改元贞观。贞观共二十三年，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经济由恢复而迅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力强盛，边境安宁。史家称此时为“贞观之治”，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少有的“太平盛世”。
李世民死后，谥号为“太宗”，史称唐太宗。唐太宗（626～649）是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所谓“贞观之治”，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所发展之外，还有如下的四个重要特点：
1.唐太宗君臣论治
唐太宗经常与其大臣们论古说今，总结历史经验，以改善统治。他很重视强盛的隋朝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一事，经常议论隋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他们还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参与论治的主要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马周等人。
唐太宗曾多次引用荀子的话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魏徵也曾说，强盛的隋朝之所以速亡，就是由于隋炀帝“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所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他们认识到一个政权如果过分暴虐，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就会被人民推翻，所以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要有节制，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
唐太宗君臣论治的范围很广，涉及加强、巩固封建统治的各个方面，其主要内容多收入《贞观政要》一书。因而该书深受后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2.选练举贤
选贤任能唐太宗在用人方面坚持“选贤任能”的原则，不因亲故而取庸劣；不因关系疏远或曾是政敌而舍贤才。不拘一格，因才致用，因而从各阶层、各集团搜罗了许多人才，他重用的一批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李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或军事家。
唐太宗认为地方官直接管理人民，与天下治乱有直接关系，所以非常重视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和考察。他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宫内屏风上，随时记其功过，以备奖惩。
兼听纳谏唐太宗很重视听取大臣的意见，注意兼听众议，虚心纳谏。他还鼓励大臣直言极谏，因之一时朝廷上出现了良好的政治风气。大臣魏徵曾对唐太宗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赞成此说。常对太宗进言的大臣以魏徵最为著名，而且敢犯颜而谏。太宗有时想不通，十分生气，甚至还很恼恨；可是转念一想，又认为魏徵是对的，接受了魏徵的意见。后来魏徵去世，太宗十分难过，也很怀念魏徵。太宗曾对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兼听纳谏，纠正了不少错事或错误意见，防止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使政治保持清明。
3.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唐太宗时，君臣们都很重视实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残酷剥削人民的“亡国之主”是咎由自取。如他说：“齐主（北齐后主高纬）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致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齐主是也。”
唐初的赋税徭役都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是力役减轻了很多。在征发力役时，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
唐太宗即位之初，关东、关中各地连续数年发生水旱霜蝗等灾，灾民很多。太宗下令免除受灾地区的租赋，开官仓赈恤，并准许灾民到非灾区就食，还拿出御府金帛为因灾荒而出卖子女者赎回其子女。
为减轻人民负担，太宗精简政府机构，把中央官员从二千余人减少到六百余人，并省了许多州县，还节约了政府开支。
唐太宗曾派使者到突厥，用金帛赎回隋末被突厥掳去的男女八万余人，还放出宫女三千多人回到民间，这些都对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社会劳动人手起了作用。为解决耕畜不足，曾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互市”，换取了大量马、牛，用以耕田。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使农业生产连获丰收，米价最低时每斗不过三四钱，流散的人民逐渐返回故乡。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出现了一派太平景象。
4.华戎同轨爱之如一
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唐太宗虽曾多次派兵反击突厥、吐谷浑等的侵扰，并进而征服了突厥、吐谷浑等，但他主要还是采取以怀柔为主的羁縻政策。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于依附的各族，他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注意保存其部落体制，尊重其习俗。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任命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以统辖本族。不但基本上不征税，而且还经常给各族贵族以大量赏赐。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也很信任，不少人被授以高级官职、册封爵位。还帮助他们的部属，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他通过“和亲”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又开通通往西域的大碛道和通往北方边疆地区的参天可汗道，以加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为唐朝树立了声威。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翦伯赞《简明中国通史》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616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起兵以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宫女，他的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了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绔无赖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626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于还没有找到加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贿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
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哪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有的国家，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民族较为持平，因此，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告诫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么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制，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下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徵在谏臣中尤为突出。魏徵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徵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徵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诤。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徵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徵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么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
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643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一格的。
——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
唐太宗是中国皇帝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击败了侵略中国的突厥族，建立起疆域广大、超越前代的大帝国。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