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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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一代明君唐太宗(21)

唐太宗为一代贤君,当即位初年,犹觉励精图治,如恐不逮。惟太宗既勤内治,复善外攘,国未靖则姑与突厥言和,敛锋以避之,国已靖则始与突厥言战,声罪以讨之,且册夷男,纳突利,以夷攻夷,卒雪前耻而告成功,驭外之道,莫善于此。

塞外各国,侈然自大,皆由中国失道,无威无德,乃敢窃据一隅,负隅称强耳。若果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与彼角逐,未有不因而披靡者。试观高昌之灭,与薛延陀之败,并未经过数十百战,一遇唐师,非降即奔。智盛兄弟,被俘入唐,何其弱也?薛延陀真珠可汗,雄长铁勒诸部,亦一蹶不振,入贡请罪,可见驭夷非难,在外攘之得其道耳。独唐太宗与吐蕃和亲,乃至薛延陀既许而复悔,出尔反尔,未免失信。夫和亲原为下策,但既以宗女嫁吐蕃,何妨以宗女嫁薛延陀?否则一律拒绝,自存国体可也。太宗不察,失策于前,食言于后,且待遇夷狄,隐分厚薄,绳以一视同仁之义,太宗其更有愧乎?

若中国素崇礼义,号为文物之邦,唐太宗为三代下仅见之君,尤称英敏,乃玄武门自戕骨肉,巢王妃可作嫔嫱,敢自渎伦,竟尔作俑,卒至承乾无父,元昌无兄,齐王祜恶逾太子,赵节、杜荷等不顾懿亲,内外谋逆,几成大祸。幸天尚佑唐,得以早日扑灭,不致蔓延,然父子兄弟之间,遗憾已多。太宗岂能辞咎乎?夫戎狄之国,犹不能舍纲常而谋治安,况在中华?

太宗一英武主,累战皆捷,独东征高句丽,顿兵安市城下,岂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欤?毋乃所谓暮气已深,不复如前此之冒险进取欤?或谓由李世、长孙无忌辈,一再劝阻,以致师老无功,靡然退还。不知天子亲征,事权统一,欲进则进,何待踌躇?彼世、无忌得以劝阻者,无非阴窥上意,乘隙进言耳。不然,世等往攻薛延陀,何以直度碛北,不少逗留,扫番众,降夷酋,收服铁勒诸部,不数月间,即荡平北荒,威行穷海乎?故亲征,美名也,而弊多利少,万乘之主,不堪一挫,诸将又皆怀顾忌,谁敢以乘舆作孤注?此亲征之所以少战功也。

——蔡东藩《唐史演义》

唐高祖李渊只当了九年皇帝就将皇位传给次子李世民,自己退入后宫当太上皇去了。李世民为建立唐朝立有巨大军功。他与其兄太子李建成都有继承皇位的要求,明争暗斗激烈。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李建成,争得太子之位。不久,其父又将皇位传给他。他即位后,于次年改元贞观。贞观共二十三年,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经济由恢复而迅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力强盛,边境安宁。史家称此时为“贞观之治”,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少有的“太平盛世”。

李世民死后,谥号为“太宗”,史称唐太宗。唐太宗(626~649)是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所谓“贞观之治”,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所发展之外,还有如下的四个重要特点:

1.唐太宗君臣论治

唐太宗经常与其大臣们论古说今,总结历史经验,以改善统治。他很重视强盛的隋朝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一事,经常议论隋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他们还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参与论治的主要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马周等人。

唐太宗曾多次引用荀子的话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魏徵也曾说,强盛的隋朝之所以速亡,就是由于隋炀帝“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所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他们认识到一个政权如果过分暴虐,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就会被人民推翻,所以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要有节制,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

唐太宗君臣论治的范围很广,涉及加强、巩固封建统治的各个方面,其主要内容多收入《贞观政要》一书。因而该书深受后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2.选练举贤

选贤任能唐太宗在用人方面坚持“选贤任能”的原则,不因亲故而取庸劣;不因关系疏远或曾是政敌而舍贤才。不拘一格,因才致用,因而从各阶层、各集团搜罗了许多人才,他重用的一批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李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或军事家。

唐太宗认为地方官直接管理人民,与天下治乱有直接关系,所以非常重视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和考察。他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宫内屏风上,随时记其功过,以备奖惩。

兼听纳谏唐太宗很重视听取大臣的意见,注意兼听众议,虚心纳谏。他还鼓励大臣直言极谏,因之一时朝廷上出现了良好的政治风气。大臣魏徵曾对唐太宗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赞成此说。常对太宗进言的大臣以魏徵最为著名,而且敢犯颜而谏。太宗有时想不通,十分生气,甚至还很恼恨;可是转念一想,又认为魏徵是对的,接受了魏徵的意见。后来魏徵去世,太宗十分难过,也很怀念魏徵。太宗曾对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兼听纳谏,纠正了不少错事或错误意见,防止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使政治保持清明。

3.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唐太宗时,君臣们都很重视实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残酷剥削人民的“亡国之主”是咎由自取。如他说:“齐主(北齐后主高纬)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致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齐主是也。”

唐初的赋税徭役都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是力役减轻了很多。在征发力役时,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

唐太宗即位之初,关东、关中各地连续数年发生水旱霜蝗等灾,灾民很多。太宗下令免除受灾地区的租赋,开官仓赈恤,并准许灾民到非灾区就食,还拿出御府金帛为因灾荒而出卖子女者赎回其子女。

为减轻人民负担,太宗精简政府机构,把中央官员从二千余人减少到六百余人,并省了许多州县,还节约了政府开支。

唐太宗曾派使者到突厥,用金帛赎回隋末被突厥掳去的男女八万余人,还放出宫女三千多人回到民间,这些都对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社会劳动人手起了作用。为解决耕畜不足,曾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互市”,换取了大量马、牛,用以耕田。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使农业生产连获丰收,米价最低时每斗不过三四钱,流散的人民逐渐返回故乡。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出现了一派太平景象。

4.华戎同轨爱之如一

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唐太宗虽曾多次派兵反击突厥、吐谷浑等的侵扰,并进而征服了突厥、吐谷浑等,但他主要还是采取以怀柔为主的羁縻政策。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于依附的各族,他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注意保存其部落体制,尊重其习俗。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任命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以统辖本族。不但基本上不征税,而且还经常给各族贵族以大量赏赐。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也很信任,不少人被授以高级官职、册封爵位。还帮助他们的部属,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他通过“和亲”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又开通通往西域的大碛道和通往北方边疆地区的参天可汗道,以加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为唐朝树立了声威。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翦伯赞《简明中国通史》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616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起兵以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宫女,他的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了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绔无赖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626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于还没有找到加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贿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

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哪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有的国家,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民族较为持平,因此,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告诫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么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制,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下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徵在谏臣中尤为突出。魏徵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徵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徵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诤。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徵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徵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么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

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643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一格的。

——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

唐太宗是中国皇帝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击败了侵略中国的突厥族,建立起疆域广大、超越前代的大帝国。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