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是应该坐什么飞机去。要是乘坐伊尔-18飞机，他们沿途就需要做几次停留，进行加油。新的图-114可以不用途中停留直接抵达华盛顿，但是这种飞机的首次长途飞行刚刚于5月份结束，在飞行结束后，飞机引擎上发现了一些微小的裂痕。尽管主席团同事、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以及他自己长期的私人飞行员都表示反对，但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乘坐这种新的飞机。他对1956年4月图-104在伦敦上空的胜利出现（尽管只是为他和布尔加宁传递信件）仍然记忆犹新，想象着图-114能在华盛顿引起更大的轰动。赫鲁晓夫强迫不太情愿的库兹洛夫驾驶这种新式飞机于当年初夏飞往华盛顿，天哪，美国人竟然没有那么高的舷梯可供图-114的乘客走下飞机。“看看我们！看看我们取得的成就，”赫鲁晓夫在听到库兹洛夫只好用飞机上的备用软梯时高兴地欢呼说：“让他们看看我们能造出什么来！”其实，他不知道这种飞机之所以离地面这么高是为了防止飞机引擎吸入苏联不清洁的机场跑道上的石子、灰尘或是其他的碎片，因为没有人敢告诉他。他知道的只是图波列夫设计了世界上最高的飞机。
图波列夫本人对飞机的性能作了保证，他甚至让他儿子与赫鲁晓夫同行，以显示其对这种飞机性能的信心。如果哪位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能猜到阿廖沙·图波列夫呆在飞机上的原因，那他应该得到一枚聪明勋章，但赫鲁晓夫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没有宣布图波列夫的儿子与我们在一起，”他后来回忆说：“因为这么做等于是作出了解释，这样也许会损害我们的形象。”
准时抵达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仔细计算过从莫斯科飞抵华盛顿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抵达时会有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我们不能迟到，但我们也不想降落太早。我们可以在华盛顿上空盘旋几圈，以保证不在拟订的时间前抵达，但是如果我们迟到的话，那对我们的声望将是个打击。”
赫鲁晓夫努力控制自己，不致在访问中显得太紧张，或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此次重要的访问前夕，他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个政治家，更有尊严。但是在8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是两次发火了。一名记者引用阿登纳的话说赫鲁晓夫现在将看到美国是如何的强大，他反击说他不会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并称那位西德总理“年老体弱”。当艾森豪威尔总统于次年6月回访时，他是否会被邀请参观苏联的导弹发射基地？赫鲁晓夫认为这就是说，他是否会以苏联的实力吓唬艾克？“你想让我们的会谈蒙上不友好的气氛。”他严厉地回击道。如果他给艾森豪威尔这种礼遇，那艾森豪威尔总统会有充分的理由质问：“你们邀请我来是为了什么？是想羞辱我吗？”
在记者招待会的最后，赫鲁晓夫要求记者们“多包容”，如果他“说错什么话的话”。他本来想说的是“我们是带着开明的思想与真诚的心愿去美国的”，因此，如果“我今天所作的任何声明传达出了不同的思想，那么请要求我加以澄清……因为我不想让那些好事之人利用我在这里所说的事情增加‘冷战’的紧张气氛。”
赫鲁晓夫的紧张情绪在9月15日达到了顶峰。巨大的图-114客机于早上七点从跑道上起飞。12个小时后，艾森豪威尔将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空军基地迎接他。除了赫鲁晓夫和他的代表团成员外，飞机上还有一组喷气式飞机引擎方面的专家，他们坐在主机舱里被特殊隔开的角落里。在一种特殊仪器的帮助下，类似于将听诊器与心脏监控设备连接起来的方法，他们时刻监控着这架飞机引擎的脉搏。红灯闪烁就表示遇到了麻烦，绿灯闪烁就表示一切正常。
下面也是一片紧张气氛。克格勃本来想让苏联的巡洋舰与驱逐舰部署到飞机经过的路线，以防飞机坠落，但是赫鲁晓夫否决了这一方案，认为这过于昂贵，而且不大可能会有什么帮助。苏联安全部门于是派遣客轮、油轮与渔船分散在从冰岛到华盛顿之间飞行路线的沿途。
“当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向西飞去时，我脑子里浮想联翩。”赫鲁晓夫后来说：“当我透过飞机的舷窗望着下边的大海时，各种各样的想法都闪过我的脑海。”自豪是其中的想法之一：“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将一个饱受战争蹂躏、落后、无知的俄国转变成了伟大的国家，我们取得的成就震惊了全世界。”不过“我还得承认自己的担忧。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将要经历一场重要的考验”。这种挑战部分是由于他将与美国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这可是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18]除此之外，就是因为美国人。他“已经通过了在印度、缅甸以及英国的考验。但是这是美国！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文化比英国文化高一个等级，但是美国的力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体面地代表我们的国家，并理解我们伙伴的立场。如果出现分歧，这是无疑的，我们必须表达出我们的观点，但不用提高嗓门……但也不能让自己受到羞辱，或是说出什么在外交谈判中并不适宜的事情”。
让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斯大林在他的一生中总是不停地告诉我们，我们根本经受不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在我们初次与外界打交道时，我们的敌人就会把我们打垮，我们将会由于心慌意乱而不能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将会变成某种‘内奸’”。在飞机向华盛顿飞行的途中，“斯大林的话在我的脑子里回响，但我并没有被它吓倒，相反，这些话帮助我调动起所有的力量，从士气与心理上为此次会谈做好准备。……正当我思考这些问题时，有人来告诉我，我们就要到达美国了。我们的飞机开始在上空盘旋，即将着陆。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面对美国……现在，我将能亲眼看到它，亲手触摸到它。这一切又使我警惕起来，由于激动，我的神经都开始紧张起来。”
华盛顿的天气风和日丽，安德鲁空军基地上空万里无云。美国和苏联两国的旗帜在微风中飘扬，军乐队56管闪闪发亮的乐器在明媚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赫鲁晓夫的飞机还是迟到了一个小时。美国总统，还有国务卿、参联会主席、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以及其他官员，只得在炎热的天气下等待。不管他们是否对最终进入视线的这架庞大的飞机留下深刻的印象，反正阿朱别依和其他赫鲁晓夫的助手以及撰稿人后来在《与美国面对面》一书中描述此次访问时写道：“他乘坐当时独一无二的、马力强劲、带有后掠翼的庞然大物来到了美国”，“使这一庞然大物跨越大洋的不仅是其强大的引擎……而且还有数以百万计苏联劳动人民的热切盼望与辛勤劳动，他们是全世界最具进步力量的群体，他们对于和平有着无法阻挡的热切渴望”。
美国人准备的欢迎仪式让赫鲁晓夫吃了一惊，有大红的地毯、赞美的欢迎辞，还有21响礼炮。赫鲁晓夫“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切都是那么光彩夺目。我们国家的做法不是这样的；我们总是以无产阶级的方式办事，所以我有时会担心这样在安排上会有点粗枝大叶”。同时，他对这样的安排感到：“这是个非常庄严隆重的时刻，使我感觉到了莫大的自豪，甚至让我感觉有点飘飘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以这种方式欢迎我本人，而是因为他们欢迎的是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
赫鲁晓夫身穿深色的衣服，裁剪得十分考究，上面挂满了勋章。他惊讶地发现艾森豪威尔穿着便衣，而不是军装。由于担心美国总统会从一开始就想让他蒙羞，因此赫鲁晓夫为自己准备了一套应对的方案。就在几天前，莫斯科向月球发射了一枚火箭。赫鲁晓夫本来想赠送给艾森豪威尔一件苏联登月火箭的模型，以强调苏联在航天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欢迎仪式的电视摄像机镜头前，他几乎抑制不住想大讲苏联的航天优势。在特罗亚诺夫斯基和其他助手的坚决反对下，他才同意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赠送给艾森豪威尔一个装饰十分精美的木盒。根据美国官方对这一场合的备忘录，“总统饶有兴趣地接受了这个纪念品，并表示欣赏”。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的粗鲁感到很吃惊，只是努力控制住不让自己的愤怒显露出来。“毕竟，”他后来告诉他儿子说：“这个家伙或许会是诚恳的。”
机场的欢迎仪式之后，赫鲁晓夫和他的夫人钻进了总统敞篷汽车的后座，沿着15英里的专用车道向华盛顿驶去。除了一些人微笑着挥舞旗帜外，沿途大多数人的脸色都很严肃，很奇怪的是他们也不发出任何声音。赫鲁晓夫后来宣称，就在他们的车队经过前的不长时间，一辆特别的汽车在他们经过的沿途驶过，车上挂着“不许鼓掌——不许欢迎赫鲁晓夫”的牌子。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安德鲁·古德帕斯特怀疑是俄罗斯人自己安排的那辆汽车，目的是为了让艾森豪威尔难堪。根据《真理报》的报道：“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华盛顿大街就从未出现过如此浩瀚的人海。……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知道并且相信，伟大的苏联国家的领导人是怀着开明的态度与最为崇高的意愿来到这里的。……”
就这样，苏联历史编撰者所谓的“惊动世界的13天”访问开始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访问”。从很多方面来说，赫鲁晓夫的访问都是成功的：他真真切切地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很多普通的美国人以友好的方式接纳了他；在柏林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足以使美国总统接受赫鲁晓夫一直孜孜以求的首脑会晤。不过，苏联人的这种看法多少有着一厢情愿的味道。在柏林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更多的还是一种表象，并非实质性的。赫鲁晓夫个人的弱点削弱了他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功。由于他对自己能否表现得合乎苏联领导人身份不敢确定，因此他总是会轻易地猜测东道主美国人是否会让他难堪，在这种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过程中，像平常一样，他的反应不时会过火一些。
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努力向他“解释美国人多元化的社会特征”，告诉他说：“他碰到的任何敌意表示都是少数人的行为，大多数美国人对他还是持同情态度的。……”但是他们同时也肯定，那些不友好的提问也是故意安排的。“他觉得这不太合适，”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毕竟，他是一国的元首，不管是在他讲话前，还是在讲话后，人们对他提出反驳意见都是不合适的。这种事情真的让他十分气愤。他会感觉到他们侮辱的不仅是他个人，而且还有他所代表的国家，这也许是他自卑情绪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当然，这位苏联领导人也是一位很好的演员。那位被指派陪同他的美国外交人员至少在事后会确信，赫鲁晓夫的情感爆发旨在让艾森豪威尔处于守势。但是赫鲁晓夫的虚荣心也经受了很大的考验。他决心“不被美国人的富庶所迷惑，不要表现出像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似的”。这使得他必须努力克制其天生的好奇心，尽管每天晚上他会要求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例如他的教育部长维亚恰斯拉夫·叶流津（Vyacheslav Yeliutin）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经济委员会主席尼古拉·蒂哈诺夫（Tikhonov），向他汇报他们对白天的见闻所留下的印象。
阿朱别依后来写道，努力控制他的脾气与好奇心，其结果是“赫鲁晓夫总是时刻保持着警惕”，他的助手们则更加“紧张与担心”。每天早上，他们都会仔细翻阅报纸，搜寻那些他们可以向主子汇报的积极报道以及那些他们可以将责任归咎于对方的细枝末节。（赫鲁晓夫家里能读懂英文的人也对美国的报纸很是关注。有一次，赫鲁晓夫夫人把一张照片上的肥胖女人误认为是她自己，并为此大为不悦。“如果早知道会出现这样的照片，”她对简·汤普森抱怨说：“那我就不会来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那种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处置裕如的能力终于显现出来了。”甚至在那些由打着白色领结、身穿燕尾服与晚礼服的社会名流参加的大型正式招待会与晚宴上也是如此，这让他的助手们终于舒了一口气。不过，阿朱别依还是不时偷偷地紧张注视着赫鲁晓夫在宴会上的表现，“担心他不知道如何摆弄那些放在他面前与盘子旁边的勺子、刀叉以及其他器皿”。
刚开始，赫鲁晓夫在控制自己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带着他乘坐一架直升机观看成千上万的“漂亮、舒适的房屋”，让飞行员在上下班交通高峰时刻在热闹的马路上空降低高度时，赫鲁晓夫装出并不惊奇的样子，他也没有显露出对“高速公路上拥挤的汽车”的惊讶。在一次正式的国宴上——美国人在国宴上都穿着正式的礼服，而苏联人则穿着西装，玛米·艾森豪威尔称之为“街头装束”，客人们在弗雷德·韦林与宾夕法尼亚人乐队“彩虹之上”与“共和国战歌”的乐曲声中就着酸果曼沙司吃着美国传统的烤火鸡——赫鲁晓夫的正式答谢词中交织着谦虚（“我不会装出对美国历史有很深的了解”）与他一如既往的自吹自擂（“你们现在比我们更富有，这是事实，但是明天我们会和你们一样富有。后天呢？甚至比你们更加富有！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