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仁秀大姐让田隆光带着我，走进了离禹里乡政府约100米左右的禹王宫。北川建庙纪念大禹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禹里的古禹王庙已在几十年前毁于战火，眼前的禹王宫是改革开放以后群众集资修建的。
从外面看，掩映在苍松翠柏间的禹王宫很有气派，但进入其间，却是残破的景象，墙上是巨大的裂缝，朝东的厢房墙，也开了巨大的豁口，可以钻进动物。大殿里空空如也。田隆光说，剩下的文物，县上博物馆都已经收走了。看来5·12特大地震，几乎摧毁了北川人的这座精神殿堂，让上古的大禹王的灵魂也得不到安生。
出得禹王庙来，田隆光带我走进了禹里乡政府，我见到正在开会的禹里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黄杰。他正在主持召开安全生产会。“5·12周年纪念快到了，安全生产马虎不得。”他说。
43岁的黄杰原是禹里乡党委分管纪检的副书记，2008年6月抗震救灾期间因表现突出，被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这是一个敦敦实实的羌山汉子，个子1。73米，在当地绝对算得上一个身材魁伟的“帅哥”，脸上黑中泛红。这一年都不曾停歇过，地震前体重为170斤，后来在救灾期间一下子瘦了至少20斤。地震中他还失去了14岁的儿子黄怡。
黄杰缓缓说起一年前地震瞬间那一幕幕往事，沉浸在痛苦中——5·12那天上午，我在主持召开乡机关效能建设动员会。会议结束后，带队6人到县城参加北川首届青年创业大会。12点40分到县委礼堂踩台、彩排。下午2点10分左右坐到了会场，正准备开会。这时地震突然发生了，持续了80秒钟……我们是60后，经历过地震，有一定经验。我们马上组织救援，大家转移到北川中学。没有想到，我那在北川中学上初二的儿子黄怡，没有出来。我问了他的老师同学，都说没跑出来……这时县委县政府抗震救灾临时指挥部成立，组成了5个组，我被分在物资保障组，有一二十人，有武警，有学生，由县总工会张映芳主席任组长。我们负责分发矿泉水和方便面，一直坚持到深夜12点。
大家休息时，我急忙去找黄怡。儿子的教室在一楼，当时废墟下面还有20多名学生存活。我们和家长们就用锤子钢钎在废墟上打洞，救了6个女生出来。但余震不断，废墟又垮塌了……没有办法，儿子和其他同学都没能出来。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的遗体在哪里。
当晚在北川中学，我把在曲山办事、开会、赶场的禹里乡幸存人员组织到一起，共有110－120人。
13日中午，指挥部要求大家马上向绵阳转移。我带着禹里乡的灾民们向70多里外的绵阳转移，徒步经过擂鼓到了安昌，才挡了几辆大货车把灾民转往九洲体育馆。
这时九洲体育馆已经有几万灾民，我们还有几十个人已无法安置。14日，我考虑到这么多人住在别人家毕竟不方便，不现实，只好又带这些人重新回到九洲体育馆安置。
把这些人安排妥当后，我坐车返回了安县（安昌），然后走路回到任家坪。我又投入指挥工作和抢救中。
这时我对禹里的情况不清楚，心里很着急。当时有很多说法，有人说禹里中小学人员死亡相当多，街上到处是遗体；还有的说禹里大桥都垮了，禹里比曲山还严重。我听到这些传言心急如焚。当时在禹里的妻子魏红生死不知，在开坪乡村里的父母也没有消息。
因为禹里路已断，不知百姓是什么状况，我连忙赶到指挥部，向县委宋明书记请示，要求派出部队救援。
当时我儿子所在的教学楼正在开挖救援，我考虑到禹里乡镇的情况紧急，顾不上等到挖出被掩埋的孩子，15日一早我就往禹里赶。
15日早上6点，我带着幸存的干部和未受伤的群众翻山返回禹里。我们从擂鼓的盖头山上山，在途中碰到了妻子魏红和很多人从禹里翻山出来，她提着儿子的鞋子衣服和我的衣服，在找我和儿子。
在碰见我以前，有人告诉她，我还在，但儿子不在了。她见了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抱头大哭。路很窄，我把她扶起来，她坚持说还要到曲山找儿子。我不让，就让她跟我回禹里。
我们走了12个小时，到下午6点，终于回到了禹里。我一看，心凉了：眼前整个街道一片废墟，受伤人员遍地都是。14日，陈国兴书记已经组织乡干部们处理了遇难人员的遗体。
看到惨烈场面我已经止不住眼泪，我马上向陈书记报到。46岁的陈书记拄着一根拐杖，他的右腿被倒下的墙砸伤。
在返回的山路上走了10多个小时，我已经疲惫不堪，手脚酸软，一屁股坐下来。当晚和妻子就在乡政府草坪露天呆了一晚，在这里避难的人有四五百人，当晚很冷，还下着小雨。
由于道路阻断，禹里百姓生存状态很糟糕。16日上午，救援部队的直升机飞来了禹里上空，空投物资到禹里。在陈国兴书记和李加富乡长指挥下，我组织100多名民兵预备役战士和群众搜集降落伞、物资和药品。
救援物资到了，老百姓很快镇定下来，觉得有救了。我们回收后，由乡政府清点、造册，统一发放。16日到18日，我都在组织搜集空投物资。
16日这天上午，武警部队四川省总队的300多名官兵也赶到了。这300名官兵分别来自8个支队。他们徒步从擂鼓翻山过来，并在山顶露宿了一夜，带队的是武警总队参谋长兼副中队长邓厚明大校。我曾当过3年兵，看到部队到来了，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
部队来了后，按照陈书记的分配，我就一直配合部队组织协调救援抢险工作，包括兵力的分配，以及寻找机降点和空投点。在湔江村魁星山顶的一个大坪上，终于找到一个适合空投的位置，我们用石灰写成巨大的SOS字样，并插上彩旗，然后又在北面的县农场寻找到一个机降点。
18日上午，第一批直升机飞临县农场机降点。我们就立即转移重伤员126人。飞抵禹里的直升机有100－200架次，有的从绵阳，有的从成都飞过来。我们未受伤的干部，由乡医院医生带队，负责灾民转移。
5月20日，堰塞湖的水位已经上升到禹里场镇海拔730米处（乡政府位置）。水涨一点，我们就往山上挪。我们将淹没区所有灾民转移到石纽山上，21日全部转移完毕。我最后一个撤走，没有丢下一个人，也没让一个人地震之后再遭受水的伤害。
6月5日，******总理乘直升机来了，在石纽山上，握着我们的手，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场面相当感人。我还拍到了当时总理鼓励安慰大家的珍贵照片……一直到唐家山堰塞湖水退去，我们一直坚持在山上指挥。灾后重建，我们禹里乡所有的灾民全部返回，没有一人在板房区生活。
黄杰说，由于空投的物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5月30日，沿河村支部书记王军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带领村民徒步翻山越岭，到擂鼓镇背粮。村民们积极响应，踊跃参加。这样，一支由130名村民组成的运粮队，走进了巍巍群山。崎岖陡峭的山路，挡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仿佛当年为红军支前的运粮队又回来了。在这支队伍之中，有青壮男子，也有中年妇女，有白发老人，也有懵懂少年。装载完相关救灾物资后，6月1日，他们又踏上返程的道路。经过3天时间的徒步行进，他们用最原始的运输方式，最终人工运回7000斤大米、110件方便面、20件火腿肠等生活必需品。他们安全返回沿河村时，村民们犹如久旱逢甘露，欢声雷动。
禹里场镇的湔江村在地震中有24名村民罹难，7人重伤，700多间民房倒塌。村支书罗成英与村干部们一起，组织群众转移，主动与村民协商，征用、征收土地，帮助医护人员搭建临时医院。对那些极重伤员，只好转移到外地进行抢救医治。她积极与外界联系协调，争取更多的援助。武警部队利用军用直升机，先后转移100余名轻重伤员到外地进行抢救医治。
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唐家山堰塞湖水位上涨又带来新的灾难，人们情绪起伏较大。为使湔江村救灾抢险工作有序进行，罗成英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宁愿自己多分担点事情，也不让灾民的身心再次受到伤害。为化解积怨，弥合内心创伤，罗成英多次走访村民，讲解党和国家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政策，引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尽早走出地震阴影。
危难之中见真情。禹里百姓也感恩部队官兵及时伸出援助之手。2008年7月20日，禹里军属邓兴章、刘家碧在致中国人民解放军66173部队全体官兵的感谢信中说——尊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6173部队全体官兵：
你们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家乡所有的军属向你们深情地道一声：你们辛苦了！连月来，你们和其他部队官兵一样，听从党中央的指令，不辞艰辛，不怕流血牺牲，坚守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为此，我代表所有灾区百姓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5·12特大地震，让我们数万同胞鲜活的生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让我们数十万人无家可归。我们的家乡北川县禹里乡望江村距北川县城仅21公里，房屋全被毁，交通、通讯、电力全部中断，乡亲们的生命财产本已在地震中遭受重创，而唐家山堰塞湖的洪水更让我们雪上加霜，许多家庭的家产在水淹前还遭到当地素质极低的“灾民”的多次轮番抢劫。三重灾难让我们重建家园举步维艰，灭顶之灾让我们所有幸存者难以抚平心灵的创伤。幸有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警部队官兵，有来自各地的志愿者向我们伸出热情援助之手，3个月以来，让我们每户灾民都有帐篷住，有粮吃，能够走上重建家园的复兴之路。
7月中旬，我们又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66173部队政治部寄来的慰问信和4200元钱。读着人民子弟兵对灾区人民充满深情的慰问信，拿着这4000多元人民币，我们——作为普通的军属，真是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天灾无情，人间有爱。你们身在部队，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还心系灾区人民的生活、生产及恢复重建，你们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哪！在此，我谨代表所有生活在灾区的军属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们一要教育我们的儿子在部队努力学习，掌握过硬的国防本领，为保家卫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一定满怀信心，战胜灾难，努力生产自救，争取早日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祝全体官兵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幸福！
6月15日，我独自一人翻山越岭，走了10多个小时，从原路走回了禹里。那时收了客户的钱，必须送回公司。有一次，我背了资料和一万多现金回公司。有个山里居住的老大爷在扛树枝，看见我一个人在路上走，很惊讶说，你一个女人家，敢一个人在这里走？他问，你包里背的啥子？我说，背的资料。他说，你莫把钱背在身上，小心哟，小心命都没了。我说，放心，如果有人抢，我就把资料给他。
这老大爷心肠很好，过苏宝沟时，我走得很慢，他递给我一个棒子拉着，还把我拉过河。
从5月12日到6月11日，禹里在水里泡了29天。6月15日湖水退去时，我回到了禹里。这时街上空无一人，全是腥臭的稀泥，所有人都戴口罩，随后防疫人员进入消毒，有成都的、有山东的，还有大量涌来的志愿者。
由于全是稀泥，我没有办法进自己的房子去，只好到半山腰上的石纽学校，和乡政府工作人员挤在一起，吃伙食也打游击。因为我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就这样混了两个多月。
8月28日起，我又回到街上。这时街上已经被清理干净了。我给了1150元工钱，找人把家里的东西清理出来，搬到乡下打鹿庄，寄存在农户家，给了每年200元的寄存费。
我就继续开饭馆做生意，把王姐请来帮忙，月工资600元。这时老公也回来了，帮着打理生意。一直到现在，生活终于有了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