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星期五，劳动节。上午我从安昌商务宾馆退房后，准备去绵阳。出发前，我来到北川县人大，碰上了人大办公室主任王勇和他的女儿王禹丹，正在办公室处理事情。
12岁的王禹丹是现总装备部绵阳八一帐篷学校6年级学生，是个漂亮、聪颖的小姑娘，表达时思路非常清晰。她说——曲山小学分东西校区，一共有1200多师生。我们在新城区，属东校区，五年级在二楼，我们的教室在左边，我班44名同学全部幸免于难。后面山上（景家山）垮下的大石头，从三楼的六？一班向二楼的五？一班、一楼的四？一班砸下去，六？一班死20多人，五？一班死20多人，四？一班不知死多少人。地震发生的时候正上第一节课，同学们正在看红领巾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我和同学王国栋正整理图书。他说，地震了，我们就跑，刚跨步，地浪就把我们抛起来摔到走廊上。这时楼梯已不能走了，校长发现二楼一堵墙有缝隙，我们100多名师生就从这墙形成的斜坡面里滑出来。学校旁边就是公安局，公安局里的两三个警察叔叔就来维护秩序。我心里直担心爸爸妈妈。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都被转移到县政府。警察叔叔组织我们列队向城外走，走了约300－500米的样子，到菜市场门口就发现山上石头乱飞，废墟堵住前面了，我们只好又折回县政府大院。警察叔叔、年轻老师就组织没受伤的和年轻力壮的去救人。到处都是喊救命的声音，只要喊救命就去救。他们还组织几个人到旁边没倒的顶呱呱超市拿吃的喝的，发给学生和受伤的人，包括小孩、婴幼儿。每个班发了七八袋零食和一瓶水，发到班主任手里。那瓶水每个同学都轮流喝一口，我舔了一小口，每个同学都这样，非常节省。小孩子都不哭出声，也许都吓坏了。
5点多的时候，他们已经救了很多人出来，断胳膊、断腿的，用旁边屋子里找出的门板、木板、棉被做了一张张担架，让他们躺在上面。县政府旁中医院逃出来的10多个医生护士，用他们抢救出来的几瓶葡萄糖、一点消毒水给伤员处理，但没多大的用处。
这时天黑了，救出来的一些人坚持不住了，流血过多，死了。警察叔叔为稳定我们的情绪，从顶呱呱超市拿出扩音机和手电筒，告诉我们这里是安全的，大家要安心，等待救援。几个警察叔叔在周围巡逻，我们坐在草坪上，没人睡觉。半夜下雨了，很小，很冷，我们就这样一直捱到天亮。
天亮时，救援部队到了。解放军叔叔让我们排列起来一队一队走，从新城区走到任家坪加油站。路上都是大石头，还有很多死尸，很恐怖。一路小心翼翼，但没有人哭，老师说，不要哭，哭就没力气走出去。路太难走了，两公里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很多女老师被人搀扶着，大人们走后面，学生走前面。有的光着脚没穿鞋子，有的是一双拖鞋，是从超市拿来发的。很多人衣服都挂烂了，脸上是花的，大家都在互相帮助……“我们是第二批到达九洲体育馆的曲山小学学生。”王禹丹说，“我们被安置在九洲体育馆最里面，发了床棉被，地上铺了地毯。同学们都席地而坐，席地而卧。这是比赛场地，实木地板，有一种家的感觉。后来我爸爸找来了。”
5月14日，王禹丹的爸爸、时任北川县委办公室督查室副主任的王勇找来了。“我们住在九洲体育馆的最里面，灯是打开的，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爸爸找来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那时我看到爸爸瘦得不行，脸黄黄的，比地震前瘦很多，而且走路一瘸一拐的。我喊了声：‘爸爸！’就抱住大哭。爸爸询问我受伤没有，我说没有。我问妈妈呢？爸爸说，不知道，他眼里有泪花闪烁。我们就聊了两句，爸爸又去工作了。看着爸爸远去的身影，心想，爸爸看到我就放心了。”王禹丹说。
在九洲体育馆，和老师同学们呆在一起的王禹丹，几天后被伯母孙芙蓉用朋友的车接到了盐亭读书。“我在盐亭的一个乡小学五年级接着上学。这里老师同学们都欢迎我，我是班里唯一一个从北川去的孩子。学校给我买了书包，大家赠送我学习用品。我就在那里上学一直到学期结束，期末考试成绩很好，排名第一。”
考试后第二天，王禹丹住在片口乡的爷爷杨兴胜接她来了。“家里的房子裂口，奶奶身体不好，没办法下来。爷爷是走路翻几座山到外面，再坐车到绵阳的。我看到爷爷很累，皱纹更多了。他来盐亭呆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接我走了。”
王禹丹很想妈妈，但妈妈没了。“每次打电话给爸爸，问，妈妈呢？他都说，不知道。我就知道，妈妈可能不在了。妈妈叫杨志蓉，是信用社会计，在我眼里她不算漂亮，但很亲切。”
王禹丹永远记得跟妈妈见的最后一面。“5·12那天中午，是妈妈做的午饭。上午放学后回到家，妈妈早已做好饭，是豌豆炒腊肉和米饭，很好吃。中午跟平常一样，和爸爸妈妈一块吃饭。吃完饭，我要上学，跟妈妈说了声再见就走了。我是1点多钟最早到学校里的，平时妈妈很敬业，地震时她也已经去上班了。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