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重要的见面，从此之后，巴金的生活里多了一个身影。1940年，巴金和三哥住在上海，进行《秋》的创作。在此期间，萧珊频繁的来信，使巴金感到体贴与温馨。他在《秋》的序言中写道：“在我的郁闷和痛苦中，正是友情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郁的颜色。”他特别提出要感谢的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在昆明的L.P”，“L.P”，正是萧珊小名“长春”的世界语缩写。
相识相爱历时八年，巴金与萧珊终于在1944年5月8日结婚。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黯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怀念萧珊》）当年，满怀激情和热望，年轻的巴金走出了大家庭。
如今，在滚爬摔打将近二十年后，他才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温馨的家，伴随他走向未来。
情书与家书
巴金的情书和家书远不像沈从文那样写得文采飞扬，更不像徐志摩的情书那样浪漫、夸张。他写得很朴实，大多篇幅是在叙述见闻或交代事情。
1952年，巴金被安排前去朝鲜战场深入生活，行前在北京等待出发。这段时间，巴金写给萧珊的信，有了更多的倾诉。谨摘录如下：
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每次分别心里总充满着怀念。无论到什么地方，我总会记着你。（1952年2月12日）在这方面我的确有点毛病，看见玩具，又想到孩子，没法跟他们见面，买了玩具就仿佛见到他们的笑容似的，这种父亲的心的确可笑，以后当改掉。（1952年2月14日）珍，的确，我多么想见你，想跟你单独在一起谈四五个钟头。我知道没有人像你那样地关心我，也没有人像我这样地关心你。我的确想家，我真不愿意离开“家”，离开你们。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战斗。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我对什么地方都留恋。（1952年2月18日）1955年巴金从汉口乘火车前往广州，火车在3月28日早上路过坪石。1938年他和萧珊一起从广州到柳州、桂林流亡时，曾路过这里。旧地匆匆掠过，巴金却难忘当年与萧珊在一起的情景，当即在列车上给萧珊写信：
今晨过坪石，重经十七年的旧路，风景如昨，我的心情也未改变。十七年前的旅行犹在眼前。“银盏坳……”你还记得吗？炸弹坑早已填满，现在是一片和平建设的景象了。据说我们在广州住爱群，又是那个老地方。这一路上都有你，也有你的脚迹。昨晚在车上我又梦见你了，朋友，那是十几年前的你啊！在梦中我几乎失掉了你，醒来心跳得厉害，但是听见同伴的鼾声，想到你早已属我，我又安心地睡去了。愿你不要做噩梦。
比较而言，萧珊写给巴金的信则要更加热烈、浪漫。这里也摘引几段如下：
好久你可以回家？多么想听听你的声音，像往日一样，在你声音中睡着。太远了，我无法想像你的生活。
（1950年11月27日晚）昨天我在家里等了一天，汝龙没有来平明。一天我若有所失。今天早晨汝龙来电话，说昨天因为车上没有睡好，在家里睡了一天。我没有等他来我这里，我去了平明，我急得很，我赶着去看他，因为他来自你的地方，看见他我似乎看见你的影子。我听见他说了你曾经自语：
“所以我迟结婚，一有了家，人就有所牵挂。”你不知道我多么感动，如果不是因为人多，也许我就会哭出来。
（1952年2月23日）你能留北京至月底，很好，至少我们离得近一点，离开北京后，你会不会没有时间给我写信呢，我真怕没有你的信的日子。没有你的信，我怎能想像你的生活？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么的需要你，我多渴望你能更爱我一点，我好像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子。（1952年2月15日）1953年，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这一次是他自己主动要求前往的。7月29日萧珊在信中特意附上一笔：“八月一日开始我译《初恋》了。”8月20日晚，在另一封信中，萧珊说：“我现在开始译《初恋》，我觉得我好像只为你一个人在搞这工作。偶尔我想到一两得意之句，我就默默地望着你，希望得到你的嘉许，如去年冬天一块儿工作时一样。”可以理解，萧珊是在以当年初识巴金时的表达爱情的方式，来安慰远在炮火中的爱人，给他以温暖，以信心。
心中的痛梦里的爱
上海是巴金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上海的家在武康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去世，他一直在这里居住。
“文革”中，萧珊被罚扫街。巴金写道：“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惊恐、忧虑、劳累，损坏了萧珊的健康。她患了肠癌没能得到及时检查、治疗，身体一天天消瘦，为了不让巴金担心，从不哼一声，也不诉说疾病的痛苦。
当萧珊患病时，巴金正在位于上海奉贤县的文艺界“五七干校”里劳动。直到1972年7月底，萧珊才好不容易住进中山医院病房，癌细胞已经扩散，在不得不立即开刀进手术室以前，她生平第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萧珊开刀后仅仅活了五天。
1972年8月13日，萧珊走了。巴金的爱情走了。巴金在“文革”期间的照片很少，但留下了一张对他个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纪念意义的照片。这是他在为萧珊送别之时拍摄的。他臂戴着黑纱，双手叉腰，低着头，脸上悲痛欲绝。他在为自己失去了感情中最美丽、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而哭泣。
萧珊走了。回到家里的巴金，从此，只有怀着对妻子的思念，从武康路那个大门孤独地走出走进。在他的卧室里，萧珊的骨灰盒一直陪伴着他。晚年巴金，梦中不断见到萧珊，成为感情交流和思念的场景。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一直伴随着病中的巴金。“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病床上的巴金，继续做着他的梦。也许清醒，也许懵懂。生者与死者在这样的虚与实的场景中对话。
梦中，巴金又回到了他在武康路的家：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
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点伤感，又似乎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不，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为什么偏偏她的身影不能在这里再现？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
写下这个梦是在1984年。自那之后，又过去了几十年，巴金又做过多少梦，只有他知道。恐惧也好，忧虑也好，怀念也好，沉思也好，都装在心里，然后，走进梦中。
巴金的《怀念萧珊》的第四部分最末段之前，在修改时删去了这样一段：“人死犹如灯灭。我不相信有鬼。但是，我又多么希望有一个鬼的世界，倘使真有鬼的世界，那么我同萧珊见面的日子就不太远了。”文字虽然删去，但这却是巴金内心最真切的情感，是不可多见的一种表述。萧珊永远没有离开巴金。至少，在梦中，他们仍在一起。
现在，巴金走向了她。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重逢。
世上没有不受伤的船
重获自由才知道天有多蓝
2003年8月16日，因为税务问题，我被拘留422天后，取保候审。获得自由后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像架机器似的拼命拍片，想尽快补齐那1000多万元税款和罚款。
回想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我拍了《小花》等几部电影获奖后，就开始“走穴”。由于童年时过苦日子的记忆根深蒂固，所以我觉得“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挣利”。我至今保持着无人可及的记录：一个月演出150多场，最高一天演过8场。后来，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潮流。10年中，我先后成立了几十家公司，涉及房地产、影视、美容等行业。但因为搞艺术的人单纯而又感性，缺乏经商经验，这些公司后来大都销声匿迹了。不过由“演员刘晓庆”延伸为“商人刘晓庆”的名气，还是广为人知的。
我经商后最大的失误，就是写了《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这本书，它让我成了众矢之的。后来，我开始投拍电影。想把中国的好电影介绍到海外去，便完全沉浸在艺术创作中，忽略了对法制信息的吸纳，还按过去的老套路运作电影，结果被查出税务问题。但在秦城监狱经历了400多天“几个人住一个房间，天天吃青菜，冬天才能用上1元1包的润肤霜”这样清苦的生活后，我终于知道了自由的可贵。这次经历也让我意识到了一个名人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它让我激亢的奋斗之心平静了下来，一切从头做起。
没有一条不受伤的船
从拘留所出来后，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曾问我：“你一直给人以女强人的感觉，这次事件中，你有没有沮丧过，哭过呢？”我毫不掩饰地说：“我在看守所里经常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啊！出来后接着哭，看到亲友们，没说几个字就开始热泪盈眶。”其实，世上没有真正坚强的人。好在我一向个性乐观，天大的事也不会往坏处想，所以还算平静地度过了那个特殊时期。
郑明明到北京看我时，我带她去吃饭。我最喜欢吃烧鹅和鸭掌，那天也点了这两样，可我吃得很少。因为一年多的拘留生活，我没沾过油腻食品，胃缩小了，一时适应不了。郑明明跟我开玩笑说：“好多演员为了减肥，拼命折磨自己，你现在喜欢清淡食品，既省了减肥之苦，也有益于健康。”我们都笑了。其实，这就是辨证的看待事物，把坏事当成好事看。所以，通常是心态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快乐。
记得出狱后不久，我和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商议拍电视剧的事宜。和他们见了两面，我竟然穿了同一件衣服。有个朋友问我：“是忽略了这个细节吗？”我告诉她，我已经没衣服可换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有记者问我，出来后最想做什么？我说现在是百废待兴，我要拼命挣钱，赶紧还债。所以这一年多来，我一天都没闲着，先是处理了拘留前拍的电视剧《洛神》，然后接拍各种影视剧。记得刚签完第一部片约，知道要拿到一笔片酬时，我特别兴奋，马上想先还谁的债啊，很快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后再去拍戏挣钱。现在，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回想起这两年的跌宕起伏，还是感慨不已。
想当年拍电影《小花》时，那组爬山梯跪送伤员的镜头，曾让我的膝盖血肉模糊；拍电影《南海长城》时，为证明我的勇敢和泼辣，我在寒冷冬天不顾一切地跳进海水里……可以说过去我的性格是真诚、勇敢的，而现在面临困境，我仍然要保持演员的职业操守，不会为了还债而只拿片酬不好好演戏。现在在剧组，我不会以我曾是制片人、老板、昔日影后自居，也从没迟到过，无论重拍多少遍，脸上总带着“听从发落”般的笑容。
2005年元旦前后，我在上海演出谢晋导演的歌舞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台上又唱又跳。有人说演歌舞剧太累，钱又挣得少，对你还债不利。可我不这么想。虽然钱是我目前的急需，但当我站在舞台上与观众面对面交流时，我发现我浑身充满了活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演戏而活。这时，奉献于艺术比挣钱重要多了。
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
1976年拍完电影《小花》后，我一直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尤其演多了帝王将相，性格中多少带了点霸气，这让我忽略了亲情和友情。但经历了“税务风波”后，我才明白人这一生中，只有三件事最重要：亲情、知识和健康。
我在拘留所那400多天里，阿峰、姜文等一大班亲友，每分每秒都在帮我，给我请律师，不停地鼓励我。刚出来时，我曾问阿峰，如果我在狱里待了很久，比如十几年，你会怎么做？他说：“我会一直等你，直到为你付出生命！”他这话让我感动不已。
还有姜文，出来后见他的第一面，我曾向他和另外几个朋友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姜文抱着我小声说：“晓庆，我们大家都那么爱你，你不出来，谁都睡不踏实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年姜文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时，由于香港的投资人突然离去，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也无济于事，当时是我四处为他筹钱，使停拍的剧组重又启动起来。这部片子取得了当年国产影片的最好票房纪录。而这次，姜文又反过来帮我了。他是要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拉我一把。这种深厚的情谊就像小溪般流淌在我的心间，让我体验着温暖和真情。
另外，拥有健康也太重要了。刚出来时，我和朋友去打羽毛球，过去最长可以打5个小时，而那次因为体力欠佳，只打了10分钟，就大口地喘气，感觉很辛苦。所以现在不管拍戏多忙，我都坚持天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