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1582），字淑大，号太岳，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授编修，嘉靖时以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隆庆元年（1567）入阁。穆宗死后，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前后当国十年，雷厉风行推行改革，如执行考成法，提高行政效率；清丈土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裁汰冗员，减少支出；用名将戚继光等练兵，加强防御鞑靼贵族的攻掠，赢得北方边境长达几十年的相对和平；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成效显著；劝农恤商，四民乐业。总之，张居正要做的事，在他生前都基本上做到了。这是连他的反对者也无法否定的。万历十年（1582）病死，死后被弹劾，遭削籍抄没。
少年成才
《明史·张居正列传》：“张居正，字淑大，江陵人。少聪颖绝伦，十五岁为诸生。巡抚顾磷奇其文，曰：‘国器’也。”张居正小时候就聪颖过人，一天，巡抚顾磷看到他的文章，大为惊奇，十分赏识，预测他将来会成为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材。嘉靖十九年，居正十六岁，参加乡试，欣然中举，成为年轻的举人。恰巧这时顾磷在安陆督工，居正到安陆进见，顾磷很高兴，他把自己腰间的犀带解下来赠给他，说：“古人云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才讨一个说法罢了。三年前没有让你中举，耽误你三年的功名，你不会怪罪我吧！”原来，张居正在十三岁的时候参加乡试，才力本可中举，但是顾磷认为让十三岁的他成为举人，那么也许只能在湖广之地平添一个唐寅那样的风流才子，而一生功绩，很可能会在诗酒风流中消逝，所以，没有录取他。“不，不”，张居正谦恭地一揖至地，“学生永远感激大人的指点之恩！”顾磷见张居正很是理解自己的用心，不由地又说道：“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颜渊那样的人物，万万不可只作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儒生！”
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张居正参加会试，这次成功了，选庶吉士（庶吉士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继续学习，可能有机会平步青云）。与张居正同科的有王世贞、汪道昆、宋仪望、陆光祖、杨继盛等人，这些人有第一流的宰相、第一流的文人，有立功边疆的大帅，也有弹劾权臣的忠臣。被选为庶吉士，意味着张居正从此走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明代的政治枢纽是内阁，这和现代政治的内阁相似，然而却有完全不同的组织。但是明代的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阁员人数多则八人少则一人，来源出于皇帝的直接任命，不属于任何党派，所以阁中意见分歧激烈。在几个人同任的时候渐渐演变成一种领袖制度，就是所谓的首辅，即现代意义上的办公室秘书主任。皇帝所有的诏谕，都由首辅拟稿，称为票拟，别人基本上只有袖手旁观的份。
内阁里面的斗争不是明枪明刀的常常是暗斗，钩心斗角。
在这些斗争中，充满了污蔑、诋毁、落井下石甚至杀机四伏。张居正刚刚踏上政治道路时，内阁大学士只有严嵩、夏言两人。在二人几起几伏的明争暗斗中，夏言终于失败了，败在他性格的高亢上，败在内阁之外的与太监的关系处理上，而严嵩一味地媚从性格要强而又几乎偏执地崇信道教、从事斋蘸的世宗皇帝。
张居正现在所在的翰林院，在明朝来说，是与实际的政治无关的，大部分的像张居正这样的新科进士在这里谈论国故，研讨怎样做文章和诗歌，但是张居正的注意力却渐渐地集中到实用上面，远远地忧虑明朝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在严嵩和夏言的斗争中，一个像张居正这样的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的，等到他对于当时时局有些许认识的时候，夏言已经失败了。后来的张居正正在慢慢地学习政治斗争的经验，逐渐地体会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如何才能够生存，怎样保护自己，在这个政治的漩涡中，怎样忽左忽右出击、收缩，或者结交一些政治上的友朋。此后的几年里，他例赐编修，也仍然没有实际的政务，仍然像以前那样学习，如蜗牛一般，时不时地伸出触角，如果感觉到外面环境的不利，就慢慢地缩回去了。嘉靖二十八年年轻气盛的张居正也曾上疏，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指陈时弊，但是没有得罪皇帝，也没有引起严嵩的更多注意，或许严嵩把他当作一个读书人所发的议论吧。早期的张居正对严嵩可能还有一些好感，但是随着时局的推进，张居正对严嵩就再无好感了。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进大同，到八月间，北京城已经在边防线上了。直到嘉靖三十年，俺答终于满意地退出长城。经过这次大变动，张居正认清了明朝当时兵备是如何地废弛，边备是如何地重要，严嵩是怎样地置明朝的利益于不顾，怎样地卖友求荣。
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一个人，可以作为自己的友人。这个人就是他在翰林院的时候的名义上的老师，当时的礼部尚书徐阶。二人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友谊，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
韬光养晦
嘉靖三十二年，张居正二十九岁了，他希望自己满腔的抱负尽早能够实现，曾写过一首诗《拟西北有织妇》
“西北有织妇，荣华艳朝光。朝织锦绣缎，暮成龙凤章。投杼忽长叹，怒（伤痛）焉中自伤。……安得随长风，翩翩来君旁。”以女子的艳丽与才气比拟自己满腹经纶，志在报国，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透露出张居正希望成为宰相、首辅一类的人。然而时局似乎仍然在考验他，他必须耐心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此时的明朝帝国，边防看起来比较安静，已开设马市，表面上是与俺答通商，实际上，明朝所得到的只是一批批没有作战能力的马，而对方所得到的是生活的必需品，如粮食、币帛之类。毕竟这件事情对个性要强的世宗皇帝来说是一个刺激，他召集大臣会议，但是合约既然已经签订如此，虽然杨继盛等人极力反对，终于没有反悔，后杨继盛被贬。而徐阶和严嵩在这一轮的较量中似乎前者占了上风，这二人同时与张居正都保持一种表面上平和的关系，但在严嵩的眼里，居正还是那个给皇帝做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冬至表的人，一直作着不痛不痒的文章的人，但是居正正在和徐阶联手，做着推翻严嵩的计划。后杨继盛又弹劾严嵩十大罪状，被廷杖一百，过了几年被牵扯在一桩与他毫无关系的案子中弃市。但是，自从杨继盛被诬蔑下狱之后，张居正从杨继盛老师、礼部尚书徐阶的无奈和隐忍中，从严嵩把持朝政的横行中，嗅到了时局的严酷，感到了处处潜在的危机，本来就很深沉的张居正，越发感到不能过早暴露，虽然愤懑填膺，却偏偏不能流露。他的伟大的抱负，对于时局的见解，只有一放再放。
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张居正请假回家，一方面韬光养晦，一方面了解民情，当然，他的这次请告，完全是对政局的不满，或许还有一些畏惧灾祸的心理，但是，他从骨子到皮相就是一个政治家。朝廷大政没有清明，那么他现在的所居住的京城之外的地方也同样没有一片净土，地方风貌是中央行政的反映。在休假期间，他已经了解到，要解除民众的苦痛，就要减轻他们的负担，就要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那么，民众最大的负担是什么呢？国防的经费、皇室的用度，庞大的官员机构的俸禄，都是压得百姓们直不起腰来的原因。“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啊，“鞭挞其夫家，聚敛为城阙”！
生活在底层的“寒女”和她们的丈夫的血汗收入支撑明帝国的缓缓运转。
张居正人虽然在野，心中却想着天下生民、明朝帝国的政治。在游山玩水期间，张居正的心绪可以说仍旧在矛盾中思索，功名意识仍旧没有淡泊至无，他的心仍旧是热的，永远向着北方。可以说，加上这一段时间的蓄势和思虑，对国防、对皇室、对行政机构的布置和改革，在他的脑海里的轮廓已经渐渐清晰了，他也在慢慢地等待机会。
看厌了周围的山山水水之后，张居正终于决定北上，重返朝政。因为在他的心里，真正怀恋的是北京的城阙，危险固然有危险，此时的张居正已经顾不上那么许多了。
最能体现出张居正恋城阙、报君恩的是他的一首诗《割股行》：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
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
吁嗟残行，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他决心以割股事父之心来报国，为了他热恋的政权，为了明朝帝国的维持，舍弃这眼下在野的安宁，从此以后他十九年不见父亲一面，不顾一切的唾骂和非议，或许有人说他过于热衷了，但他已经顾不得许多了。政权是他的唯一的恋人，是他报国的机会，于是，再次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在严嵩父子与首辅徐阶的血腥斗争中，徐阶的计划成功了，严嵩终于垮台了，张居正再次向徐阶学到了许多经验，徐阶也认识到了张居正是一个栋梁之材，在此一轮的斗争中，徐阶把所有的政治秘密都让张居正有耳闻目睹冰山一角的机会，却没有让年轻的张居正成为第二个直谏犯颜的海瑞。
初试锋芒
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朝廷正职了，正三品，这对于居正来说，只是一个阶梯。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这年，居正43岁。
热恋政权的他终于开始亲自接触到了政权。隆庆元年人阁之后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16年间，每天，居正都在积极地策划，巩固他的地位，为了政权，他殚精竭虑，他要让手中的政权发挥它的作用，他要有一番作为，要实施他四十多年来早已渐渐成熟的治国方案。
隆庆元年四月，居正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此时内阁中掌握实权的有徐阶、高拱、张居正。徐、高二人的对立在逐渐地尖锐，而张居正与二人都有不错的密切关系。
隆庆二年正月，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后徐阶被黜，临行之前，他把所有大事小事一概交付与张居正。
八月，居正上疏，陈述他的大政方针，以一个现实的政治家的角度和胸怀，针对当时明帝国的实际弊端和需要提出6条，这封奏疏是张居正入阁之后胸怀鸿鹄之志的体现，是向皇上发出的来自心底的强烈的呼声和肺腑之言，也是他前半生的心血结晶。
省议论。明朝当时，皇帝没有铁硬的手段，而决策政权之人往往指责混乱，“清流”颇多，实干之人见少，事情往往议而不决，或者拖沓缺乏正确的处理。他说“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甲可乙否，或一人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朝廷内部不仅办事效率低下，而且人为的因素造成了政事的黑白、是非混淆，乱了纲纪。他呼吁皇上“扫无用之闲词，求躬行之实效。”少一些闲谈，多一些实干。事情不要在议论中或左或右或是或非，而应该以实际情况为唯一准绳。
核明实。这一条主要是针对当时明帝国官员考核、选拔的标准而言的。张居正厌恶那些自己不做事，又喊“世上无人才”的人。因为文武群臣“惟明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所以才造成了是非不分、赏罚不明的状况。张居正诚恳地要求皇上对任何官员都要以“功实为准”，在使用官员上不能“眩与声明，拘于资格，摇之以毁誉，杂之以爱憎”，更不能“以一事概其平生，以一错掩其大节……”提出了任用官员要以政绩为主，不要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固邦本。张居正对于嘉靖以来，民穷财尽的国情甚为担忧，他从国家经费的角度立论，一方面向皇上提出要以民为本，体恤民情，减少朝廷内部无用的一些工程，一方面要求控制地方豪强兼并土地、严肃官府财政开支的出入情况。
其他还有如“振纲纪”“重诏令”“饬武备”，这六点总的来说就是两个方面，首先，张居正希望穆宗对国事要有一个决断。朝内野外取缔一般的无用的言论，要令行禁止，落实下达的诏令，明帝国的政策要切实实行，帝国内部机构要明确职责，要有一个集中的甚至是独裁的政权。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解决明帝国的眼前之急，就是明朝经济的丰厚、国防的强化。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张居正对于当时朝廷的内政外交是十分地忧虑，自嘉靖、隆庆以来纲纪废弛、法度松弛，又有外族的虎视眈眈，这一切似乎又是另一番宋末、元末的景象。然而，现在的穆宗皇帝比起他的父亲世宗来，虽然待人宽厚，却没有其父统领天下的气度和果断，才能平庸对政事又没有兴趣。内阁中的几位大学士，只是太平宰相，在这个动乱的社会中，谈不上什么作为。张居正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明帝国时局危难的时候，振天下之衰的抱负，只存在自己一个人的胸怀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