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熲办事很认真，很勤恳，退朝以后，常常将粉盛在盆里，放在床的一侧，想起了什么，就记在上面，以便天明以后办理。他恐怕是我国最早使用记事牌的一个人。
对于文帝杨坚，在危急时刻，他多次挺身而出，甘当重任；在和平时期，他又推荐了许多有才能的人，甘于退让，让这些人发挥才干，全力辅佐文帝。
前面提到的平叛尉迟迥事件中，杨坚首先选中的并不是高熲，而是崔仲方。崔仲方却以父亲在敌方境内为由，拒绝担当此任。最适合的人选是郑译、刘访，他们都是拥戴杨坚登上帝位的中坚人物，按理说，应该义无反顾地帮助杨坚。不料，两人全都不愿出面。原因是郑译想当大司马，结果当了相府长史；刘访想当小冢宰，结果当了相府司马，因而他们愤愤不平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职权，大发横财，与富商大贾们打得火热，并且玩忽职守，消极怠工。杨坚要他们去作韦孝宽的监军，对他们说：“需要心腹之人去统率大军，你们二位，谁能去呢？”刘访说，他没有当过带兵的将领，不能去。
郑译说，他有老母在堂，离不开。一个软钉子碰得杨坚是无话可说。就在这个时间的前后，前线统帅部副长官送来密报，说是“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宏度都接受了尉迟迥的贿赂金，军中骚动，人心大变。”当时，天下人都不看好杨坚，认为他有可能被轰下台来。有人分析当时形势，说：“尉迟迥据有北齐的故地，乘杨坚刚刚执政之机，人心浮动，指挥军队，联合各方势力，占据了全国九州的三州，拥有全国人口的十分之六。”杨坚的地位还不稳固，他的“能臣”没有一个是真心实意的，谁都不愿意帮忙，这种情形实在是不妙。高熲却没有远而避之，而是迅速赶往前线，扭转了战局。可以说，高熲是在杨坚最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他对杨坚是忠诚的。其实在接受招纳的时候，高熲就说过，即便全家被杀，也愿意追随杨坚。杨坚当时也只让他在丞相府担任司录这样的小官，所以在选择平叛尉迟迥监军的时候，高熲并没有成为杨坚的第一人选。高熲也不像崔仲方、郑译、刘访等人那样由于个人目的没有达到，就不帮助杨坚。这足见其忠心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高熲在危急时刻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对杨坚是忠心耿耿。
这也是他受到大家敬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其他事情中也可以看出，高熲是尽心尽力地辅佐文帝杨坚。杨坚本人对高熲的忠诚也是深信不疑。史书记载，一天，文帝对侍臣说：“贺若弼在即将讨伐陈国的时候，对高熲说：‘陈叔宝一定要被平灭了，皇帝不就会做飞鸟灭绝、良弓收藏起来的事吗？’高颖说：‘绝不会这样的。’在平在作战的过程中，高熲出于负责的态度，对杨谅的主张往往不予采纳，把这个皇子气得要命。定陈国之后，贺若弼就急忙索要内史令，又索要仆射等官职。他对高熲说：‘功臣是应当授以勋官的，但是不能干预朝政。’贺若弼后来对高熲说：‘皇太子和我之间，无论什么机密，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您为什么不来依靠我的势力，何必不吐实呢？’”
高颖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而是甘于所处的位置，这正是他本人的品质的最好表现。所以，连文帝杨坚本人都对高熲本人的忠诚深信不疑。
作为一个臣子，能得到开国君主如此的信任，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高颖本人的“忠”的品质。
与高颖的忠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威。苏威是由高颖举荐的，他很有才能。在辅佐杨坚的过程中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但当杨坚向苏威暗示篡位立国之意的时候，苏威溜之大吉了。他不敢像高熲那样明确地表态，更不要说陪上全家的性命了。高熲一旦决定，就委以行动，以“忠”为先，而不是以“利”为先。在政治风云瞬息变幻的特殊时期，高颖这样的忠诚实属不易，从而可以看出他的个人品质。
不过，高熲的忠诚在某种情况下却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尉迟迥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因为父罪被没入后宫。
一次，文帝见到了她，很是喜爱。文献皇后独孤氏知道后，气愤极了，乘文帝上朝的机会，把她杀死了。文帝得知后大发雷霆，骑上马跑出皇宫，一下子在山谷间跑了二十多里。高熲知道了，与杨素等人随后追赶，抓住皇帝的马缰苦谏。文帝说：“我贵为天子，却不能自由！”
高熲说：“皇上您怎么能够因为一个妇女而轻易地丢开天下呢！”文帝听了这句话，情绪稍稍缓和了些，骑在马上久久地停着不动，到了半夜才返回宫中。皇后在宫中守候着，见皇帝回来了，就边哭边磕头赔礼，高熲、杨素也从中调解，并且摆上宴席，痛痛快快地吃喝了一顿，才收了场。这本来是件生活小事，可是却给高熲深深地埋下了祸根。高熲本是独孤氏的家客，独孤氏与他一直来往密切。独孤氏得知高熲曾经称自己是一个妇人，就怀恨在心，不与他来往了。后来又因为高熲没有同意废太子这件事，独孤皇后就总想着寻找机会暗地对付他。
高熲的夫人死了，这本是他的家事。独孤皇后装作很关心的样子对文帝说：“高仆射年岁已高，死掉了夫人，皇上你应该帮他再娶一位。”文帝将皇后的话转告高熲，高熲婉言谢绝说：“我现在岁数大了，退朝以后，只是坐在书斋里读读佛经罢了。皇上您很爱惜我，至于娶妻之事，我还没有这个打算。”事情说过也就算了。可是不久，高熲的一个爱妾生了男孩，消息传到宫内，文帝很是高兴，但皇后却不然，她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文帝不了解皇后的心意，就问她为什么不高兴？皇后说：
“你还信任高熲吗？你要为他娶妻，他却心存爱妾，当面欺骗你。现在他的欺诈已经败露，怎么还能够信任他呢！”从此文帝对高熲就更加疏远了。这无疑影响了高熲的政治地位。但高熲是一个耿直并且胸襟豁达的人，他没有因为被疏远，就明哲保身了。
到了开皇十八年（598年），文帝想出兵辽东，高熲在分析了形势后，坚决反对出战。但文帝坚持要打，并派高熲为事实上主帅，杨谅为名义上主帅，高熲只好服从。在作战的过程中，高熲出于负责的态度，对杨谅的主张往往不予采纳，把这个皇子气得要命。杨谅恨透了高熲，回京后在皇后面前告他的状，说万幸没被高熲杀掉。文帝没有调查分析，就对高熲有了成见。后来，凉州总管王世积有个亲信犯了法，逃到王世积那儿，王世积没收留他，结果这个人被捕受了罚。这个亲信怀恨在心，反而诬告王世积谋反，王世积便被处决了。据说，在审理王世积案时，涉及到了一些宫中的事，而且这些事是从高熲那里得到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当朝大臣贺若弼等人联合为高熲申辩，文帝因为上次的事不但不听大臣们的辩解，反而将他们与高熲一起予以法办。高熲被免官，带了个齐公的虚衔回家闲居。之后，投井下石的事情便接踵而至。齐公国内的官员报告说：“高熲的儿子对高熲说：‘司马懿假托有病，不上朝，结果取得了天下。您现在与他遭遇相似，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于是高熲就被抓了起来。接着又有人报告说，有个和尚对高熲说：“明年皇帝要死。”有一个尼姑对高熲说：“开皇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灾难，十九年无论如何过不去。”这就更不得了了。这时甚至有人建议文帝将高熲杀掉。文帝怕遭到反对，不敢这样做，便将高熲削职为民。可高熲为人胸襟开阔，他不但不怨恨，反而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的官职已经做得太大了，如果再做下去难免会被砍头。当然，有人说高熲有这样的想法是他母亲的见识，在他刚做宰相时他的母亲便告诫他：“你的富贵已经到头了，剩下的就是砍头了。”但我们分析高熲的才能与为人，极有可能是高熲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不再是当初辅佐文帝时的境况了，自己对文帝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借机全身而退反而是上策。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看出高熲对于文帝的不满与怨恨。如果不是出于对杨坚的忠诚，又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呢？一个开国元勋，并且曾经救杨坚于危难之际，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能做到这点，真是难得呀！
高熲不只是对杨坚十分忠诚，对炀帝杨广也是克尽臣道，见有不对的地方，就直言不讳。比如在炀帝喜欢音乐这件事情上，高熲就坚决反对。炀帝想要向突厥人炫耀，他命令宇文恺制作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大帐。等到初七这天，炀帝来到设于城东的大帐，备好仪仗侍卫，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属，宴间演出散乐。各方部落的胡人都惊异欢悦，争着进献牛羊驼马几千万头。炀帝便赐给启民可汗帛二千万段，启民的部属按等级都有不同的赏赐。炀帝又赐给启民可汗辂车与坐骑，鼓乐幡旗等仪仗，特许他朝拜时不必唱名，其地位在诸侯王以上。炀帝还下令征召全国的散乐艺人。身为太常卿的高熲（炀帝即位后启用高熲为太常卿）劝阻，炀帝根本不听他的。
高熲退下来后对太常丞李懿说：“北周的天元帝（注：即宣帝宇文赟，在位时穷奢极欲。）因为好乐而亡国，殷鉴并不远，怎么可以再重复呢？”高熲又认为炀帝对启民可汗的待遇过厚，对太府卿何稠说：“这个胡虏很清楚中国的虚实，山川的险易，恐怕会成为后患。”他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太无纲纪了。”礼部尚书宇文私下对高熲说：“天元帝的奢侈，以今天的情况与之比较，也不算太过分吧？”这些话都被人报告了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