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复谁知?
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的《放言》诗。诗中所说的“王莽谦恭未篡时”,指的是王莽“大奸似忠”;而“周公恐惧流言日”,则是说周公“大忠若奸”。而古时候的忠臣和清官,又往往属于同一个范畴。
周公,姓姬名旦,史称周公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因其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
周公是周代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太公姜子牙同为武王的左膀右臂。武王灭商建周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将王室成员和一些开国功臣封为诸侯,让他们建立一些小诸侯国家,来拱卫周朝的中央政权。其中,周公被封在曲阜,国号为鲁。但周公为了更好地辅佐武王治理国家,竟命儿子伯禽代他到鲁国就封,而自己则继续留在武王身边。
一、忍辱负重吐哺握发
武王分封诸侯的第二年,不幸患了重病,周公见其久治无效,不禁心忧如焚。他跪求上天保佑兄长康复,并表示自己甘愿代之去死。然而,上天并没有接受他的请愿,武王仍旧一命归西。
按照武王的遗愿,他死后由其嫡长子继位。但是,他的嫡长子姬诵当时还是个幼童。周公惟恐“天下闻武王崩而衅”,诸侯会乘机欺负幼主,从而导致战乱,使百姓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遵照武王的遗言,毅然摄政,代成王管理起天下大事来。
不料,周公的义举却遭到了他的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等人的妒忌。
管叔鲜,本名鲜,因为他的封地被定为管国,所以史称管叔鲜。同样,蔡叔度本名度,因其封地称蔡国,所以史称蔡叔度。当初,武王为制服和笼络商朝的奴隶主贵族,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也予以分封;但为了防止武庚叛乱,他又就近设立了管、蔡二国,并让管叔鲜和蔡叔度前去治理。
管叔鲜、蔡叔度都是利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见周公执掌朝政,便四处造谣惑众,说什么“周公旦不是真心帮助成王管理国家大事,而是谋篡王位。看来,小侄子将要惨死在这位叔父手中了!”也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管叔鲜和蔡叔度一手制造的谣言,很快传遍了朝廷内外、举国上下。于是,很多人先是窃窃私议,继而公开评论,最后发展到当面指责,竟把周公误解成了伪君子、大奸臣,甚至连足智多谋的姜子牙也有点儿相信了。
周公遭此诽谤、侮辱,心中自有说不出的苦楚。但是,他为了江山社稷的安全,为了天下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总是逆来顺受,一面更加勤恳地办理国家大事,一面耐心地向人们解释。他对姜子牙等人说:“我为什么不避嫌疑而出来摄政呢?怕的是侄儿年幼,坏人会乘机做乱,颠覆我们祖先好不容易才打下的江山!”
周公清楚地知道: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有一大批清正廉洁而又精明能干的人才。为选贤任能,他天天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候,甚至洗一次头发要中断三次,吃一顿饭也要三次放下筷子。此即史书上所说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
人们听了周公的解释,特别是看到周公的辛劳,渐渐对管叔鲜和蔡叔度的谣言产生了怀疑。而管叔鲜和蔡叔度见其诡计将不攻自破,不禁又惊又怕。正当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武庚不失时机地跳了出来。他怂恿他们起来造反,共同对付周公。于是,管叔鲜、蔡叔度和武庚勾结在一起,又联合东方夷族,打起了叛周的大旗。
周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迅速稳定了内部,接着便以成王的名义率师东征。经过三年的苦战,先后伐灭50多个小国家,一直打到海滨,杀死了武庚,迫使管叔鲜自刎,并将蔡叔度俘获,从而彻底平定了内乱。
二、革旧布新利国惠民
周公平叛之后,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确保周王朝长治久安,使百姓尽快过上好日子,他首先将商朝旧都及其周边地区封给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定国号为卫;将现在的商丘一带封给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定国号为宋;又在宋国附近新建了陈国(今河南淮阳县)、杞国(今河南杞县)和谯国(今安徽毫县)。接着,又选择洛邑(今河南洛阳市)这个地方,营建了一座仅内城面积则达81平方里的东都。然后,几乎全力以赴地着手进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建设,此即“制礼作乐”。
周公的礼乐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君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爵与谥的制度、官吏制度、法律制度,以及音乐、舞蹈的规则等等。
在周公之前,王位的承袭有的是子承父位,有的是兄终弟及,并无定式。因此,一些统治者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往往不择手段地明争暗斗,甚至互相残杀。其结果,是社会动乱,百姓遭殃。周公最先建立并维护了嫡长子继承制,确定了王位承袭的合法秩序,抑制了一般统治者对王位的争夺,对当时的社会安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周公之前,无论任何人都是“生无爵,死无谥”。周公最先建立了爵、谥制度。所谓爵,是指统治者的等级;所谓谥,就是人死后所得到的称号,实际上是当权者对死者善恶功过的评价。他规定:爵位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
在周公之前,商朝已建立了官吏的组织及制度。周公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正、健全。据史载,周成王时,辅佐他的是“三公”,即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下属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总称“三事”。其中,朝臣分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和太卜,合称“六卿”。“六卿”之外,还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地方行政,分为国、邑两级。诸侯的封地称为“国”,大夫的封地称为“邑”。而各国的行政机构和职官设置,大体上和王室的设置一样,只是规模小一些。
至于立法,夏、商时代虽也有之,但过于侧重“天”和“命”。周公从百姓的利益出发,提出了“明德慎法”的口号。所谓“明德”,是提倡政治清明,以思想教育为主;“慎法”,是审慎地使用刑罚。
在思想方面,周公改造了商代以来的传统意识,提出了“敬德”即“以德治国”的主张。他要求每个贵族在享受相应权利的同时,也要时时处处遵守有关制度,重视道德规范,以便“以民宁”。
周公一向认为:音乐和舞蹈不仅是一种文艺形式,而且和等级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又为不同阶层的人作出具体规定,使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各有各的乐、舞;下不能谮上,卑不能凌尊。
为使百姓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他还“以九职任万民”,也就是将老百姓分为9大类:第一类是农夫,负责生产粮食;第二类为菜农,负责生产瓜果蔬菜;第三类垦荒、建房;第四类从事畜牧业;第五类制造器物、饰品;第六类经商;第七类纺纱织布;第八类从事杂务;第九类为闲散人员,没有固定的职业。
周公的改革,在当时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并由此而取得了累累硕果:使西周很快呈现出一派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景象。
三、还政成王退当良辅
周公在制礼作乐的同时,一面带头遵守礼、乐,努力为文武百官做出榜样;一面殷切期望成王健康成长,以便早日将政权还给他。
为利于成王将来能成为一代明君,周公为他精心挑选了最好的老师;自己也常常亲自过问他的学业,安排他接见诸侯、聆听廷议、深入民间,指导他如何做人、如何为君、如何治天下。
成王长到10多岁,周公又经常安排重臣陪他外出巡视。有一次,当成王巡视归来时,周公又亲自出迎。这时,他见百姓们都跪在道路两旁,恭恭敬敬地迎成王;而成王却心安理得地骑在马上,显现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他心中很不是滋味,遂走上前一把将成王从马上拉下来,让他步行于市,还让他亲自扶起跪在两边的那些老年人。成王不解其意,问叔父:“我是周天子,百姓跪迎是天意,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周公向他解释道:“天意就是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
待成王长大成人后,周公及时地将政权归还于他。但是,周公担心他年轻气盛,治国时会“有所淫佚”,又特地作了《多士》、《毋逸》两篇诰文以戒之。在《多士》中,周公写道:自商汤到帝乙,历朝帝王无不“率祀明德”,处处顺天意,从民心,体恤百姓,所以国泰民安,四海升平;而纣王继位后,却不明天理,不恤人情,只顾自己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不管百姓安危死活,以至于君臣都有罪可诛。还写道:周文王在位时,一直是为人仁君,爱护百姓,关怀孤苦无依的人。他不嬉游田猎,不追求享乐,曾与百姓一起开路、种田。他勤劳国政,往往太阳偏西时还来不及吃午饭,因此享国50年等等。在《毋逸》中,周公又写道:离创业的时间一久,子孙很容易忘却当年之艰难,从而变得骄奢荒淫,致使家破人亡。从前,殷王中宗“恭敬畏天命”,对百姓宽厚仁慈,不敢荒废自安,所以当政长达75年;高宗武丁,因为“久劳于外”,长年和百姓生活在一起,所以继位后能顺乎民意,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结果是享国55年。而此后的殷王,却不知百姓稼穑之苦,怠于国事,迷恋酒色,只知道纵情逸乐,结果大多短命。在位的时间也不久,多的不过10年,短的只有3~4年。他谆谆叮嘱成王千万不要有“我是周天子,姑且先享受一番”的想法,更不能铺张浪费,随意糟蹋老百姓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还一再警告:假如这么做,就会失掉民心,最终后患无穷!
成王从周公的教诲中受益极大。他常常仔细阅读《多士》和《毋逸》,认真总结殷亡周兴的经验教训,小心谨慎地处理政务,时时为百姓着想,深受众臣和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因此,在他执政期间,进一步巩固了父王留下的基业,铲除了商朝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他本人也被公认为继往开来的一代明君。
周公已去世3000多年,但他的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至于他本人,更为历朝历代所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