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从而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
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国民革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而国共合作的形成又以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为背景。有国共合作而有北伐战争。1926年7月，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爆发。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在革命势力的推进下，北洋军阀统治开始走向末路。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付出过自己的鲜血。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统一中国，振兴中华，这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北伐统一战线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领导权、方针政策策略、思想理论等问题上，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存在许多分歧，并日趋尖锐。1927年国民革命内部的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终于公开叛变革命，并于4月18日成立了反共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武汉国民政府也转向反动，并于7月15日公开“分共”。蒋介石等人的“清党”“分共”，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分裂。
国共合作破裂了，国民革命的成果为国民党独自攫取。1928年，国民党各派军事集团联合讨伐已经穷途末路的奉系军阀。1928年6月，奉系首领张作霖败退东北；12月，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也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开始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
三
国民党在取得对全国的统治后，加强了在政治上的集权。“训政”的实行和五院制的设立，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南京政权号称“以党治国”，中央政治会议虽在名义上高于一切，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
国民党的集权和蒋介石的独裁，遭到了国民党内各利益派别和中国其他政治派别的反对。
国民党北伐讨奉胜利后，虽促使张学良于1928年底宣布东北易帜，新疆也在此前表示服从南京政府，中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但是暂时联合的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矛盾又围绕地盘分配和军队编遣问题而激化。同时，国民党内的政治派别，如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孙科的再造派，邹鲁、谢持的西山会议派，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为争夺中央权力而时分时合，明争暗斗。
国民党暴力“清党”反共，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7年8月1日，一部分共产党人率先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一枪。随后，共产党人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纷纷举行起义，大张旗鼓地组织工农武装，走上了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的武装革命主张，企图走第三条道路。
正当国内政治力量重新组合、阶级斗争异常尖锐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
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各政治集团在危机面前必须作出抉择。大敌当前，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集团，尽管不甘愿作日本侵略者的御用工具，声称“期于十年之内，雪今日无穷之耻辱”，但在这时却坚守“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必欲首先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按照共产国际方针行事的中共中央“左”倾领导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也仍然坚信：“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中国的革命民众，对帝国主义宣战，而取得中国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双方几乎都断言对方是自己走向抗日的最大障碍。
国共两党在双方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都未能得到利益。国民党集团对日坚持不抵抗主义，对内却实行残暴的独裁统治。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纠集大批军队多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而且在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在经济上则大力发展官僚资本。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加深了自身的统治危机。而共产党方面，到1932年，在江西、福建的革命根据地虽有很大发展，湘鄂西和闽浙赣根据地也有相应的发展。但是，随着国民党宁粤双方和解，国共力量更加悬殊。中共中央盲目坚持进攻策略和攻打中心城市方针，招致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失败，退往偏远的川黔地区，中央根据地也渐形孤立。到1934年7月，中央苏区已缩小到7个县。终于在1934年10月被迫长征。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却把战火伸向关内，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日军向华北地区进逼，迫使国共两党都不能不考虑息争对外的问题。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全国各党派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主张。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8月以后，又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即联蒋抗日的策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也逐渐改变了它的对日政策，并通过其驻苏使馆和国内的一些线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某些接触。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国内迅速掀起了以“一二·九”运动为中心的抗日救国运动浪潮。到1936年，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开始向着有利于抗日的方向发展。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要求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都从中受益，并开始谈判合作抗日问题。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向该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全民抗战铺平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抗击，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因民族矛盾而再度合作的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都是尽力的。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和军队对抗日战争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军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不过，国共两党并没有因民族矛盾而化解彼此之间深刻的政治分歧，民族战争中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在全民抗击日军的同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始终存在着。
经过8年艰苦的抗战，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是中国在20世纪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百年耻辱。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之后，国共内战再度爆发。内战爆发前的政治谈判中，国共两党争执的关键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国民党强调先要军队国家化，共产党则先要政治民主化，民主党派游移其间。
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各党派虽在战后中国的重建问题上取得一定的共识，并达成了多项和平协议，但依恃军事优势和美国政府援助的国民党并不甘愿放弃一党独裁统治。1946年6月，和平协定签字墨迹未干，全面内战枪声就已打响。国民党凭借其优势兵力，向共产党军队和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共产党军队。
经受多年战争折磨的中国民众，厌恶战争，渴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国民党挑动内战，背离了人民大众的愿望。中共仅用3年时间就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这固然与战略战术指挥密切相关，但最根本的因素是民心向背。国民党发动内战，加之统治腐败，专制、独裁，背离了人民大众。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动员和依靠广大农民，又得到国统区人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拥护。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击溃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在中国大陆的结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在20世纪的又一次历史巨变。从此，中国结束了民国时期，开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奴役、掠夺中国人民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先用3年时间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还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并且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的基础上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接着，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又用4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从1953年起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这样就使中国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新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随后又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
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提出了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的历史性任务，并取得了探索的初步而丰富的成果。从1957年到1966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向。
一种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些积极成果体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及党的八大文献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与著作中。正因为有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起步阶段才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10年间，国家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有巨大的增长，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教育、科技事业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特别是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集中地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我国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