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样来实现“德治”的主张呢？孔子曾在不同的场合论述过他的一些设想。就本篇看来主要有：第一，以孝为德治之本。孔子在有人问他为何不从事政治的问题时，回答说在家实施孝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第二十一章）。在这里，他的意思是，将孝道推而广之，众人皆知孝，便从“齐家”达到了“治国”的目的。孔子还针砭时弊，认为孝不只是“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第七章）。这些思想日后被孔门弟子曾子继承和发扬。相传，曾子及其门人编著了《大学》和《孝经》，更明确地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思想。第二，提出了“举直错诸枉”这一主张。孔子在鲁哀公问政时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第十九章）在《子路》篇中孔子明确地提出了“举贤才”。如果贤才不在位，反而让不贤之徒得以掌权，孔子则斥之为“窃位”（见《卫灵公》）。如果这样，德治自然是实施不了的。
孔子对他长期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总结，从而得出了一些精辟见解。这些见解正是本篇另一个亮点。首先，孔子反思其为学一生：他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至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后世的中华学人往往从中得到启发与激励。
八佾［1］
（三）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2］？人而不仁，如乐何？”
（四）林放问礼之本［3］，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4］，宁戚［5］。”
（八）子夏问曰：“‘巧笑倩兮［6］，美目盼兮［7］，素以为绚兮［8］’。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9］。”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10］！始可与言《诗》已矣。”
（九）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11］；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12］。文献不足故也［13］。足，则吾能征之矣。”
（十四）子曰：“周监于二代［14］，郁郁乎文哉［15］！吾从周。”
（十五）子入太庙［16］，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17］？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二十）子曰：“《关雎》乐而不淫［18］，哀而不伤。”
（二十五）子谓《韶》［19］：“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
［20］：“尽美矣，未尽善也。”
（二十六）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注释］
［1］佾（yì）：古代乐舞行列，一佾八人。八佾：为周天子专用的乐舞舞列，由六十四人组成。［2］如礼何：意为礼仪制度又有何意义呢？［3］林放：鲁国人，或曰孔子弟子。［4］易：治办周全。［5］戚：哀痛。［6］倩（qiàn）：笑貌动人。［7］盼：眼睛黑白分明。这两句诗见《诗经·卫风·硕人》。［8］绚（xuàn）：有文采。这句诗不见于今本《诗经》。［9］绘事后素：古人绘画，在白底上加上五彩色。［10］起：启发。予：我。商：孔子弟子子夏，名商。［11］杞：周之封国，相传为夏禹之后代。征：证明。［12］宋：周之封国，是殷代之后。［13］文献：古代文指典籍，献指贤人。［14］二代：指夏、商。［15］郁郁：丰富多彩。文：指礼乐制度。［16］太庙：指周公庙。
［17］鄹（zōu）：又作陬，鲁小邑，孔子父亲曾任鄹大夫。鄹人之子，指孔子。［18］《关雎》：《诗经》之首篇，写一男子追求少女的忧思。关：鸟鸣声。雎（jū）：鸠类鸟。
［19］《韶》：舜时乐曲名。［20］《武》：周武王时乐曲名。
［鉴赏］
中国历来就是世人所称颂的“礼仪之邦”。“礼”不仅仅是指那些具体的礼节仪式，还包括了古代社会的一系列相对应的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伦理等思想观念。总之，“礼”在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到了周代，礼仪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了。这在后世称为“礼经”的《周礼》、《仪礼》与《礼记》之中，得以充分体现出来。
孔子一身都以继承中国的古代文化为己任。他对周代的礼仪制度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多次由衷赞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第十四章）孔子对周礼的赞美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十分具有创新意义的是，在当时，孔子还提出了纳仁入礼，将仁礼相结合的主张。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第三章）如果离开了仁德，只是空谈礼乐则自然没有任何意义。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尖锐的。孔子倡导仁德，专门主张要纳仁入礼，使“礼”不仅仅是作为外在的行为规范，而且还有“仁”作为其内在灵魂，这样就进而产生了理性自觉的力量与人道主义精神。
孔子的这一思想，不久被孔门的一些聪颖弟子领悟了。据本篇第八章记载，有次，子夏向老师讨教，具体讨教的是《诗经》中描写女子美貌诗句的涵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何谓也？”孔子答曰“绘事后素”。也就是说绘画是先有白底，然后加上五彩色。才思敏捷的子夏马上联系到仁与礼的关系说：“礼后乎？”换言之：在仁德修养的基础之上，加以礼仪的文饰。这正好合乎孔子所强调的“文质彬彬”，也就是文与质、礼与仁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因此孔子听了以后对子夏大为赞赏：“起予者商也！”
里仁
（一）子曰：“里仁为美［1］。择不处仁［2］，焉得知［3］？”
（二）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4］，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三）子曰：“唯仁者能好人［5］，能恶人［6］。”
（四）子曰：“苟志于仁矣［7］，无恶也。”
（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8］，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9］？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10］，造次必于是［11］，颠沛必于是。”
（六）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12］；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13］，我未之见也。”
（七）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14］。观过，斯知仁矣［15］。”
（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九）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十）手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16］，无莫也［17］，义之与比［18］。”
（十一）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十二）子曰：“放于利而行［19］，多怨。”
（十三）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20］？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十四）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十五）子曰：“参乎［21］！吾道一以贯之［22］。”曾子曰：“唯［23］。”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十六）子曰：“君子喻于义［24］，小人喻于利。”
（十七）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二十二）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25］。”
（二十三）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26］。”
（二十四）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27］。”
（二十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二十六）子游曰：“事君数［28］，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注释］
［1］里：居住。［2］处仁：择居求有仁厚风俗之乡。
［3］知：同“智”。［4］约：穷困。［5］好（hào）：喜爱。
［6］恶（wù）：厌恶。［7］苟：如果。［8］不以其道得之：此句历来多有歧义，朱熹释为“不当得而得之”。［9］恶（wū）：何处。恶乎：在哪里。［10］终食之间：一顿饭时间。［11］造次：匆促的时候。［12］尚：超过、胜于。
［13］盖：大概。［14］党：类别。［15］仁：同“人”。［16］适：亲近。［17］莫：疏远。［18］比（bì）适从、靠拢。
［19］放（fáng）：依照。［20］何有：有何难。［21］参：孔子弟子曾子名参。［22］贯：贯穿。［23］唯：是。［24］喻：知晓、明白。［25］逮：及。［26］约：约束。［27］讷（nè）：说话迟钝，此指谨慎。［28］数（shuò）：烦琐。
［鉴赏］
《论语》第四篇着重论仁，整个思考过程层层深入，进入到了孔子思想体系之中的核心。因此理解本篇内容对理解整个孔子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开篇，孔子说：“里仁为美。”里含有居住的意思，难道孔子真的以为“择居”如此重要，是成为成仁之首么？有人引孟子所论函矢巫匠之术而据此认为孔子所强调的是“择业”，但是未必有很强的说服力。其实，这里还是顺第三篇而来谈礼与仁之间相结合的关系。荀子曾云：“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处，非仁也。”
（《荀子·大略》）荀子用“里”、“门”来喻“礼”，以此来强调“礼”的重要。在这里孔子也是以“里”喻“礼”，而衬托出“仁”的重要。在首章既然提出了“仁”的重要性，那么就需要进一步深入阐述。在往后各章主要展开了以下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仁与智的统一。孔子往往以仁智并举。在本篇开始就有多次记述孔子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孔子认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有仁德之人必将自觉实现道德原则，有知识的人也会懂得怎样去实现道德原则。在这里，知识与道德是相互统一的。孔子认为，只有达到仁与智的统一，才是达到了理想的人格。此后，后学儒家也时常以“仁且智”来称颂孔子的人格。
第两个问题是义与利的统一。开始时，孔子把义、利作为一对统一的伦理范畴，规定了原则与功利的关系，用来调节人与人间的关系。“义”所强调的是群体利益，“利”所强调的是个体利益。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第五章）。这些话表明，他并不完全排斥个体利益，相反，他承认私利为人之所欲。但是，私利不能背离仁道。他认为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如果无止境地“放于利而行”，偏离于“义”，必将招致“多怨”（第十二章），从而引发多种社会矛盾。究竟是将“义”摆在第一位，还是将“利”摆在首位，孔子认为，这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一个很好的试金石，也就是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第十六章）。第三个问题是为仁在己。“君子”与“小人”，“好仁者”
与“不仁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前者是“义以为上”，后者则是“利以为上”。在孔子看来，造成二者不同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一个人是否真心努力为仁。如果以行仁作为自己人生的根本目标，就能从内心“好仁”而“恶不仁”。好仁者既然是以追求仁德为最高理想，那么就应以自己的言行举止去影响那些“不仁者”，而不能受那些“不仁者”所左右。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从求仁的角度而言，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主观上是否肯“用力”，而不是力足与不足的问题。因为，无论是谁，从根本上来说都有为仁的能力。这里面已经蕴涵了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思想。因此，之后的孟子对此加以发展，自然就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
公冶长［1］
（五）或曰：“雍也仁而不佞［2］。”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3］，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六）子使漆雕开仕［4］，对曰：“吾斯之未能信［5］。”子说［6］。
（七）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7］，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8］。”
（八）孟武伯问［9］：“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10］也，不知其仁也。”“求［11］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12］，百乘之家［13］，可使为之宰也［14］，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15］？”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十一）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16］。”子曰：“枨也欲［17］，焉得刚？”
（十二）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18］，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十三）子贡曰：“夫子之文章［19］，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20］，不可得而闻也。”
（十五）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21］？”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十六）子谓子产［22］：“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