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前进
《战舰波将金号》后，爱森斯坦开始考虑下一步的拍摄计划。他参加了苏共中央的十四次代表大会，领悟到应跟上时代，拍摄反映农村集体化的作品。1926年，他构思影片《总路线》，想把不断变化的农业情况纪录下来。
而就在当时，十月革命十周年快要到了，而准备拍摄《总路线》的电影公司，发现本公司没有纪念十月革命的影片，便让爱森斯坦暂停《总路线》，赶拍另一部配合形势的片子。爱森斯坦只好中断手中的工作，上马拍摄根据美国记者里德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改编的影片《十月》。
在爱森斯坦到达列宁格勒导演《十月》的过程中，几乎列宁格勒全城人都由他支配，3000名列宁格勒市民为了再现当时的情景，每夜都出来效劳，老革命者再一次在他的命令下攻打冬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从喀琅施塔得开进涅瓦河，再一次炮击冬宫。
像在《战舰波将金号》那样，爱森斯坦在表现那震撼世界的“十月”的景象时，也使用了蒙太奇方法。在《十月》中，爱森斯坦除了继续采用他叫做节奏蒙太奇和音调蒙太奇的方法之外，同时他还力图使用了“情绪的结合，不仅使情绪同可见的镜头要素相结合，而且主要是同一连串的心理上的联想相结合”的方法，来加强历史的真实感。
这样，他的蒙太奇变成了“联想蒙太奇”。其目的是使一种情景能得到情绪上的体会。爱森斯坦从这些比较简单的、用电影画面表现心理上联想的手法，走向更为复杂的、表达思维活动的坦途。
为使《十月》在1927年11月7日上映，爱森斯坦发疯般地工作，终于如期完成影片。可是到了十月革命节，《十月》却遭禁映。苏共中央内部出了大事：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而托洛茨基在《十月》里是作为一名英雄出现的。
拍摄完《十月》后，在各界对此电影评论不一的时候，爱森斯坦继续把注意力转向拍摄《总路线》。但因中断了很长时间，以前拍好的许多素材已远远落后于飞速发展的现实。为此，他毫不犹豫地决定一切从头开始。
然而，《总路线》完成后，却被有些人谴责为“崇拜技术，反现实主义”。为此，他再次修改，并把片名改为《旧与新》。爱森斯坦期望这部作品能感动观众，可是俄罗斯农民的反应却相当冷淡。
1929年，爱森斯坦应邀到柏林参加《旧与新》首映式。政府同意他与基赛在国外考察有声电影。据说这几位旅人离开苏联时，每个人都只拿到二十五美元的零用金，因此他们还必须设法赚一点钱。在这种情况下，艾森斯坦在国外做演讲，并为外国报纸写文章。在欧美期间，他进行了系统讲学，后来他将这些讲演整理成书，陆续在国外出版。
当年11月初，爱森斯坦跟基赛和亚力山大洛夫一同到达了巴黎。很快，爱森斯坦开始认识到，在苏联导演影片与在法国摄制影片，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在俄国，评价一部影片的标准是这部影片主题的重要性，以及表现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手法，至于它的商业价值，则是次要的；如果它能为摄制它的电影托拉斯赚钱，那当然更好。
而巴黎的情形却完全相反，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一部跟他所具有的观念不相称的影片投一个法郎。爱森斯坦四下察访，对巴黎这个城市作了仔细探究，兴趣胜过失望。
爱森斯坦在巴黎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结交爱森斯坦。1930年2月17日，爱森斯坦到苏邦纳大学讲演苏联电影的原则，并放映《旧与新》。一部分听众对爱森斯坦的讲演有很深的印象，并把他看做一位伟大的导演。
然而，也有人认为他代表着苏联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因而粗鲁地敌视他。他们不把他当做一个人来看待，而只是把他当做他们所憎恶的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代表。于是，一些人向他提出恶毒的问题，想用题外的一些事情来使他难堪。这些怀有敌意的大学生对爱森斯坦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
面对这种不友好的提问，爱森斯坦拒绝收回他的言论，他顶住别人的逼迫，决不怀疑他对苏联的支持。他坚决保持他的本来面目：一个苏联艺术家和忠贞的苏联公民。
1930年4月，巴黎警察正预备以颠覆分子的名义，将爱森斯坦等三人驱逐出境，派拉蒙电影公司及时邀请他们到洛杉矶。艾森斯坦多年来一直想到美国去，一九二六年，道格拉斯·范朋克和玛丽·毕克馥访问苏联，他们对《波坦金战舰》推崇备至，曾向这位年轻导演承诺联美公司会与他联络。社会主义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也访问了苏联，并建议艾森斯坦到美国拍一部电影。现在，三位苏维埃电影工作者与派拉蒙签了约，赴美签证也已办妥，他们就要搭船到纽约去了。
到达美国后，派拉蒙影片公司开始和爱森斯坦商议拍一部电影，是关于早期耶稣会一个牧师的故事。爱森斯坦对此不感兴趣。爱森斯坦建议拍摄一部关于瑞士移民约翰·苏达的影片《苏达的金子》，派拉蒙公司不热心。
就这样，爱森斯坦有了一段时间的空闲。闲暇时，爱森斯坦在纽约到处闲逛观察，并开始对他所见到的许多人加以分类。
在美国接下来的时间里，爱森斯坦帮助派拉蒙影片公司改变了小说《美国的悲剧》，然而他的改编并没有令派拉蒙影片公司满意。而就在此时，美国一个反犹太的人对爱森斯坦进行了攻击。这使派拉蒙影片公司和爱森斯坦解除了合作协议。
爱森斯坦对墨西哥印象深刻，因为该国在20世纪初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此时，爱森斯坦打算拍摄一部墨西哥影片。于是，当一切都安排好后，爱森斯坦和基赛、亚力山大洛夫前往墨西哥。
在墨西哥，艾森斯坦和亚历山卓夫把《墨西哥万岁！》设计成一系列的作品，各描述不同的地区和历史阶段，虽然这个系列作品的次序似乎经常变换，但每出戏都是墨国某一时期在某个地区的生活。同时，每一集都献给一位不同的墨西哥艺术家，从波沙达到欧洛兹柯。
《墨西哥万岁！》的拍摄花了1931年一整年，以及1932年一月的时间，整个计画的预算只有两万五千美元，低得出奇，但仍经常缺钱，资助这部电影的厄普顿·辛克莱开始觉得被中伤，尤其数万尺毛片送到好莱坞时，他越看越害怕。
1931年11月来自斯大林的一通电报，告诉辛克莱，艾森斯坦恐怕是个叛徒，他不打算回苏联了，辛克莱辩称这位导演是个忠诚的苏联人民，但他还是与苏联电影在纽约的发行公司安基诺一起把这个拍片计画喊停了。当时电影中的索达德拉的部分还没有拍。
爱森斯坦在墨西哥时对结构要素非常重视，蒙太奇仍然是在单独的“画格”内结构上获得愈来愈有力的节奏感和得以强化的一种方法。在这部影片中，爱森斯坦探索了单镜头画面的运动、节奏及结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影片的8万米底片在爱森斯坦生前始终未送到莫斯科。
后来，许多人根据它的材料剪辑成《墨西哥风暴》、《悲惨的狂欢节》等10余部影片在世界各地放映。直到1979年，经各方努力，有6万余米胶片集中到莫斯科，由名导演、爱森斯坦当年的助手亚历山大洛夫剪辑成完整的影片，在1979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金质奖。
1932年，爱森斯坦结束了他的国外之行，重新回到了苏联。
教学与创作高峰
1932年，刚刚从国外归来的爱森斯坦，看到了苏联的巨大变化。原来，从1929年夏末他离开苏联以来，苏维埃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通过全社会的努力，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新的工厂、新的房屋、新的学校都建立起来了，人们都感到非常自豪。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主题，戏剧、小说和电影的主题也必须围绕这个主题。很明显，在这个背景下，作为英雄主题的群众已让位于在荒原上奋斗以建立工业的个人角色。
此时的蒙太奇手法也不是摄制电影的主要手法了，爱森斯坦发现，在了解当前潮流方面，他落后了一步。当电影局的新领导建议爱森斯坦去摄制一部叫做《快活的人们》的音乐喜剧片时，爱森斯坦拒绝了，因为这个题材显然是不符合他的艺术宗旨的。
在这一时期，爱森斯坦在莫斯科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他制定的导演实习课方法，这为电影导演的教学打下了基础。同时，自美国回来以后，爱森斯坦把差不多全部时间都用于理论研究工作，他无视人们对他的“理性电影”理论的批评以及人们要他摄制新片的建议，爱森斯坦使自己处于难以表白的境地。
作为一个曾经轰动全球的大导演，此刻爱森斯坦静了下来，他开始把在大学里的教学工作当做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把教书看做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他把他的学生们看做是未来的希望。日复一日，爱森斯坦把自己的心血注入导演课中。
从1935年开始，爱森斯坦的电影创作又开始了。从当年的1月开始，爱森斯坦开始拍摄一部新影片《白静草原》。该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少先队员与富农父亲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最后被父亲杀害的真实故事。
随着影片摄制计划的展开，爱森斯坦的创造性艺术被重新激发起来，然而此部电影引起了当局的不满。上级下令停拍，拍好的片子被销毁，并批评他把农业集体化中的阶级斗争写成父子间善与恶的斗争，指责他拍摄了一部有害的“形式主义”影片。爱森斯坦本人也为此而停职反省。
直到1937年，爱森斯坦才获准恢复工作，他振作精神，重新全身心地投入。他拍摄的历史巨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伊万雷帝》在叙事结构、声音运用上都有创新，成为世界电影的高峰之一。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中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俄罗斯有名的统帅和政治家。1236年，他被选为诺夫哥罗德公爵。他与瑞典侵略者和德意志立窝尼亚骑士团的斗争，使俄罗斯的西北部地区免于被西方天主教国家征服。作为基辅、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的王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致力于统一罗斯北部的各个公国。1259年，他镇压了诺夫哥罗德人的起义。1942年7月29日，当纳粹德国的军队深入苏联腹地时，斯大林宣布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为民族英雄。苏联军队设立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爱森斯坦摄制的第一部有声影片，他深入研究了声音和形象刻画的结合，通过与普罗科菲耶夫的密切合作，爱森斯坦的理论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然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制作完成之时，他在表现的是13世纪俄国击溃德国侵略者的故事，但因为1939年苏德同盟形成，影片显得不合时宜而被当局禁映，直到德军入侵才被解禁。
解禁之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莫斯科上映。这部影片获得的荣誉甚至超过了《战舰波将金号》，因为它正好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成功，使爱森斯坦在苏联的声望再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连当时被被神化的伟大领袖斯大林也曾拍着爱森斯坦的背说：“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你毕竟是一个好布尔什维克！”
此部电影的成功不仅使爱森斯坦获得了声誉，而且也获得了物质方面的报偿，获得许多殊荣和显要的职位。他成为莫斯科电影公司的监制人和首席艺术导演。苏联科学院电影艺术部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他成了电影科学的教授，并在1939年2月获得列宁勋章。
就在此时，苏联被卷入了二战。于是，莫斯科有关方面提出，拍摄一部有关伊凡雷帝的电影。伊凡雷帝是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在他任上，莫斯科公国改为沙皇俄国，又称俄罗斯。在伊凡四世之前，莫斯科的大公权力很小，受到领主们很多限制。伊凡四世打破了对沙皇的一切权力限制，领主政体改为沙皇专制政体。伊凡大帝一生取得许多令人惊讶的非凡成就，他使俄罗斯挤入欧洲强国之林。
由于爱森斯坦拍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获得巨大成功，因此，爱森斯坦被莫斯科当局指定为《伊万雷帝》的编剧。1941年秋，希特勒的军队逼近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把人员疏散到中亚细亚，在阿拉木图继续生产影片。在绚丽奇特的东方色彩的布景里，爱森斯坦使他史诗般的剧本变成了影片。
《伊万雷帝》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一举获得了斯大林奖一等奖。1944年，影片《伊凡雷帝》被搬上银幕，爱森斯坦接着又拍摄了《伊凡雷帝》续集，但这一部斯大林却很不喜欢。苏联人民领袖认为，伊凡雷帝是俄国疆土的开拓者，是反对外敌入侵的坚强斗士，而影片把他描写成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人，经常与身边人商量对策，这肯定与历史真相不符。
因为有了斯大林的反对，《伊凡雷帝》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影片的第二部（1946年）横遭棒杀，直到爱森斯坦去世10年后（1958年）才获准面世。而影片的第三部压根就没能完成。
大师与梅兰芳
作为一代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对人类的很多种艺术都有极强的鉴赏力，而他对中国京剧的欣赏，可以从他与梅兰芳的交往中，体现出来。
1934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梅兰芳以国宾身份去苏联演出，梅兰芳很是兴奋，决定接受邀请。由于交通问题，梅兰芳的苏联之行一直推迟到193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