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基辛格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在西贡活动了3天，到曼谷停留1天。6日到达新德里，8日到伊斯兰堡。为了不使印度不高兴，宣布在巴基斯坦也只呆两天。但为了秘密访华他在8日晚宴上，伪装肚子痛。
叶海亚·汗总统特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基辛格的健康，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以摆脱记者的追逐。基辛格在九日凌晨四时半同章文晋等陪同乘巴基斯坦民航707飞机直飞北京。
基辛格于7月9日12时来华，11日12时离京，在北京只呆了48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17个多小时，加上参观故宫和商谈公告，时间非常紧张。
9日16时，周恩来去钓鱼台五号楼同基辛格会谈，去时，基辛格已率美方全部人员在会议室屏风前迎候。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他们的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恩来。”
然后，基辛格就呆板地念起了稿子，当念完开场白后，他放开稿子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给了他们两个任务：一是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基辛格表示，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基辛格保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战争；周恩来着重谈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阐明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蒋条约无效。
基辛格还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只有把你们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会谈结束，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双方商定尼克松在1972年春天访问中国。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起草了公告稿。毛泽东审阅后表示满意。基辛格临行表示，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中美双方公布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密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发表后，世界顿时为之震动。这次秘密访华，基辛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同周恩来一起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改变世界的一周
基辛格并没有陶醉于初次访华的成功之中，为了给尼克松访华做出细节上的安排，1971年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有了基辛格的第二次访华，尼克松的访华可以顺利开始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
汽车驶进钓鱼台国宾馆后，在18号“元首楼”前停下，尼克松、基辛格和白宫来的人就住在这栋楼里。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则被安排在不远处的一栋稍小的6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就住在那里。
吃过午饭后，尼克松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总统先生，毛泽东主席想见您。周恩来已经来到楼下。”
“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就走。你在楼下等我一会。”
对于尼克松来说，与毛泽东会谈是早有所准备的，但是没有想到会安排得那么快，内心充满了难以抵制的喜悦。5分钟后，尼克松、基辛格乘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新华门，一直开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住所。
见尼克松一行进来，毛泽东在秘书的搀扶下站起来，面露微笑地迎接尼克松。当两人握手时，毛泽东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随后，毛泽东又和基辛格握手，并上下打量着，说道：“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连忙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松开了握着的手，然后众人分宾主坐好。
基辛格又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我班上的学生研读您的著作。”
毛泽东谦虚地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什么可学的。”
尼克松连忙接着毛泽东的话说：“主席的著作失去了一个国家，改变了整个世界。”
这次重大的历史性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机敏，富有哲理而幽默，善于驾御全局。台湾问题、日本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反对“霸权”等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了出来。
几周之后，当基辛格在他的白宫办公室里细心研究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勾画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后来他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
2月21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基辛格一行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谈。
周恩来在祝酒时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经过双方的反复协商、谈判，就台湾问题最终形成了以下协议：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2月26日凌晨2时，中美联合公报的全部文本落实了，基辛格、乔冠华总算松了一口气，现在就等着公布了。
然而，就在尼克松总统一行上午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完刚打印出来的公报文本，就大为不满。这固然有对公报本身的观点分歧，但更主要的是由白宫与国务院越来越深的矛盾引发的。
原来，国务院对尼克松、基辛格背着自己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本来就有意见。这次对未让其参加公报起草小组也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刚到杭州，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这份公报不理想，并交给尼克松一份国务院工作人员认为公报应该加以修改的地方的清单。共有15外。
尼克松接过那份清单。本来，他可以一口回绝罗杰斯等人的无理要求，但考虑到国内还有一股政治势力，因而不想把白宫与国务院的关系搞得太僵。在晚宴之前，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
“我已批准了公报，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却又要单方面提出修改，中国人将会怎样看我这个总统？”尼克松近乎嚷了起来。
“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全世界都在等着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呢。”基辛格忿忿地说道。
尼克松不停地来回走着，他处于两难之中。
基辛格当然理解尼克松的处境，于是建议说：“总统，您看是不是晚饭后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能否在部分内容上满足国务院的要求？”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基辛格说：“亨利，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宴会之后你再去找乔先生谈谈吧！”
乔冠华听了基辛格的话后严肃地说：“博士先生，修改公报之事我做不了主，必须请示周总理。”说完就走出房间。
周恩来总理听完乔冠华的汇报后，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又将烟放在烟灰缸上，说道：“你说说你的看法。”
“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不能答应。他们自己内部有矛盾，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乔冠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后来，经毛泽东同意，除了台湾部分中国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就这样，在凌晨两点，另一个“最后”公报草案终于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
次日清晨，双方首脑批准认可。星期日中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又在上海花了两个兰小时再次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公报列举了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观点，肯定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之后，强调指出了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外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同意，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往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中苏三角外交的态势开始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决定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中和解使苏联不得不加紧同美国和西欧实行缓和，迫使日本急切地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终于推动日中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正如尼克松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时说的，他对中国的7天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不了的中国情
1972年，尼克松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然而麻烦也随之而至。1年多后，“水门事件”爆发，一时间尼克松面临了巨大的政治危机，各种指责如潮水般向尼克松涌来。
7个月后，尼克松被迫辞职。然而，基辛格并没有尼克松的失势而受到打击。1973年9月，基辛格以非凡的外交才能，登上了美国国务卿的宝座。在任期间，基辛格信奉均势外交，积极推动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对苏联推行“缓和”战略，从而构筑一个以均势为基础的稳定的世界和平结构。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他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也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1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然而，随之卡特总统的竞选失利，基辛格退出政坛，起初想回哈佛任教，但为哈佛校长博克婉拒。后来，他受聘担任了乔治城大学教授，乔治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阿彭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
1982年，基辛格创建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他本人担任董事长，他的好友和前助手斯考克罗夫特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离开政界以后，基辛格仍在不断地撰写论文，发表演讲和出版著作，他对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均发生过重要影响。1983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员。1983年7月，里根总统曾任命他为中美洲政策两党委员会主席。1986年，基辛格荣获自由奖章。1986年9月任美印委员会主席。
对中国的关注，也是基辛格卸任后的一个重要工作。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协会两主席之一。在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的时候，基辛格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呼吁保持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
2002年3月5日，基辛格博士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介绍中美建交30年来的历程，并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
作为中国人的老朋友，中国人自然不会忘记他。2006年10月北京大学向基辛格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作为中美关系三十余年风雨前行的见证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年届83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所推动的两国之间的交流遍及各个领域。
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由北大国关学院副院长袁明教授主持，北大校长许智宏向基辛格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许智宏对基辛格博士在外交领域和学术领域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不仅以高超的智慧和技巧推动了中美建交这一历史性事件，并且在学术领域多年来勤学深思、著述颇丰，能够授予基辛格教授以名誉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的荣幸。
授予仪式结束后，基辛格博士发表了演讲，他表示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欣喜，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北大正在走向开放、融合与多元。他还以一个历史开拓者的身份，将新的历史机遇寄托在北大学子身上，希望他们通过学习获得以世界的眼光来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积极参与到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业中去。
尽管年事已高，基辛格仍然继续关注中国。2007年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不应该阻止中国的崛起，必须面对中国，进行合作，来解决当前各种各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