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曾国藩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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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内圣外王——懂得隐忍你才会赢得成功(3)

过了不久,东胡又派人来索要单于的一个阏氏(单于的妻子称为阏氏),冒顿又问左右大臣。左右大臣都义愤填膺,说:“东胡太没有道义了,竟敢索要阏氏,是可忍,孰不可忍,请您下令发兵攻打他。”

冒顿说:“为了一名女子和邻国大动干戈,损失人马牲畜无数,太不值得了,况且和人家邻国友好,何必吝惜一名女子。”便又把东胡索要的阏氏送了出去。

东胡王见所求辄获,意气骄横,根本瞧不起冒顿单于,又派使者见冒顿,说:“你我两国边境之间有块空地,有一千多里,你匈奴也到不了那里,把这块地送给我吧。”

冒顿又问左右大臣该如何。左右大臣们说:“这本来就是块无用的土地,给他也可以,不给也可以。”

冒顿闻言大怒,说道:“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把土地送给别人?”

凡是说可以把地给东胡的大臣都被他斩首,然后下令国中,集中兵马,有敢迟到者一律斩首,便亲率大军袭击东胡。东胡素来轻视匈奴,全然不加防备,冒顿一举消灭了东胡,把东胡的百姓和牲畜占为己有。

冒顿弑父自立,虽属自保,也显露出他凶猛残忍的天性,然而面对东胡的无理要求,却一忍再忍,而且忍常人所不能忍,这是因为他要成就常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

当时东胡最为强大,东胡敢于提出无理至极的要求也是倚仗自己的实力,索要千里马和阏氏不过是想挑起事端,以便自己出师有名,假如此时冒顿不答应请求,正式开战,一定占不到上风。

冒顿偏偏都忍住了,要马给马,要人给人,就是不给你开战的理由。另外也以谦卑懦弱的姿态达到骄敌、愚敌、痹敌的目的,同时用所受到的耻辱来激发国内斗士的血性,“知耻近乎勇”,耻辱常常会增强斗志。

东胡见所求无不获,心满意足,既不把匈奴放在眼里,也不屑出兵攻打了,却不知“骄兵必败”,在表面的胜利中,已经输掉了最关键的战争要素。

冒顿战胜东胡的智慧,正是以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为指导思想才成功的,或者说是一种退一小步而进一大步的胜利。倘若东胡是一块巨石的话,那么冒顿就必须要让自己成为一堆棉花,而不是同样硬的岩石,因为棉花与巨石相碰,则会很轻松地将其包在里面。而如果巨石与巨石相碰,必然会两败俱伤。

至柔治刚的智慧并非让我们在面对强者时一味退缩、忍让,而是让我们适时地避开锋芒,与别人巧妙的周旋,最终达到制胜的目的。历史上最有名的以柔克刚的事例莫过于《将相和》——蔺相如正是善于使用柔术,不但避免了窝里斗,还使廉颇自己认识到错误、主动请罪的。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遇到问题应该以冷静的心态去对待,在某些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上不妨退一步,以一种柔弱的态度转到另一个方向去解决,这就是那些会办事的人通常采取软硬兼施手段的原因了。

听取别人的意见

沅弟左右:

此次洋枪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处,一一指出。

盖前次以大价买来,若过于吃亏,不能不一一与之申说也。吾固近日办事名望,关系不浅,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则谓我不应述及外间指摘,吾家昆弟过恶,吾有所闻,自当一一告弟,明责婉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可秘尔不宣?鄂之于季,自系有意与之为难,名望所在,是非于是乎出,赏罚于是乎人,即饷之有无,亦于是乎判。

去冬金眉生被数人参劾后,至钞没其家,妻孥中夜露立,此岂有万分罪恶哉?亦因名望所在,赏罚随之也。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仇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筏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息。

吾愿弟弟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向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其雌雄,反忘外患。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耳。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曾国藩很不愿意见到他的各位弟弟在家中闹矛盾。故而在家书中指出“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其雌雄”影响偏激与固执对任何事情的成功都没有益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就不会成为一个固执的人。别人的意见一句都不听,不管有没有道理,就是不予理会,这就是固执了;如果别人的建议无论好坏一味接受,丝毫不敢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就毫无气魄、没有主见。

如果能适当的采纳别人的建议无形中就能提高对方的自尊心,加深彼此的感情,有利于人际交往。同时,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不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在顺境中,听取别人的意见可以使自己保持冷静的头脑,无往不胜;在逆境中,善听别人的意见可以使自己鼓起奋进的勇气,知难而进。

我们都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样的大道理,可现实是,我们谁都不愿意听那些“逆耳忠言”,都喜欢那些“甜言蜜语”。

听听隋炀帝说的话吧,他说,“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自说其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如此露骨的宣称自己就是爱听奉承话,实在是让人汗颜。像他这样的虚荣之人,哪里会长久地统治江山?果真短短的15年后,就众叛亲离,国家易主,他也由此背上了千古骂名。

有一则寓言说的是住在北邙山的一家,主人叫弥子麂。在他家办喜事的时候,笼中的喜鹊在一边婉转鸣唱,槐树上的乌鸦却“呱呱”乱叫,扰乱了喜庆的筵席。这时,一位老人经过说:“乌鸦是天使,它在警示人们洪水要来了!大家赶快逃命去吧!”

而这位弥子麂却不信,认定乌鸦是丧门星,报忧不报喜,会带来灾难,而喜鹊报喜不报忧,唱歌说明根本没有洪水。于是,弥子麂一家三代36口人坚守“家园”。不料洪水果真来了,要逃跑为时已晚,弥子麂一家全都做了水中鱼鳖。

《汉书·霍光传》中也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在他新房盖起来后,宾客人人称赞。但有人却说,这烟囱太直容易喷火星,柴草(薪)堆得太近,容易发生火灾。这些都惹得主人很不高兴。不久,主人家果然失火,亏得邻居及时赶来把火扑灭,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事后,主人杀牛摆酒,酬谢前来救火的邻居。他特地请那些被火烧得厉害的人坐在上首,其他的则按照出力大小安排座次,唯独没有请建议他改砌烟囱、搬走柴薪的那位客人。

由于虚荣心在作怪,很多人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或过失。如果我们能少一点虚荣心,在事前能不断听取别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在事后能虚心地放下架子承认不足或过失,那么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也常常会碰到一些给我们找点刺、挑点小毛病的人,虽然他们有时会让我们不高兴,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却不能缺少这类人,他们可以让我们时时警惕,少犯错误。一个人如果缺少了提醒,缺少了约束,那么他离身败名裂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古今多少腐败案例,探其根源,皆是因缺少了权力的监督,个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只手遮天,最后走上了不归路。

奉承话虽然听来顺耳,却能害人;有些忠告听来虽然是让人心生不快,但那却是真的在助你。所以,作为人,一定要克服自己的虚荣心,不要只听那些悦耳的“歌声”,也要适时地听听那些逆耳的忠言吧。

良药再苦,我们也会捏着鼻子将其咽下,因为不咽下去就要忍受疾病的折磨,良药的目的是治病。同理,忠言虽然听起来不舒服,远没有那些美妙的溢美之词受用,可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以后不付出更大的代价,还是耐心一点,宽容一点,听听那些善意的忠告吧。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要学会倾听与分析别人的建议、不固执,不仅对他人而且对自己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藏住自己的锋芒

沅弟左右:

九月初六接弟八月廿七八日信,初十日接初五樊城所发之信,具悉一切。

“顺斋”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换替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

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同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

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奉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贼匪此次东窜,东军小胜二次,大胜一次,刘、潘大胜一次,小胜数次,似已大受惩创,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陕洛,即窜鄂境,或可收夹击之效。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戳,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余详日记中,顺问近好。九月十二日。

曾国藩信奉的“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的观点完全是一种中庸之道。然而,这种中庸之道,在名、权的明证暗斗中不失为一种自保的好手段。

一个人,才识超群或机敏过人,便想在别人面前表露,以图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然而,这样做会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在某些特殊的环境和场合下施展才能,往往会事与愿违,甚至还会招来祸端。

语文教材中的《杨修之死》便是很好的例子,后人写诗叹杨修时说:“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杨修之死就在于他的聪明外露。

有才者露才并无不对,唯一要注意的是地点、场合,只有这些对了才不会因妒生祸。

对曾国藩而言,他的做法则是瞒住自己的锋芒、以圆通方式待人。我们知道,锋芒与圆通是做人的两大学问。曾国藩认为:“锋芒露凶气,圆通显和气”。怎样做到圆通呢?必须瞒住锋芒!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如,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掳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一味讲求含糊厚重,绝不轻易暴露自己,将来修炼得十分成熟,身体也健康,子孙也会受用无穷。如果不习惯于机巧变术,那么时间越久,人越觉得你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