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讲,民众对政策的崇拜依附心理决定了官德建设应先于民德建设。在我国历史上,几千年间,无论是大一统的王朝,还是处于分封割据状态的各个小王朝,都实行中央集权制,搞封建专制主义。在这种强权体制下,人们只能唯上是从,看上面的眼色行事。在西汉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从而使儒教成为世代相传的正统思想,使得中华民族对专制思想、专制文化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并逐渐融入自己的骨血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人们没有任何疑问地接受了“政府万能”的神话。政府的一个指示、一个命令可以改变千百万人的命运,我们每个人都依赖政府而存在,政府的作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社会,从思想到教育,每个人都感受到政府无所不在的威力。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在专制和集权的大一统天下里,已逐渐形成了浓厚的依附政府情结和“官本位”思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一切接近他们身边的权威,并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着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并潜移默化地转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这就是说,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是以政府官员的行为为榜样的,由此而形成了“官清民纯”或“官污民浊”的不争的事实。
从现实上讲,各级党政官员是党和政府形象的直接体现者,官员的作风与形象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识、评价和信任,官员的表率作用能使全民族的道德建设易于形成燎原之势。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今官德状况如何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总是从各级官员的道德言行中感悟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以此来认定并调整自己的道德行为。官德建设成了社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切入点和风向标,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成效。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和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少数领导干部德行龌龊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官员的道德水准低下,乃至恶劣,那么他在政治上必定左右摇摆,甚至投机钻营;在思想上,必定个人利益至上,甚至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在经济上,必然以权谋私,甚至贪污受贿;在生活上,必定贪图享受,甚至腐化堕落。江泽民同志说得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归根到底还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以身作则,做群众的表率。身教重于言教,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能对别人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另外一套。”可见,相对于国民的道德建设,官德建设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性的示范作用。官风正,民风纯;官风靡,民风倒。
因此,与其进行大规模的国民道德建设,不如以官德建设为先,以官德建设为重。
国家官员代表国家和政府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组织管理各项行政事务,肩负着带领民众“治国”的历史使命,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官德建设优先更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对阶级统治和安国兴邦而言,官德具有维系功能。在中国历史上,“桀以奢亡,纣以淫败”。他们开创了权力——腐败——衰落的恶性政治轮回之先河。中外历史发展也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腐败,权力腐败必将导致权力的消亡。而作为对当权者行为的种种界定和约束的官德,对权力角色具有指导、约束和监督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它是赢得民心和民意的重要砝码,直接影响着统治的稳固和国家的治乱兴衰。其次,对官员有效履行行政职责而言,官德具有保证功能。官员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科学高效地执行公务活动,不仅取决于其能力大小,也取决于道德水平的高低。各级官员如果没有明确的为公共利益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没有实事求是、忠于职守的道德品质,就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如果没有忠于职守、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团结合作的道德素养,就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力,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工作集体,因而也就不能高效地开展工作。可见,进行官德建设是实行行政管理科学化、高效化的重要途径。最后,对官员自身完善而言,官德具有动力功能。官德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实现官员自身完善的坚实基础,启迪和指导各级官员树立责任感、荣誉心,激励其觉悟和奉献精神,搞好本职工作。同时,官德成为各级官员的道德行为的指南,并成为其坚定不移的内心信念,不仅有助于增强官员自身抗腐能力,也有助于真正有效地发挥监督与制约的效能,从而从双重意义上有助于廉政建设,推动官员自身的道德完善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4.领导干部要把官格与人格统一起来
领导干部“官格”与“人格”的分裂使其集善恶于一身,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致使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良莠莫辨的混乱局面。
人格是做人的资格和品格,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是其内在道德品质、道德规范与外在道德实践的统一体。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人格内在统一性,其行为就会经常处在几种相互抵触的动机支配下,这个人就会不正常,就会出现多重人格,诸如病态人格或分裂人格、反社会人格等。人格表现在官员身上就是“官格”,“官”首先也是人,因此“官格”中包含着“人格”的基本内容,具有不良“官格”的领导干部,在其道德结构中存在着“官格”与“人格”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因素在不同的领域和场合中交替起主导作用,支配其行为,使其集善恶于一身,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使其会上会下、公开私下、职务行为和非职务行为、现实与虚拟、道德认知与实践的不一致,从而引发“官格”与“人格”分裂。当一个领导干部处于“官格”与“人格”分裂状态时,其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即使是贪官也不例外。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近些年来,“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官员屡被曝光。官员贪腐与迷信结合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占卜算命。中毒最深者当属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他请“大师”预测到有当大官的命,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在水库上架起了一座桥。
另一种是:求神拜佛。最典型的就有曾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丛福奎,因1997年未能当上省长而到处烧香求神拜佛,并与“女大师”勾搭鬼混,以做佛事、善事等为幌子敛取钱财。
还有一种是:建庙修祠。宁夏青铜峡市新井煤矿负责人叶占华选举落选后,听命于“神仙”安排,私自斥资13万元修建庙宇以“避晦气、图吉利”。
再有一种是:垒坟造墓。原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冯文超历时近3年修建一座占地400多平方米,刻写“官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华“活墓”。
此外,还有念经信符、择日选辰等等。
领导干部“官格”与“人格”分裂主要是指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说与做采用双重标准的行为。通常表现为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说的比君子动听,做的比小人可恶;对别人一套,对自己一套;教育别人清正廉洁、情操高尚,自己却贪污受贿、腐化堕落。
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曾动情地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这位“心系百姓”的成主席最后因受贿4000多万元被判死刑。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事发前,时常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自我标榜,就在他被“双规”前两天的市委全会上他还声称要严守纪律,把风清气正的环境营造好。正是这些人的两面性与虚伪性,使得社会本应是光明的而增添了阴暗,本应是有序的而增添了混乱。这些人的两面性与虚伪性不但彻底失去了“官格”,而且更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人格”,同时他们的这种“官格”与“人格”的分裂还具有传染作用,对其下级领导,尤其是青年干部产生恶劣影响。所以,在年轻干部中,这种道德“分裂症”在一些人身上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诸如知而不行,言行脱节,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道德行为,在体现主体的道德境界上相矛盾,人前人后表现两面性,职场上在上级面前表现出一副清正廉洁的作派,而在另一场合就恣意妄为,很少考虑什么道德规范和行为后果。
如果领导者的“官格”和“人格”不健康,即使他知识再多,智能再高,也不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甚至会与社会对立。法国哲学家蒙田说过,当知识被装入一个设计糟糕的头脑中时就显得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领导者的官格和人格,既关系自己的健康与幸福,也关系祖国的命运和前途。
所以,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挑战,领导者廉洁修身就需要非常注重培养“官格”与“人格”一致,努力在个体与社会、台上与台下的相互作用和交错中避免“官格”与“人格”的分裂,这既是官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推动社会公德建设的关键。凡注重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在“官格”与“人格”双重修养方面都具有完善、健康的一致性。
5.官德丈量着领导的高度
领导学既不是为了培养阴谋家,也不是为了培养理论家,它的目的是培养出扎扎实实、德才兼备、身体力行、深受拥戴的领导人才。
据《论语·颜渊》所载,子贡曾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政事的问题,孔子回答了三项,即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政府。
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会死,失去人民的信任,国家就不保了。看来,在孔子眼里,为政最紧要的不是军备,不是粮食,而是取信于民,这是为政之德的根本所在。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林肯的当选,对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当然不愿意一个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当总统。为了重新夺回他们长期控制的国家领导权,他们在林肯就职之前就发动了叛乱。1860年12月,南方的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宣布脱离联邦而独立,接着密西西比、佛罗里达等蓄奴州也相继脱离联邦。1861年2月,他们宣布成立一个“美利坚邦联”,推举大种植园主杰弗逊·戴维斯为总统,还制定了“宪法”,宣布黑人奴隶制是南方联盟的立国基础:“黑人不能和白人平等,黑人奴隶劳动是自然的、正常的状态。”
1861年4月12日,南方联盟不宣而战,迅速攻占了联邦政府军驻守的萨姆特要塞。林肯不得不宣布对南方作战。林肯本人并不主张用过激的方式废除奴隶制,他认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先限制奴隶制,然后逐步加以废除,而关键是维护联邦的统一。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北方政府根本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只是仓促应战,而南方则是蓄谋已久,有优良的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所以,尽管北方在多方面都占有优势,还是被南方打得节节败退,连首都华盛顿也险些被叛军攻破。北方在战场上的失利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多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扭转战局。
这时林肯才意识到,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废除奴隶制、解放黑奴。
1862年5月,林肯签署了《宅地法》,规定每个美国公民只交纳10美元登记费,便能在西部获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之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这一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南方奴隶主夺取西部土地的可能性,同时也满足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大大激发了农民奋勇参战的积极性。1862年9月,林肯又亲自起草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草案。1863年1月1日正式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宣布即日起废除叛乱各州的奴隶制,解放的黑奴可以应召参加联邦军队。宣布黑奴获得自由,从根本上瓦解了叛军的战斗力,也使北军得到雄厚的兵源。内战期间,直接参战的黑人达到18.6万人,他们作战非常勇敢,平均每三个黑人中就有一人为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1863年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纲领性口号,从而使战争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
这两个法令的颁布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最终导致历时四年的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林肯走的是取信于民的路子,他颁布和实行的两部法令就是将实实在在的利益明白无误、确凿无疑地告诉农民和黑奴们,从而用诚信赢得了民心的拥戴与民力的支持,于是他所代表的北方政府就立于了不败之地,胜利也就水到渠成了。南北战争被称为继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林肯成为黑人解放的象征。由于他的卓越功绩,1864年11月8日他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不难看出林肯的成功取决于他的取信于民,而他的这种崇尚诚信,是他一贯的信条,也正是靠了这一信条,才使他赢得了第一次竞选总统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