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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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3)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沦之,雕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还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糜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尤其要雇佣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增加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的做法,在当今之世并不罕见,可是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学者杨联升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989~1052年)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意识。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以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

管仲治齐,很快就成为最强盛的国家,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成为诸国的盟主,《史记》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整个春秋时期,齐桓公是第一个霸主。

然而,无论是齐桓公还是管仲,都没有取周而代之的雄心,也没有兼并各国的想法。他们理想中的霸业,就是成为列强中的老大,当一个“国际警察”。因此在列国事务中,管仲提出的口号是“尊王攘夷”。齐国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是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的兵力,管仲却没有用它去征伐四野,而是“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在列国之间的公共关系上,管仲也显得大手大脚,他派出80个使节(“游士”)驾着高头大马,载满珍贵的服饰和珠宝,到各国去访问。当其他国家的使节到齐国来时,管仲则让他们空囊而来,满载而归。

管仲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轻重戍》中便记载了两则十分精彩的案例。

齐国旁边有两个小国,莒国和莱国,多年以来与齐摩擦不断。齐桓公即位后问计于管仲:“莒、莱两国又有农田,又特产紫草(一种染料作物),国力不弱,如何对付?”管仲说:“这两个国家出产紫草,而我们却出产铜,您就派遣一些没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去采矿冶铜,铸成货币,再用它高价购买两国的紫草。”

莒、莱两国的国君听说齐国高价收购紫草,当然大喜过望,在他们看来,铜币是人们所珍重的,而紫草则是我国特产,用我们的特产换取齐国所有的铜币,这样一来,齐国终将被我们兼并。于是,两国民众在政府的号召下纷纷放弃了粮食生产,去种植获利更高的紫草。第二年,管仲突然命令所有采矿冶铜的士兵全部回去种粮。然后,停止向莒、莱两国进口紫草。如此一来,两国粮价顿时大涨,每钟粮食竟高达370钱,而齐国的粮价只有每钟10钱,莒、莱之民纷纷投靠齐国。经此一役,两国国力大减,不得不归附齐国。

另一场商战发生在齐和鲁、梁之间。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特别是鲁国,向来与齐国并称“齐鲁”。

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色彩光亮、质地丝滑的丝织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同样跟随。很快,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梁两国进口。为了大张声势,他还特意安排齐桓公穿着绨衣到齐国与鲁、梁交界的泰山南面去炫耀了十来天。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对他们说:你们为我织绨10匹,我给你们300斤铜,如果织了100匹,我就给3000斤铜。这样一来,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财用也足够了。

鲁、梁两国如同莒、莱一样,果然中计,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农事因此荒废。一年多下来,粮价果然暴涨。到了这时,管仲如法炮制,下令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关口,不再进口一匹绨布。两国经济顿时崩溃,难民纷纷涌入齐国,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反而促进了农业的生产。鲁、梁从此一蹶不振,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

管仲用不起眼的紫草和绨布,不战而屈四国,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他无疑利用了列国间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让人叹服。

管仲治齐40年,国强民富。都城临淄成为最繁华富足的城市,据计算其居民达30万人之多,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它不可一世的繁荣景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在漫长的两千年动荡国史上,生活在这40年的齐国人应该是最幸福、平和的人民之一。一位失意商人、胆小逃兵竟然有如此早慧和高超的治国才能,只能说是一个异数。

管仲留传下来的文字很多,思想庞杂,几乎是道家、儒家及法家的渊源,到西汉初期,刘向搜集到了564篇署名为“管仲”的文章,他比勘审定,定著86篇为《管子叙录》,这成为流传后世的《管子》母本。然而可叹的是,管子的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被重视,他的人品及某些做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受到了学者的争议,在《论语·宪问》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子贡说:“管仲怎么能算是仁者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非但不跟着死,还去当了仇人的相国。”倒是孔子讲了一句公道话,他说:“管仲一匡天下,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可能还是一个披着头发的异族人。”

尽管如此,后世的儒家,特别是宋代之后,对管仲一直颇有微词。除了崇尚奢靡、鼓励消费的做法与他们格格不入之外,管仲的“霸主之道”,在某些治国者看来也是“迂腐”的。

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没有“及时”地开疆拓土。管仲那些维持列国秩序的行动,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每次都是形式大于内容,各国表面上服从于齐国,实际上各怀鬼胎,互相戈伐,而齐桓公和管仲对此也无可奈何。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竟然饿死宫中,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跟管仲一样,齐桓公是一个纵情享乐的人。《管子·小匡》就说他有“好田”、“好酒”和“好色”之“三大邪”,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一群无聊的弄臣,其中一位叫易牙。有一次,齐桓公自言自语说,他吃遍了天下的美味,就是没有吃过人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儿子煮了,端着肉献给齐桓公。管仲临终之前,再三告诫齐桓公远离易牙等人。可是,让一个统治者戒掉佞臣比戒掉毒品还难,公元前643年冬天,齐桓公卧病不起,立嗣之争顿起,易牙把齐桓公关在宫内,将门窗全部封死,还在外面筑起围墙。一代霸主就此活活饿死。

自齐桓公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还有四个,分别是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是为“春秋五霸”。后四位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不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