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禁止满汉通婚，咸丰帝却非常喜欢汉族美女，尤其爱看汉族美女的三寸金莲，是一个典型的“玉笋恋”者。当时咸丰帝住在圆明园，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派两个汉人心腹，分别到扬州和金阊等地，购买到4名漂亮的汉族民女，咸丰分别给每人设立了高大宽敝的院子，让她们养遵处优。这4名汉族美女，号称“四春”，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四春之外，后宫美女如云，咸丰随时宠幸。其中，他最喜欢的恐怕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当时的懿贵人。不过，有了四春以后，咸丰对慈禧的恋情就渐渐淡了。
在贪色的同时，咸丰还贪戏、贪美酒，甚至贪食鸦片，致使本来就虚弱不堪的身体入不敷出，终因抵抗力太低而患了“痨病”。“痨病”就是肺结核，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
清帝礼重道士，信奉道术，咸丰帝也不例外。凡是信道术的的皇帝，都对女人和房中术特别感兴趣。面对成群的妻妾，咸丰还不满足。一个近侍告诉他，京城有个姓曹的寡妇黑发披肩，皮肤洁白如玉，床上功夫不凡，咸丰帝听后砰然心动，立即带着心腹前往，果然见这位曹寡妇天生丽质，不仅容貌美丽，皮肤白晰，眼如秋波，勾人心魄，还长着一双小脚，脚上穿着一双绣花的小鞋，真是一个天生的尤物。咸丰帝望着她的三寸金莲和俊俏的模样，一时高兴得不能自制。他二话不说，就把这位曹寡妇引入宫中包养。宫人们看到皇帝对她特别宠爱，就称她为娘娘，私下仍称她为曹寡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据说咸丰帝喜欢和恭亲王的长子一起嫖娼行乐。兄弟二人吃了春药后，经常出入于烟花酒楼。听说京城有一位雏伶，名叫朱莲芬，美貌如仙，还能歌善舞，令京城王公大臣趋之若鹜。两位风流大臣得到美人的芳心，一个是御史陆懋宗，一个是吏部大员龚引孙。咸丰闻讯后，横刀夺爱，立即召见朱莲芬，并被她演唱的昆曲所倾倒！从此，朱莲芬就被咸丰所独占。那个不识时务的陆御史还想见到朱莲芬，可谈何容易！无奈之下，他大胆地向皇帝上了一封奏疏，说皇帝以天下之尊，宠上一个戏子，成何体统！唯望皇帝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要再宠幸朱莲芬了。咸丰看到奏章，不禁哑然一笑说：“好一个陆懋宗，敢出此言！”遂拿起朱笔，在奏折上批道：“如狗啃骨头，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但咸丰帝并不加罪于陆懋宗，陆懋宗见了皇帝的朱批，噤若寒蝉，连个屁也不敢放了。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咸丰帝的儿子同治帝，在酒色问题上与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治帝为慈禧太后所出。同治十一年，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开始为同治帝选后。在数百名“秀女”中，经过反复筛选，剩下了四个候选人。在选谁的问题上，两宫太后意见相左，争执不下。同治也知道选后是大事，早已有了主意。
正式选后那天，四位候选人出现在同治面前。同治拿着代表选皇后的玉如意，望着四个如花似玉的八旗名媛，既兴奋又紧张，当他正要递出如意时，慈禧太后正色地说道：“皇上，立后可是大事，你可要想明白了……”此时此刻，同治帝感到口干舌燥，他啜了一口太监递上来的茶，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一下子把茶泼在地上，让两个候选皇后的少女从地上走过。只见一个提起漂亮的皮袍低头看着地上的水，小心翼翼地从茶水上走过去；一个像平常走路一样，迈着端庄稳重的步子，缓缓从茶水上走过。早已有了主意的同治转身对两宫太后说：“提衣服的爱衣，不提衣服的知礼。选后取德，选妃取貌，儿愿立知礼的崇绮的女儿为后。”接着，同治帝把玉如意递给了崇绮的女儿。选后就这样一锤定音了。大婚之后，同治帝见皇后端庄沉稳，不苟言笑，对她愈发敬重。知书达礼的皇后，以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和明太祖的马皇后为楷模，经常规劝同治帝用心读书，并同他一起吟诗励志，使同治帝更加高兴，慈安太后也对他们给予赞许。
可这桩婚姻违背了慈禧太后的意愿。原来，慈禧看上了员外朗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因为她看上去性情柔和恭顺，立她为后，慈禧就可以顺利地凌驾后宫，左右一切。大婚不久，作为婆婆的慈禧太后就斥责皇后阿鲁特氏不懂规矩，要她抽出时间专门学习宫中仪制，实际是想把她同皇帝分开。同治帝曾竭力为皇后辩解，慈禧太后反而变本加厉，下令中断同治和皇后接触。同治虽然表面上惟母命是从，但内心产生了无比的愤怒和不满，一堵气搬出养心殿，到乾清宫西暖阁去独宿。从此，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独栖中宫，再也没有见到皇帝。后来同治帝病重，阿鲁特氏前去看望，还被慈禧责罚一顿。最后，阿鲁特氏终于被慈禧逼死。
政治上由慈禧作主，婚姻上不得自由，年轻的同治帝精神几近崩溃。孤枕难眠，同治帝在恭亲王长子的引诱下，走上寻花问柳的邪路。这堂兄弟二人经常微服出宫，混迹于酒馆、妓院，嫖娼狎妓。当时京城有名的妓女，几乎都被同治帝宠幸过。
有一天，是同治帝按例召见军机大臣的日子，众军机大臣早已上朝等候召见，一直等到太阳高悬，却迟迟不见皇帝出来。原来，皇帝在一家妓馆里玩了一个通宵，还没有尽兴，竟然把召见军机大臣的大事都忘了。
为了避免被王公大臣撞见，同治帝还经常光顾那些被认为是大人物不会去的低等妓馆。后来同治帝早殇，据说是因为光顾肮脏低级的妓馆而染上了梅毒。皇帝在外面染上梅毒这还了得，太医院院长李德立不敢如实禀报，竟说皇帝患了天花——天花与梅毒的症状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于是按照治疗天花的办法给同治帝服药。据清医案研究人员披露，同治帝确实患过天花。经过一段时间调理后，同治帝的病情有所好转。
有一天，苦命的阿鲁特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夫皇”，当时同治帝神志尚清，看见皇后愁眉苦脸，血泪斑斑，于是问起原因。谁知早有太监将他们相会的情况报告给了慈禧太后，慈禧慌忙赶来，躲在屏风后面听墙根。夫妻二人谈到“总有出头之日”时，慈禧突然推倒屏风，露出真面目。她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拉，一撮头发连同头皮都被揪了下来。又劈脸猛击一掌，打得皇后血流满面。慈禧还不罢休，又叫来心腹太监，棒打皇后。目睹惨状，同治帝惊骇不已，顿时昏厥，从龙床上跌落在地，从此昏迷不醒。太医赶到时，他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次日夜晚含恨而死。
中国古代最早的“红灯区”
中国现今还没有官方批准和认可的“红灯区”，所以人们一直把有无“红灯区”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分界，以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红灯区”，社会主义与“红灯区”冰火不相容。这种理论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但是，中国的“红灯区”古已有之。据性学专家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开始正式设立国营妓院，其目的是为了收税。褚学稼在《坚瓠集续集》中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闾”是门的意思，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是为中国国营妓院的开始。此外，管仲创设妓院的目的，还有解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性饥渴，吸引各国游士，以及供齐齐桓公娱乐等。管仲创设妓院以后，各诸侯国纷纷仿效。有些诸侯还利用妓女大搞美人计制服强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建宫室，广蓄美女，出现了许多为皇家服务的宫妓，她们以歌舞献艺为主，给皇帝“侍寝”为辅，而有些宫妓则主要是卖淫。到了汉代，宫妓更盛。随着征战的增加，又出现了为军队服务的营妓。继之，又出现了以卖淫为生的市妓，以及为豪门贵族服务的家妓、私妓。唐代由于社会富足和开放程度提高，市妓达到空前“娼盛”的程度。到了宋代，由于国力衰退，加上程朱理学的影响，宫妓、家妓、私妓逐渐减少，只有开封、杭州等繁华城市才“灯红酒绿”，妓业长盛不衰。据史书记载，宋徽宗、宋礼宗等好色的皇帝经常光顾妓院，分别迷上了妓女李师师和妓女唐安安。
到了明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破土而出，社会上的性交易日益频繁，妓业汹汹兴起难以阻挡。以铁腕统治著称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下过禁娼令，但他挡不住卖淫嫖娼的洪流，又不得不恢复了妓院，从而使南京的秦淮河成了中国名副其实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红灯区”，全国先后出现了柳如是、马湘兰、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等“彪炳史册”的名妓大腕。
朱元璋恢复的“红灯区”也极大地腐蚀和祸害了他的子孙后代——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一个比一个荒淫，甚至长期不上朝理政，使一个泱泱大国的朝政荒废下去，最后走向了灭亡！
小结
孟子云：“食、色，性也。”就是说，性同吃饭一样是人的天性。人不能不吃饭，也不能没有性生活。于是，在一些从正常渠道得不到性享乐的地方，卖淫嫖娼便应运而生，尤其在商业社会，随着人们流动性的增加和人际关系的不断扩大，社会对临时性的性需求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卖淫嫖娼总是大有市场的症结所在，也是现今的扫黄打非工作屡屡不能大获全胜的根本原因。
宋代大儒程颢、朱熹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自宋朝中期以后直至明、清，统治者都多次禁止卖淫嫖娼。放牛娃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严禁官吏宿娼，规定：“官吏宿娼，罪并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看来够严厉了，把官员嫖娼视同杀人之罪，即使遇到赦免也终身不能为官。清朝初期，顺治、康熙、雍正三代有作为的皇帝，都禁止并取缔过卖淫嫖娼。雍正帝还下令废除了明朝留下来的“贱民”阶层世代为娼妓的做法，将她们恢复为良民。但是，卖淫嫖娼像瘟疫一样，屡禁不止，甚至愈禁愈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拥有三宫六院的皇帝们，诸如宋徽宗、宋礼宗，以及晚明和晚清的许多皇帝都沾染上了嫖娼的恶习，并由此荒废了朝政，走向了堕落，断送了江山。皇帝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卖淫嫖娼的丑事如果仅仅发生在民间，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除了破坏夫妻关系、败坏社会风气外，也只是丑了嫖客和妓女，顶大涉及到他们的亲朋好友；而这样的丑事如果发生在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员身上，那就无疑丑了整个朝廷和整个官场，尤其是当这种丑恶同权利和金钱联系在一起时，就更加丑陋不堪！所以，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严禁官员嫖娼。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现如今，我国严禁党员干部和各级官员嫖娼，抓住一个处理一个，毫不手软，毫不留情，原因就是宫员们的嫖娼丑行不仅丑了自己，更为严重的是丑了政府，丑了执政党！所以，国家和执政党永远和嫖娼卖淫行为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