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不是个好日子，后来被定为世界艾滋病日。
半年后，深交所终于正式挣出来了。1991年7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市长郑良玉、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邱晴、香港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等出席深交所开业仪式，明灯高挂。
虽然这次正式开业比前次试开业隆重得多，但在业内，多承认深交所是1990年12月1日成立的。孩子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
对于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不同，王健总结出了几条：
“体制不同。上交所上下一致，券商愿意当会员，上交所顺利地实行了会员制。而深交所一开始实行公司制，为什么？因为深圳市政府没给钱，券商也没钱去雇人、去买系统，所以不得不实行公司制，深交所直到正式开业才改为会员制。但是，两个交易所尽管是会员制，章程也是由会员选举理事，由理事会任命总经理，但后来实际做法是证监会委派理事长及总经理，连起码的法规都不遵守。”
“交易系统不同。在委托交易指令程序方面，上交所是开放的，股民无须转入款就可以在上交所任何一家营业网点进行委托。而深交所的委托系统是封闭的，股民只能在一家券商的营业部进行委托。为什么这样？因为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深交所这样做，说是防止交易混乱，其实这样极大地限制了股民的投资热情。就好像银行一样，如果不能通存通兑，不能在任何一家营业部存钱取钱，就太不方便了。”
“电脑系统不同。上交所采用惠普公司的小型机，速度快，成交量大。深交所是微机联网系统，这就形成了交易瓶颈。这是当时深交所开业时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的指示造成的，深交所当时要求买TENDON机，可大可小，既不浪费资源，又可以进行大型和迅速的处理。”
“成交原则不同。上交所采用的是最高买入价与最低卖出价优先成交的原则，这样有利于增加成交量，但市价的波动也比较大。深交所采取以前一笔成交价为基础，向上向下各取一个价位，取截止价为成交价的原则，这种成交限制比较多，成交速率也比较慢，但市场波动却很小。就开盘价的产生而言，上交所不存在集中竞价，直接进入连续竞价，其实集中竞价是国际惯例，在这一点上上交所没有按国际惯例运作。”
“清算和交收系统不同。上交所没有把清算和交收分割开来，简便快捷。而深交所只负责一级清算，二级清算以及过户、登记都由登记公司和券商来完成。很明显，上交所统一交易统一清算效率高，内幕交易不易形成。而深交所的做法容易产生内幕交易，损害股民利益。这是三足鼎立造成的，是脱裤子放屁。”
1991年王健突发急病，之后淡出深交所，禹国刚以副总身份主持工作。1993年7月，中国证监会派夏斌出任深交所总经理，禹国刚淡出。王健认为，夏斌任内最大的业绩是结束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当然，其间周建南也功劳大大。
2007年，退休后的禹国刚到长江证券去开户，旁人觉得难以置信：“怎么搞了一辈子股票，现在才开户？”禹国刚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炒股票了。”
【人物】深交所王健“忍”字上墙
本来王健官运不错。1986年王健36岁，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当一个副科长，正逢深圳公开招聘12名局级干部，王健一考中的，正科、副处、正处、副局，连升4级。1987年3月，王健走马上任新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副行长。两年半下来，深发展大有发展。
1989年10月王健下台，一肚子气。张鸿义原是王健的上司，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后任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对王健说：“过去的事就算了，要往前看。”想往后看也不成了，张鸿义把王健想去的招商银行的路堵死了。王健只好往前看。张鸿义所说的往前看，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
说是证交所筹备组，除了一纸任命书外，一切皆空，无兵，无钱，无房。“这和深圳发展银行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在那边，出入都是豪华车，有的是钱，每年赢利几千万元，光总经理室的活动经费每年就上百万元。在这边，买资料也得自掏腰包。”
虽然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成立已经有一年了，但没做什么事，上面给专家组的20万元一分也没花出去。也难怪，领导小组的成员都是各部门的领导，比如副市长张鸿仪、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董国梁、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王喜义和萧少联，经济发展局局长叶连捷、体改委主任陈道怡、财政局副局长金明、工商局局长龚培连、税务局副局长吴声文、法制局局长张灵汉、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总经理廖熙文等——都是领导，是挂名的，不是干活的。
要干活就要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当时王健的主张明显是少数派，这使他时时怒火冲天，他写道：
“我把一个巨大的忍字挂在客厅的墙上，一个满脸血气的硬汉，强迫自己在心头悬上一把钢刀，那滋味恐怕不会比断臂切肤好受多少。为了股市，不得不去忍！去忍辱负重！偏在这时，一位了解我的同事送来一把三尺宝剑，说是送给我镇邪。火红的剑穗，为我的斗室增添虎虎生气，一直被压抑的情绪从那火红的光焰之中得到安慰。世上难得几知己，在四周一片讨伐声中，得到同事如此支持，我真是感慨万千。于是在我的客厅中，出现了极难统一的格调：一面是忍字当头，一面是疾恶如仇；一面是忍辱负重，一面却是寒光四射，锋芒毕露。这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凝聚于一墙之上，足见得深圳股票市场的立法和体制建设的艰难。”
但本性难移。199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刘鸿儒副行长来深交所筹备组视察，操作人员当场进行了模拟运行表演。之后张鸿义副市长复来。“我们希望他能拍板尽快开业，但那天他可能心情不好，看后没说什么，只是掀起电脑摸摸下边，满脸严肃说这下边怎么这么脏啊？我当时也不知是哪来的邪火，简直是莫名其妙，你是在检查业务，还是在检查卫生？管他是谁呢，我说我不干了！甩手就走。”王健说。
王健注定要得罪领导。当1990年11月20日接到北京“联办”王波明的电话后，王健再也坐不住了，他再次越级向市委书记李灏汇报。此时，张鸿义刚好进到李灏办公室，脸色自然好不了。“反正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下台不干了。”正是在这次汇报后两天，李灏拍板深交所开业。
1991年7月3日在深交所正式开业仪式上有个不好的兆头，庆贺的气球怎么也升不起来，一个升到半截就再也上不去了，另一个居然在空中爆了。此时正是深圳救市的节骨眼，7月10日深圳召开救市会，在会上，王健突发大面积心梗，从此离开战场，退居二线。
1992年深圳市任命王健为深交所上市委员会主席，能清闲些。此职使王健自然成为其后成立的中国证监会发行委员会的首批委员。王健回忆说：
“第一次让我去北京开上市发行审批会，到了北京，第一天给资料，一给就是十几家上市公司的资料，很厚，抱都抱不动，拿到旅馆里根本看不过来，连标题都看不过来，但第二天就要开会。公司资料里还夹有证监会某领导的条子——‘我认为这个企业不错’，就是暗示让评审会过关。于是我还就认真看了批条子的拟上市公司的材料。第二天我就没有客气，说，‘既然有领导条子，头儿都发话了，我们还走什么形式，不用审算了’。而那些委员都不说话，其中好多委员是我国的知名教授和学者。反正我是仔细看了有批条的那家企业的报表，那是家吉林企业，大股东却是深圳的一家私人公司，完全是拼凑的业绩，连主业都没有，所以我坚决反对通过。结果主持人让大家回去再看看。第三天我还是坚决不同意这家企业上市，并且希望今后表决不要采用不记名投票，而且要写明同意或反对的原因，上市委员应该承担后果。结果以后证监会发行委员会再也不让我去了。”
1993年3月，王健改任深交所副理事长，期间接待过许多中央首长。一次李鹏总理来访，站在交易所二楼扶台开市敲钟的地方听讲解。那下面原有一个大旋转楼梯顶着上面的扶台，装修时把旋转楼梯拆掉了，扶台没有支撑，最多承重六七个人，只供开市敲钟用。当李鹏上了扶台，王健就堵着后面的人，不让他们过去，其中可能还拦住了广东省省委书记谢非。
事后王健受到埋怨。王健心里也不舒服，心想：“救了他们的命还受埋怨，不就是为了在旁边照个相、电视上露个脸嘛！”他心里总是不舒服，于是别人也不舒服他。爷的脾气。
【存档】深圳争取立法权遇阻
深圳人确实有想法。张灵汉时任深圳市市委政策研究室条法处处长、深圳市法制局局长，被认为是深圳取得立法权的第一功臣。他说，“深圳要搞立法，并不是深圳自己的要求，中央下文件颁布建立深圳特区的政策时，要求把改革开放政策法制化，通过立法对外公布和保障实施。只有法律才能让境外人士相信，人家才敢来投资。而深圳一直都是靠红头文件来操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暗箱操作’”。
随着特区的不断发展，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有些创新的东西通不过，深圳就更急着取得立法权。1987年夏，广东省经济法研究中心在深圳召开研讨会，张灵汉在会上抛出立法权话题。一位老干部说：“我不能苟同，广东被授权立法，你也要立法权，这样广东不是多头立法了吗？一个省弄得四分五裂的，违反国家法律的统一原则，我不赞成。”这个话题激辩了三天，没有结果。
1988年11月，中央决定同意给予深圳立法权，但不同意深圳设立立法委员会，要成立深圳市人大，并授权人大立法。1989年4月4日，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深圳立法权的议案遭到了反对，上海、广东两个代表团意见都很大，议案未能提交大会表决，而变通为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市产生人大及其常委会后，再对国务院的议案进行审议。这意味着这一议案的讨论范围从全国人大代表层面缩小至全国人大常委层面。
议案表决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说：“反对的举手。”即便这样，也有不少人举了手，反对和弃权率高达40%，彭冲看了一下会场后马上宣布“通过”。
后人所不知的是，深圳本来打算学习香港的做法，不设人大、政协，但为了争取立法权而作了妥协。
【第十回】·STAQ想学美国纳斯达克
超前设计被中国国情纠结
STAQ定位法人股
出书，办讲座，调研证券市场，帮着沪深兄弟建交易所，张罗国际研讨会，忙前忙后，山忙海忙，人家的田肥了、牛壮了，“联办”却忽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扎煞着不知该抓挠什么。
1990年3月8日，“联办”总干事宫著铭提到了纳斯达克，提到了自动报价系统。
宫著铭说：“根据外国的情况，证券交易分为两种，一种是场内交易，一种是场外交易，也叫柜台交易。这两种各个国家都是分开管理。进交易所的一般是大公司，场外交易的大多是小公司。另外，股票在交易所，债券在柜台。”
“以美国为例，美国最大的交易所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有1300家，上市股票有1000多种，但美国有一个自动报价系统，它在华盛顿，上市的股票有3万多种，会员有6700家，其中有些同时又是纽交所的会员。从交易量来讲，原来纽交所比自动报价系统大，但1989年后者超过了前者，因为后者没有地区和时间限制。”
“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个自动报价系统，实际上是受了美国纳斯达克的启发。这样在我国形成了上海的场内交易和北京的场外交易，也便于一些边远地区和小公司通过自动报价系统进行交易。”
“‘联办’把它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定名为STAQ。”
STAQ看上去和纳斯达克相似，但差别很大。STAQ当时有10家上市公司，但它交易的是不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交易的法人股，这才真的是中国特色：中国上市公司不仅有流通股，还有不能流通的法人股，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1992年发行法人股的定向募集公司有3000多家，绝大多数无法在深沪两个交易所上市。到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生效，宣布停止批设股份募集公司时，这一数字已突破了6000。给法人股设立一个单独的交易市场，这既是STAQ的历史性市场定位，也为它的短命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