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文件要削人行权
各路好汉日夜兼程快马加鞭起草《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下简称《设想》）。
起草小组由8人组成：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蔡重直、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王波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西庆、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及中创工作人员许小胜。
《设想》包括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关于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关于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设想》虽由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宫著铭牵头起草，但其中却有专论要中国人民银行交权：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开始可以暂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代行职责，但一俟时机成熟，即应由银行系统分出而独立于国务院领导之下。
证管会不宜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期领导，其理由如下：
甲：银行业与证券业利益不同，属竞争对手（就争夺社会闲散资金而言），潜在矛盾冲突很大；
乙：银行业与证券业对风险的态度不同，不易平衡保护投资者利益与保护实业界积极性之间的关系。由于银行业传统上对风险的态度较保守，其管理将会对实业界证券的发行作出种种限制及过多的披露要求，以致增加筹资成本，挫伤实业界积极性，使得建立证券交易市场的原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失去；
丙：如商业银行参加证券交易业务，容易混淆长、短期资金，产生透支交易，用储户的存款投入交易市场，一旦证券交易市场发生较大波动，银行立即周转不灵，对社会公众易造成负面的心理压力。美、日、英、意等各国均将商业银行摒除于大部分证券交易业之外。
证管会亦不宜由计委领导，其理由如下：
我国计委历史上一直权力很大，管理体系完全是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证券交易不论从实际、理论，还是心理上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特征，其运作方式与计划体制格格不入。
财政部领导所可能产生的问题与计委领导类似。
我国三权分立形成并不明显，亦无立法设立的“第四权”之类的机构，所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式的完全独立型的机构不尽现实。
高层第一次推动证券市场
1988年11月9日，中央高层第一次着手推动创建中国证券市场，听取《设想》的汇报。
晨9时，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顾委常委兼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以下是当时的会议记录。
张劲夫同志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是否条件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同志问中小企业股票上市情况。
王波明同志进一步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
劲夫同志问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
周小川同志讲：“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
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同志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
原国家经委主任吕东同志问道：“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与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股票上市有何区别？”
高西庆同志用以色列国营企业上市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做法进行了解答。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同志说：“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与投资部门为什么分开？分开是有道理的。专业银行有投资部，不能合在一起，那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所以要分开。我们当初建投资公司，也是为了改革的需要，不能再退回去。”
金建栋同志介绍了目前全国有745家信托投资公司，属于专业银行系统的占400多家。其中37家是经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还有一些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但已经获当地政府批准或主管部门批准的金融公司。
劲夫同志说：“这次要清理，不经人民银行批准的不行。”
依林同志问道：“还有一个问题，即股份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我赞成股份制，但要弄清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与现有企业的关系，这里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企业不透明的话，股份制实现不了，需要评估才能上市。”
张晓彬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
周建南同志说：“现在企业是原有资产不清就发股票。”
吴明瑜同志说：“要建立国际标准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一个是等企业都搞好再上市；（依林同志马上说：那不行。）一是各部门各公司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花上一年时间搞研究。”
依林同志插话说：“同意。”
周小川同志说：“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中央银行是市场的操作者，说到管理，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同志说：“年轻人花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证券交易所是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它首先具有复杂性。在公有制情况下，怎样搞交易所？基础工作差，市场发育差，竞争不充分，价格不合理，管理水平不高，要加强基础工作。搞交易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如投机、市场波动等，总之，到底会产生什么问题心里没底。第二要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开始人才培训工作，着手建立有关法规。以哪个交易所为中心？如北京。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是由体改委牵头还是由人民银行牵头？”
吴明瑜同志说：“先明确中央哪个领导牵头。”
项怀诚同志讲：“交易所作为明后两年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要早起步，这并不意味着条件具备。交易所的建立应有发育完善的市场，要有严格的秩序为基础，管理上比较健全的企业。交易所需要价格税收体制合理，对人才的要求也很严格。现在实际状况是可能只有几个企业上市。但交易所可以迫使企业面对市场，逐步上市。规范化的市场应是好的企业上市，我国则是买卖亏损企业，这正是中国能走的一步。国外基本上是股票，我国基本上是债券，中国很可能从债券交易起步。目前还是体改委牵头为好！财政部一定参加。”
安志文同志说：“我让刘鸿儒同志参会，他不在京。我的意见是两句话，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主要是企业股份化条件不完全成熟，另一方面已开始交易，要及早解决交易市场问题。”
张劲夫同志说：“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依林同志此时插话说：我也是积极分子。）中心思想是怎样探索所有制的优越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是企业、市场、宏观管理三个机制。我多年思索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做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
依林同志插话：“要紧锣密鼓地搞。”
依林同志最后说：“我讲一个意见，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是不是实行股份制可以解决，也可能股份制是解决因素之一，我对股份制一直支持，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赞成志文同志的意见，即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困难多，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就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方法我很赞成。怎么搞法，我赞成劲夫意见。”
12时10分，散会。
三股力量蹒跚前行
这次会议很重要。但实际上，在金融证券业，大都不太知道这次会议。多少年后，当时参加或后来听说这次会议的人还各有说法。
张劲夫（中共党内较早涉足财经管理事务的领导人之一，历任财政部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国务委员和国家经委主任；1987年新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他又以中顾委常委身份兼秘书长。和中央财经部门其他领导人相比，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
1988年，中国改革到了一个关口。物价闯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抢购风，农业、工业和商业都面临一系列困难。中央决定，花三年时间搞治理整顿。这样改革的步子似乎就要放慢了。怎么改？后来，中央归纳出四个方面的改革。一个是企业制度，到底该怎么看股份制、该不该推广股份制？另两个题目是有关宏观调控方面的。第四个就是建立资本市场这件事。
前三个方面，经过10年改革，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大家比较熟悉。在围绕这些题目的研讨当中，除股份制方面以外没提出什么新东西。但有关股票交易所的事情、资本市场的事情，要复杂得多。所以研讨一直没搞起来。巧得很，正在这时，那份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设想》拿到财经领导小组来了，所以中央委托依林同志和我，把这个研究小组请到中南海来，作一次汇报。
吴明瑜（自1954年起，吴明瑜担任张劲夫同志秘书近10年，后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那次在“联办”推动和参与下，1990年5月在锦江饭店召开了一个证券国际研讨会，我去了。到会的有美国证监会主席，我和他谈话时说，我们是理论先行。做一件事，先得在理论上讲得通，常常要打一阵理论仗。我还告诉他，我们找出了好多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股份制、证券交易和社会主义是相容的。这位美国人听了以后非常惊奇：噢，原来马克思还讲过这样的话。
对于宫著铭、张晓彬、王波明他们搞出的白皮书（指《创想》），我是非常欣赏的。可以说，我自己也从中获益匪浅，因为当时我对二级市场方面的知识还很有限。总之，我把尽快让中央重视这件事，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
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讲，有计划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是根本制度，商品只是方法。这就倒退了。小平南方谈话，反复讲了市场经济问题。其实在那之前，他连续几年去上海，都谈这个问题，1991年春节讲得最明确，他和朱镕基谈了很长时间。朱镕基向上海市干部传达了精神。那年3月，《解放日报》登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提出不要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就是小平谈话的精神。可是北京有几家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批皇甫平。后来一张大报在9月2日发表社论，还提出“改革中一切问题都要问一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篇社论当晚播发后，中央领导同志发现了，责成立即删除。但同一天该报的理论版还发表文章，大讲姓“资”姓“社”。你们看，那次争论有多激烈！
王波明（1989年起任“联办”副总干事、总干事）：
白皮书的编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组合：大宫（著铭）、晓彬是总张罗，和岐山一起负责政策上的把关和协调；西庆、大刚在法律方面，王莉在交易操作和结算实务方面，我在交易所的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还有几十位来自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和方方面面的人参加讨论。总之，白皮书的完成，既是多领域专家合作的成果，是多个政府主管部门协调的成果，也是民间和政府相结合的产物。应该说，在中国的重大改革项目当中，并不是全都能做到这个程度的。这种办事的思路和方法，一直延续到“联办”成立以后，也对许多同行产生了好的影响。
李青原（1989年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处长和“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1992年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后任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顾问、高盛集团国际顾问。2002年7月，李青原出任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离开。）：
我不太懂操作方面的事，只能参加一些方向性问题和大的定位、策略方面的讨论。1988年9月回国以后，当时康华公司要搞证券公司，邀请波明加盟。我认为，如果进了一个公司，将很难站在全局角度去推证券市场，起点不够高。真要干这件事，就需要有一个民间性质的自己的组织。当然，后来“联办”真的以民间身份办事，遇到了诸多不便，所以我又特别积极地联络、推动挂靠体改委的事。这是后话了。你说我学了一肚子的马克思理论对中国股市发展有什么用？至少他们问姓“社”姓“资”时，我还能搬出来抵挡一下。
高西庆（1989年任“联办”首席律师，1992年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后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副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
证券市场从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搞起来，的确有偶然因素。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几个人（指我和波明这批留学生）折腾，中国还得再过些年才会有证券市场——这不是恭维，而是说股票市场现在的弊端该由我们负责，或者说证券市场搞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