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狮:一座城市崛起的30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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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成长的烦恼(4)

石狮的试验一点不比海南落后,建市之初的石狮党委系列只设市委办和党务工作部两个部门,政府系列只有市政府办公室、经济局、国土建设局、教科文卫局、侨台外事局、内务局、人事监察局、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局等11个工作机构,平均比当时的一般县机构精简了2/3,五套班子的领导人数也少了一半多。一时间,作为“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前来取经采风者络绎不绝。

更令人们称奇的是,一个小小的石狮经济局对应的其他平行县的局(委)就有22个,而对应的省级委(厅、局)有34个,一个教科文卫局则包办了平行县的科委、卫生局、文化局、体委等4个机构。

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倒金字塔”结构,对应的上级机构大如斗,而下面的机构却小如线。于是,就在石狮人频频介绍自身的改革经验之时,一连串的烦恼也无法避免地接踵而来。

一位石狮粮食公司的领导到上级开会要求调拨粮食,很多人并不知道此前的石狮已经把粮食、商业、物资、旅游、二轻等经济行业性部门的管理职能收归新成立的经济局,然后取消这些部门,分别成立了相应的经济实体公司,并允许其下属企业吸引内外资成立股份公司,由其自主经营,参与市场竞争。还没等他介绍清楚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时,上级的人就不耐烦地说:你们是企业部门,跟我们无关,回去吧。于是,这位领导只好赶忙回来叫人补刻了一个粮食局的公章。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为解决与上级对口问题,石狮市当时曾专门刻有计委、物资、粮食、旅游、土地等九个部门公章妥为保管,以备不时之需,遇到什么事情就取出相应的公章盖上。即使这样,公务人员仍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疲于接待,而且成绩有限,因为上级评各种先进的时候还是轮不上自己,原因很简单:主体不清。

到省里开会也成了问题,上头指定某某局开会,可石狮却没有这个局,只好派个人去取文件。有时候尽管局名对上了,但又因为级别不对应,本该去个局长的可石狮只有这个部门的科长,这在上级看来就是对工作不认真,甚至有点不可理喻。由于一年到头会议不断,仅一个经济局就要对应泉州20多个部门,对应省里30多个部门,最后实在分身乏术,就干脆派部车去拉文件,有时候一次拉回一车。

就在石狮几乎每天都体验着改革者的尴尬之时,另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先锋海南省也面临着同样的烦恼。那个时候的海南经济基础薄弱,得跟国家“要饭吃”,北京来的部长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海南要健全机构。言下之意,要不然我给了钱干了活算谁的呀?你文化体育都在一个厅里,体委说我拨给你的钱是拿去搞体育的,你凭什么用它去搞文化?文化部说我拨给你的钱是拿去搞文化的,你凭什么用它去搞体育呀?你没有一个专门的厅,我拨了钱放心吗?

实际上,到实行机构改革的第二年,石狮就已经有些吃不消了。根据上级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石狮党委系列工作部门增至5个,政府部门增加3个,将原人事监察局分拆为人事局和监察局,另增设司法局和安全局。在随后的十几年间,石狮的这场机构改革一直艰难地踯躅不前。

到1991年,党群系列增加共青团等部门,政府系列将司法局和监察局合并为司法监察局,但将审计局和外经委从经济局分离出来,将教育局从教科文卫局分离出来,使部门总数达到17个。到1996年,石狮市出台25个职能部门的“三定”(定职能、定内设机构、定编制)方案。此后的1997年、1998年和2002年,三次改革中又新组建9个行政机构。伴随着机构日益庞大,人员也在膨胀。

“机构膨胀得很厉害,建市时官员数量是100来人,现在是400多人,党校培训时都坐不下。”2004年时,一位石狮官员对记者苦笑着说。后来有位泉州领导说了句公道话:“当时石狮有些措施是过渡性的,有些是理论上讲得通的,但在大的体制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好坚持的。比如,石狮曾一直坚持市委书记兼任政府市长,直到2006年政府换届时才由市委副书记出任政府市长。在其他市委书记都不兼任市长的背景下,石狮这样做只能把一把手累死。”

海南省后来在总结自己的行政体制改革经验时说出以下几条教训:第一,一些市县不按省委政府要求进行机构改革,超编设置机构,连进人都管不住,机构改革又怎能不陷入“缩减——膨胀——再缩减——再膨胀”的怪圈呢?第二,精减机构不仅是“减人”,关键是“增效”,提高执行力。第三,“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没有错,但没有组织好大社会,又怎么可能有小政府呢?

或许与海南不同的一点是,石狮的民间力量非常强大,各种群众组织异常活跃。正是基于此,石狮才更加坚定了机构改革的信心,按照当时的理念:坚决把不该管、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通通下放和转移出去,政府只做那些社会做不了、企业做不了、群众做不了而应由政府来做的事。

但事实证明,“下动上不动,越改越被动”,随后的石狮人都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行动,一个面积不过16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20多万的县级市,要想孤军深入根本是不可能的。后来有人评价说,石狮的这场改革是一场失败的试验,但它同时提供了一个标本,供以后的改革做借鉴。它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整个社会制度还没有足够成熟之前,任何改革都注定是一场无言的结局。

令人欣慰的是,石狮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2007年12月,中共十七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次被海外媒体称为“决定21世纪前半段中国的方向”的会议上,中央不仅明确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指出“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公民意识”、“表达权”等一系列新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上。随后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是:2008年3月,两会代表们坐在一起审议酝酿已久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一个人们关注已久的新名词——“大部制改革”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历史仿佛完成了一次轮回,但毕竟已时过境迁。20年后的这个春天,当世人都在等待着“大部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时,不知此时的石狮人作何感想,不知有多少人还能记起,就在20年前的那个夏天,一个中国新生的县级市与刚刚建省的海南一样,上演了一场令它们至今仍刻骨铭心的“破冰之旅”,每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石狮人都或多或少地成为这次旅途中的一员。

曾几何时,一场“小政府、大社会”的试验为石狮再造了空前的品牌影响,也鼓舞着石狮人继续奋勇前行,但现实的逻辑又最终使他们发现自己无法承受这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在闽南一个叫石狮的地方,一群顽强而执著的人,曾经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几乎所有的激情,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贡献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