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金融危机是在美国爆发，但余震很快波及欧洲和整个世界。经济危机很快蔓延到拉丁美洲，玻利维亚、秘鲁、智利先后出现债务违约。1931年5月，奥地利一家银行破产。不到一个月之后，危机就传染到了奥地利的邻国德国，德国的银行体系崩溃，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流失，最后不得不采取资本管制的政策，冻结境内的外国资金。英国的银行有大约5亿美元被德国扣押了，还有几亿美元在中欧、拉丁美洲，可能血本无归。投资者对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丧失了信心，资金不断撤出英国。美联储和法兰西银行提供给英国的2.5亿美元贷款很快就耗尽了。大英帝国的黄金每天都在流失，就像鲜血从伤口中流淌出来。英国再也挺不住了。不是金本位死亡，就是英国死亡。1931年9月19日，英国退出了金本位制。在短短几天之内，英镑兑美元的汇率狂跌25%。曾经对英格兰银行和大英帝国充满信心的投资者在一瞬间失去了他们的财富。就在英镑贬值前几天，荷兰中央银行的行长见到诺曼，他居然天真到去问诺曼，英镑会不会贬值，荷兰外汇储备中的英镑是否安全。当诺曼告诉他英镑不会贬值的时候，他居然更天真地相信了。结果，荷兰中央银行丧失了其全部的资本金。
放弃了金本位制之后，诺曼似乎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他的朋友鲍德温说，让诺曼放弃金本位制就像让一个处女失去了她的贞操一样痛苦。他变得越来越沮丧，越来越迷茫。直到1933年，媒体突然发现了诺曼先生的“绯闻”。这一年，61岁的诺曼迎娶了一位33岁的贵族姑娘。好奇的记者把婚姻登记处围得水泄不通，这对新人只得翻墙逃跑。1933年4月，刚刚上台的罗斯福总统突然宣布停止黄金兑换，美国也放弃金本位制了。这个消息震撼了全世界，诺曼先生却一点也不知道。这时，他正在地中海的小岛上，尽情地享受迟来的蜜月。
罗斯福、白银与中国
20世纪30年代，美国白银行业总共雇佣了不到3000人。1934年，罗斯福总统为了取悦美国的白银利益集团，颁布了《白银收购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以高价购买白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法案冲击了当时唯一实行白银本位制度的中国，引发中国的通货紧缩，迫使中国放弃白银本位制，随后滑向恶性通货膨胀。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美国的白银购买计划促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
美国一向是白银生产大国，但白银业在美国经济中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业。1934年，美国的白银产值不过3200万美元，比花生和土豆的产值都少。然而，美国的白银生产主要集中在其西部七个州，包括犹他州、爱达荷州、亚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内华达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来自这七个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选票的1/7，七个小矮人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力量强大的白银利益集团。想在参议院通过什么政策和法案，就必须得到白银利益集团的支持。胡佛当总统期间，白银利益集团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到罗斯福当总统之后，白银利益集团认为出头的日子就要到了。罗斯福在蒙大拿州做竞选演讲的时候就曾经说过：“白银必须作为货币金属储存起来，民主党保证就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和白银利益集团长期并肩作战的农业集团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也一直在旁边摇旗呐喊。看来，是到了美国白银集团扬眉吐气的时候了。起初，英、美、德等国纷纷实行金本位制，白银不能再和黄金平起平坐了，银价随之跌落。随后，1929年爆发了大萧条，白银价格再次急剧下跌。1928年每盎司白银值58美分，到1932年只值25美分了。再不出手救助白银利益集团，兄弟们的心都要凉了。罗斯福总统深谙政治交易之道，稳住了白银利益集团，就可以放手去实施激动人心的新政，这是多么划算的买卖啊。
1934年6月，罗斯福总统欣然签署了《白银收购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每盎司白银的市场价格达到1.29美元为止，或者，直到财政部持有的白银储备的货币价值达到黄金储备货币价值的1/3。美国财政部根据这个法案从事的白银交易一直持续到1961年。《白银收购法案》作为一项法律直到1963年才寿终正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年《白银收购法案》规定的两个目标，从来都没有实现。首先，美国财政部收购白银，只不过暂时地缓解了银价的下跌趋势，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新兴的照相业需要大量使用白银，才扭转了银价的颓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期货市场上玩投机的亨特两兄弟一度把银价炒到每盎司50多美元的天价。但随后银价就一落千丈，回到了谷底。其次，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白银储备对黄金储备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1∶5，这离1∶3的目标差得远呢。白银从来就没有轮到再次粉墨登场、充当货币金属的机会。从长期来看，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收购推高了白银价格，才加速了白银去货币化的进程，白银的货币需求减少了，银价当然会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恰恰损害了白银集团的长远利益。
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采取金本位制之后，中国成了唯一一个实行银本位制的大国。当时的国民党原本也想实行金本位制，而且已经请了美国专家过来设计货币改革方案，但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爆发了1929年大萧条。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放弃白银本位，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萧条的影响。当时，与中国贸易的国家都是金本位制，白银价格迅速下降，意味着中国的货币出现了贬值。1929年，中国的银元等于36美分，但接下来的两年，相对于黄金来说，白银价格下跌了40%，中国的一个银元跌到只值21美分。货币贬值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1930年和1931年，中国出现了国际收支盈余。当其他国家仍然饱受通货紧缩困扰的时候，中国却经历着温和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
受到美国《白银收购法案》的影响，白银价格大涨。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升值了。1931年到1935年间，中国的银元升值几乎达到100%，贸易顺差很快逆转为贸易逆差。国际银价的上涨速度快于国内银价，国际银价比国内银价高1/4。于是，中国的白银像潮水一样流向了伦敦的国际市场。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截至1934年年底，中国白银出口量约为5.6亿元，其中5/6是在美国通过《购银法案》之后。
当美国开始讨论《白银收购法案》的时候，中国的银行公会就曾致函美方表示反对。《白银收购法案》实施之后，当时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急得不顾外交程序，要直接跟罗斯福总统交涉。罗斯福总统一向标榜自己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理由是他外公曾经在中国做过鸦片和茶叶生意，赚了100万美元。但是，在白银政策问题上，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抗议，罗斯福却丝毫不为所动，他说，这个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并非我们的事。他们如果愿意，尽可制止白银外流，而我们不能只因为中国人不能保护自己就改变我们的政策”。
中国能靠自己的力量，制止白银外流吗？1934年10月14日，中国宣布开征10％的白银出口税以及根据世界银价波动而确定的平衡税，以拦阻或减少白银的流出。但征收白银重税之后，减少的只是合法的白银出口，大大助涨了白银走私活动。据粗略估计，1935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仍有1.5亿元到2.3亿元之巨。实施白银出口税之前，内地的白银大量流向上海，再从上海流向伦敦。开征白银出口税之后，上海的白银开始倒流，流向内地，再从内地，经香港或日本占领区走私出境。那时，在华的外国银行和商号享有治外法权，它们根本不理会国民党的政策。1934年1月，上海外商银行库存白银共2.75亿元，到1935年时只剩下不过数千万元。
白银外流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吗？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一触即发。美国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飞扬跋扈。然而，白银外流无意中给了日本人趁火打劫的机会。日本在中国华北大搞白银走私，把从中国或偷或抢过来的白银运到伦敦出售，获取暴利，用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本币值。仅仅是1935年9月一个月，日本出口到伦敦的白银就有2079万日元，但日本每年的白银产量尚不到800万日元，这凭空冒出来的大量白银，大部分来自日本在中国的走私。日本还在1934年11月到12月之间，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遽然下降到不足5000万元，几乎耗尽了中国的家底。美国的白银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连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摩根索最后也承认，美国的白银政策正好契合了日本人的意图。
白银不断外流而引发通货紧缩，一时间银根奇紧、金融梗塞、百业凋敝。金融恐慌由上海波及全国，几十家银行和上百家钱庄倒闭，企业纷纷停业、破产。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减少60%，停工的橡胶厂十有其六，停工的面粉厂也达半数以上。这一破产倒闭风暴甚至连部分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也不能幸免。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企业曾经一度经历了一个辉煌的黄金时期，至此，已然江河日下。
1935年11月，中国被迫放弃银本位制，改为发行法币。没有了白银本位的约束，中国的货币发行如脱缰野马，从此失去了控制。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纸币的发行量增长了400倍，物价随之腾跃直上。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物价已经达到战争之前的1600倍，几乎以每年150%的平均速度增长。抗日战争之后，法币发行的速度进一步飙升。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印刷的钞票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当时曾有广东的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额为100~2000元不等的钞票，当做造纸原料。
国民党最后孤注一掷，于1948年8月22日再度进行币制改革，一方面冻结价格，另一方面要求将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全数充公，实现金本位制，发行金圆券。设计金圆券改革的主持人，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商王云五。金圆券改革伊始，小民们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排队到银行，把积攒下来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但达官贵人们就没有这么听话了，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坐镇上海。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上海义乐饭店导演了一场“鸿门宴”，将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请来，要他们马上汇报金银外币的存量，要求限时送交中央银行。他满脸杀气，对违令的大商人严厉打击，将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逮捕入狱。杜月笙则公开揭露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大量囤积汽车、呢绒，匿藏金银外汇，要求蒋经国“一视同仁，给予查处”。蒋经国刚想向孔令侃下手，孔令侃立即向姨妈宋美龄求援。事情惊动到在东北战场指挥的蒋介石，蒋介石匆匆从前线回来，下令让蒋经国手下留情。
导致金圆券改革彻底失败的根源在于发行速度太快。原本计划只发20亿元的金圆券，不到三个月已经发行19亿余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到1948年11月底，金圆券已经发行了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前后不到十个月，金圆券发行总额达130万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6.5万倍。1949年4月，国民党统治区的价格与1946年12月相比上涨了5400万倍。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各地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记者写道：“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
如果没有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国民党一样会下台，但是，罗斯福的白银政策加速了国民党时期的通货膨胀，并为1948年至194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打开了大门。这段历史告诉我们，通货膨胀，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