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群居动物中，对等级秩序都有着天然的敏感。我们前面谈到的倭黑猩猩群落也不例外。但是，倭黑猩猩群落中的首领是年纪较长的雌性，所以其权力的更迭是比较缓慢的，要等到原来的首领年老之后，慢慢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其内部秩序也较为稳定。在黑猩猩部落中，任何一个到了成年期的雄性黑猩猩都可能是统治者的潜在竞争对手，因此冲突随时可能发生。当等级秩序没有办法确定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暴力和混乱。只有当原来的统治者镇压了潜在的竞争者，或是新的政治力量夺取了统治权之后，秩序才会恢复平静。等级越是清晰，秩序越是稳定。从属者不会贸然发动挑战，统治者也不会轻易制造冲突。人类社会也一样，我们追求的是人人平等的民主，但是一旦在需要作出决策的时候，命令胜过民主。在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中间，当等级秩序没有确立的时候，孩子们之间的攻击行为会迅速提高，但是，当秩序确定之后，最顽皮的孩子也会变得很乖。我们在毕业典礼上要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吃饭的时候要煞费苦心地排座位，日本人鞠躬的时候要精确地区分等级的差异，甚至我们跟别人谈话的时候都会通过嗓音的高低，去寻找我们在等级秩序中的位置。一项关于美国著名主持人拉里·金访谈节目的研究发现，当来宾的社会地位比他高的时候，拉里·金会不由自主地降低声调，但当来宾的社会地位比他低的时候，拉里·金会不由自主地提高自己的声调。
一切政治竞争，均是为了确定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确定带来社会的稳定，消除潜在的冲突，但政治秩序的确定，却经常会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实现。想想倒在血泊中的鲁特，再想想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甘地、拉宾……这就是政治的悲剧。
服从到底
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代表画家之一，他出生在纳粹德国战败的那一年。1969年，基弗该从弗莱堡大学设计学院毕业了，但他的毕业作品让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们大为疑惑。基弗的毕业作品是他在欧洲各地拍摄了一系列照片：在卢浮宫前，在英国运河，他身穿纳粹军服，摆出纳粹敬礼的姿势。这个狂妄自大的小子究竟在搞什么鬼？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们被激怒了，他们没有让基弗毕业。多年之后，基弗自己谈到这组照片的时候说，他想试一试，当举手敬礼的时候，自己是否会感到激动。他想知道，德国人究竟携带着什么样的政治基因，是否一旦有适宜的历史机缘，就又会激发出德国人潜伏的法西斯本能？
弗雷德·普罗齐（Fred Prozi）可没有艺术家那样敏感。他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相貌平庸，待人和善。1961年，他报名参加了耶鲁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实验。普罗齐先生之所以报名，是想挣一些外快花。他当时失业了，而参加这个实验能得到每小时4美元的报酬，这可比当时的最低工资高多了。
招募广告上说，这是一个研究学习与记忆的实验。普罗齐先生被带进实验室，他遇到了另外一个参加实验的人，一个40多岁的男子，看上去彬彬有礼。抓阄之后，普罗齐被分配的角色是“教师”，另外一个人是“学生”。主持实验的是一个身穿白色实验服、表情严肃的教师。他让普罗齐把“学生”绑在隔壁的电椅上，手腕上敷上电极。普罗齐每次要向“学生”提问，让他回答关于一组词汇的问题，如果“学生”答错了，就按下开关电击“学生”。主试者先让普罗齐自己试了试45伏电击，体验一下“学生”的感受。然后，实验开始了。“学生”答错之后，普罗齐就要电击“学生”，从15伏开始，逐渐加码。
到75伏的时候，普罗齐听到隔壁的“学生”开始呻吟。到150伏的时候，“学生”苦苦地哀求，要退出实验。到180伏的时候，“学生”大声地叫喊，说自己已经受不了了。普罗齐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拼命地摇头，仿佛也非常痛苦。他跟主试者说：“我接受不了，你没有听到他在呼救吗？”主试者面无表情地说：“实验要求你继续下去。”普罗齐嘴里嘟嘟囔囔的，不太情愿地继续按下开关。到195伏的时候，“学生”大声喊：“放我出去，我心脏受不了了。”普罗齐又停下来，征询主试者的意见。主试者仍然冷冰冰地说：“继续下去。”普罗齐不停地增加电压，直到270伏。他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测试的卡片终于读完了。但主试者告诉他：“你必须得把学生认错的那些词都重读一遍，直到他们全部记住为止。”普罗齐一再抗议，但是主试者丝毫不为所动。“学生”已经不再呼救，隔壁房间里面只有低沉的呻吟声。主试者告诉普罗齐，不回答也算答错，要继续电击“学生”。普罗齐已经把电压升到450伏。他回过头问主试者：“万一他死在里面怎么办？”主试者说：“一切后果由我承担。”普罗齐又问：“难道我们不应该去看看他究竟怎么样了？”主试者说：“等实验结束再说！”普罗齐仿佛下定了决心，他不再犹豫，发狠一样地增加电压，455伏、460伏…
这就是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从1961年开始做的一系列实验中的一幕。普罗齐其实不知道，那个“学生”并非是应聘者，而和主试者是一伙的。他听到的隔壁的呻吟、喊叫、抗议和哀求，不过是播放在录音机里面事先录好的内容。这个实验不是关于学习和记忆的，而是研究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对权威服从到底。在做这个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问过40多位精神科医生，让他们猜测有多少人会把电压一直增加到450伏，直到把实验做完。精神科医生们说：“1%。”只有恶魔才会如此冷血。但是，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有大约2/3的被试者按下了450伏电压的开关。很多被试者在实验过程中感到极其不舒服，紧张得瑟瑟发抖、大汗淋漓，声音变得结结巴巴，甚至发出神经质的笑，但是，他们还是会服从到底，把实验做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发现，男女性别比例对实验结果没有影响，种族的不同对实验结果没有影响。换言之，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撒旦。四十多年以来，很多学者重复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四十多年的社会进步会让人们有更多的警醒吗？没有。实验的结果几乎一模一样。
基弗的毕业作品激怒了答辩委员会的成员，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也激怒了他的同行们。这个实验太离经叛道了。他申请母校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被拒绝了，最后只得到一个不太出名的纽约城市大学，在那里继续做他异想天开的研究。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被称为“六度分隔理论”，说的是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6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6个人，你就能认识这个世界上所有你想认识的人。这真是一个八卦到家的理论。
米尔格拉姆并不关心如何解释自己的实验结果。后来的心理学家作了很多尝试，比如说或许身穿白大褂的主试者代表了大学和科学，而这可都是现代社会中被大家公认的权威；比如说电压是一点点增加了，重复的次数多了，人们就会产生麻痹意识；比如说被试者对信息的了解不够全面，他们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要求，难免会不知所措；比如说责任的划分并不明确，服从者认为上级理应承担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这些“解释”，其实都是想回避米尔格拉姆要求我们正视的一个冷酷现实：想要找到潜在的纳粹分子吗？你不必到精神病院去，在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小镇，随处都可以找得到。人人心中都藏有魔鬼。只有当我们眼睛一眨都不眨地注视着它们的时候，它们才会讪讪地退下。如果我们稍不留神，甚至故意扭过头去，它们就会悄然出动，用毒汁浸淫我们的心灵。
传染病和基督教本文为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读后感。
两千多年前，在罗马帝国，基督教不过是几个偏僻的乡下人相信的异端。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几个月之后，总共只有120名基督徒。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初，基督徒的数量已经相当壮观。很多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基督徒的数量作了估计，结论是在大约公元300年的时候，基督徒的人口已经达到罗马帝国人口的1/20甚至1/10，大约在500万~750万人左右。按照这个估计，在不到300年的时间内，基督徒的人数以每十年40%的速度在增长。尤其是在公元2世纪中期到3世纪初期的大约五十年时间内，基督徒的人数迅猛增长。正是由于基督徒的人数浩浩荡荡，才使得罗马皇帝逐渐调整了其宗教政策，从迫害和歧视基督徒，转为容忍甚至推崇基督教。
这些新的教徒为什么会从基督教中得到自己的信仰？按照传统的解释，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奴隶、穷人和被罗马帝国征服和压迫的民族会更倾向于在宗教中找到心灵的寄托。但是，历史学家发现，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往往是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而且，这一发现和其他宗教的起源也有相似之处。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大多数是特权阶层的孩子，他们之所以投靠新的宗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对过去的宗教感到厌恶。是的，他们确实比其他社会成员有更多的特权，但是其对现实的不满甚至要超过社会底层的人们。比如说，基督教的兴起最早是从希腊化的犹太人中出现的，他们分布广泛，尽管很多人已经比较富有，但是所到之处，仍然受到本地人的排挤；上流社会的妇女也是最早信教的社会阶层之一，她们尽管生活富足，但是精神却长期受到压抑。
更有意思的是，瘟疫的流行和基督教的兴起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元165年，一场毁灭性的瘟疫横扫整个罗马帝国，大约有1/4甚至1/3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就连皇帝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也无法幸免于难。公元251年，又一次规模更大的瘟疫袭击了罗马帝国，最严重的时候，罗马城一天就有5000人死亡。在突如其来的浩劫面前，人的生命如同芦苇一样脆弱。目睹亲人和朋友染病死去，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追问，我们之所以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科学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哲学则在无力地诡辩，说什么美德正在消散，社会已经堕落。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McNeil）所说的，“基督教是一个包含了思想和感情的体系，完全适合于动荡的年代”。当时的一个主教对信徒们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都是磨炼，而非真正的死亡……那些蒙主恩召的弟兄已经离开世界，得到了自由。他们离开了我们，却在为我们领路。”这样的教导制止了恐慌和绝望，使人们心灵温暖，而且给予了人们继续上路的勇气。
基督徒所做的甚至远胜这些。在瘟疫爆发的时候，基督徒不顾自身安危地照顾病人，甚至为了给死者准备一场体面的葬礼，毫不保留地拿出自己的一切物品。和基督徒的献身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著名的医生迦林却在瘟疫刚刚爆发时，就匆匆忙忙地逃跑了，直到瘟疫结束才从乡下回来。对于基督徒来说，因为上帝爱世人，世人也必须彼此相爱，这样才能使上帝喜悦。这样一种饱含了爱和慈善的教义，对于当时人人自危、嘲讽一切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震撼。对于异教徒来说，基督教所说的“上帝爱世人”是荒唐可笑的。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信仰的那些神祇，都是有明显性格缺陷的：暴戾、欺骗、嫉妒、反复无常，对世间的人类是藐视和嘲讽的，既然他们是神，就根本不会关心尘世的事情。怜悯在异教徒那里不是美德，而是缺陷。他们认为，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根本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只有没有用的人才需要怜悯，但是没有用的人只配被驱逐出去。当瘟疫降临的时候，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已经被苦难压垮，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被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抛弃。垂死的人倒在路边，没有人会多瞧一眼。但是，即使是对病人进行最基础的护理，也能大大降低死亡率。比如，即使能够给那些垂死的人提供一些水和食物，他们也可能会从虚弱中慢慢恢复，而不必悲惨地死去。由于基督徒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照顾，基督徒在瘟疫中的生存率最高，这无形中提高了基督徒的威信，那些受到基督徒照顾生存下来的异教徒更容易加入基督教，因为他们原来的亲人已经死去，原有的社会网络对他们的束缚减弱。
罗德尼·斯塔克说，“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激发并保持了有魅力的、解放性的、高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想象一下罗马竞技场中兴致勃勃地看狮子吃人的那些观众，就可以知道当时人性的沦丧程度了。基督教带给人们的礼物，是让人们重新找回了人性。